高振农教授：怀念恩师吕澂先生

高振农教授：怀念恩师吕澂先生

高振农

编者按吕澂先生是我国当代着名的佛学家， 也是我刊特聘顾问。他老先生离开我们快要九周年了， 但他那音容笑貌、为人处事， 还不时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他那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忠贞不谕的爱国思想和对佛教学术事业的奉献精神， 都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力量。所以， 我刊特约吕澂先生的高足高振农研究员写了此文， 以寄托我们对他的哀思。

恩师吕澂先生离开我们快要九周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 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心头。这是因为， 我之所以一生专研佛学， 毫不动摇， 完全是他老人家身教言传所造成的。1961 年以前， 我曾从事多种工作。初踏上社会， 在一个农场任农业技术员， 后来当小学教师。建国后在江苏省武进县教育、文化部门任职， 1955 年考入上海华东政法学院， 曾想当一名法律工作者。毕业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改行研究中国哲学史。1961 年， 我投入恩师吕澂先生名下， 研习佛学。当时也只是想到佛学是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 学一点佛教知识， 对研究中国哲学史有帮助， 从未想到要专门研究佛学。其后， 在恩师吕澂先生的谆谆教诲下， 我的思想逐渐有所改变。因为在数年的学习中， 我渐渐得知， 我的恩师虽在16 岁于中学读书时即对佛学有兴趣， 常常爱读佛书。但他在大学学的是经济， 留学日本学的是美学。回国后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务长， 时年21 岁。其后， 他出版了多种美学着作， 影响较大。可是， 当他在1918 年应欧阳竟无之邀， 到南京金陵刻经处协助筹建支那内学院工作以后， 就悉废原有旧学， 专志投身于佛学研究， 数十年如一日， 从未停辍。这种专心一致的生动事例， 深深地影响着我， 使我在五年的学习期满以后， 终于也下定决心， 以专研佛学为我的终身奋斗目标。因此， 完全可以这样说， 我之所以于今天能在佛学研究上稍有成就， 完全是受到恩师吕先生的教诲所致。

我的恩师吕澂先生， 精通英、日、梵、巴(巴利文)、藏等多种文字， 对印度佛学、中国汉地佛学和西藏佛学都有深刻的研究。他以佛学为科学研究对象， 在研究方法上勇于探索和创新， 终于闯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整理、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攀登了近代佛学研究的高峰。他在支那内学院， 先后任教务长、院长等职。他在院内先是协助欧阳竟无办理法相大学和辑印《藏要》三辑。欧阳竟无逝世后， 则继承其遗志， 续办内学院蜀院于四川江津， 聚众讲授佛学。其间曾为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写《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 他继续担任院长，直至1952 年该院院董会决议自行停办时为止。其后， 他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于1955 年起， 任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1 年， 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委托， 在南京举办了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研究班， 我和张春波、杜继文同是该研究班的研究生。

恩师吕澂先生长期追随欧阳竟无， 既是学生， 又是助手。其佛学思想基本上继承了欧阳竟无的传统， 但有所发展， 有所创新。他善于吸取古今中外佛学研究的成果， 既不盲目崇信外国的一套， 也不默守中国学者的成规。他有目的有选择地利用国内外一切研究成果， 特别是近代日本佛学学者的研究成果， 作为思想资料， 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佛学体系。

多少年来， 使我最难忘怀的有以下三件事:

一、在南京佛学研究班学习期间， 恩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我大学毕业不久， 工资收入较低， 家庭负担较重， 故在学习期间伙食标准很低， 每月只吃十多元。他老人家知道后， 怕我身体搞垮， 影响学习， 就主动交代张春波(当时是我们的学习组长)要每年从他的津贴费中资助我200 元， 作为我的伙食补贴费。当时我虽然婉言谢绝了他老人家的好意， 但他那种百般爱护我的精神， 使我深受感动， 更加激发了我努力学习、誓求上进的信心和决心。这件事直至今天我仍牢记心头， 难以忘怀。

二、约在1982 年前后，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通过上海社会科学院领导， 要我以特约编辑的名义， 协助《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佛教部分主编巨赞法师和黄心川先生编纂有关佛教条目， 负责组稿、审稿、改稿等工作。当时因为我刚刚归队， 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对于佛学， 因为经过十年动乱的荒废， 已十分生疏， 正在重新拣起进行学习的阶段， 故对编纂佛学条目，实在难以胜任， 因而迟迟不敢接受这一任务。一次因事到北京， 特地探望了住在清华大学的恩师， 顺便向他陈述了我的想法。是他老人家百般鼓励我， 使我生起了勇气， 大胆地接受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邀请，经过几年的努力， 最后没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时至今日，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他对我的谆谆教导。

他说: “做学问， 在学生时代根据老师的指导， 认真刻苦钻研， 练好基本功，这是一种学习方法。但是， 还有更重要的方法是自己在工作中边干边学。真正的学问，都是从这方面得来的。”接着， 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我在学佛以后， 为了整理佛教典籍的需要， 自学了英文、藏文、梵文、巴利文等， 大都是靠阅读字典之类的书而渐渐入门的。特别是学习梵文和藏文， 主要是靠读字典自学而成。”他说: “大约是1920 年光景， 我在南京金陵刻经处筹建支那内学院，当时我们派遣黄忏华居士的胞弟黄树因到北京从俄国佛教学者刚和泰学习梵文， 又从雍和宫喇嘛学习藏文。每年寒暑假黄树因回到南京， 与人谈及在北京学习梵、藏文情况，我听后很受启发， 决心自学这两种文字。于是我请黄树因帮我找到几本梵汉字典和藏汉字典， 利用空余时间自学。有时黄树因从北京回来， 就请他指点。大约花了五年多的时间， 我就能借助字典阅读梵、藏两种文字的原文了。其后在编纂《藏要》的校勘中， 我边干边学， 最后能够利用梵、藏资料与汉文藏经对勘， 从而弄清了不少本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他接着又说: “我的佛学知识， 来之于欧阳竟无， 但真正使我在佛学上有所造诣的， 乃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所造成的。我从1927 年起， 就着手准备编纂《藏要》三辑。在校勘佛典的过程中， 我一反过去仅就汉译佛典作校勘的做法， 而是利用梵、巴(巴利文)、藏等几种文字与汉译佛典进行对勘。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先要逐一翻译梵文、藏文、巴利文等几种版本， 在文字上对版本、原典、异译进行校勘， 然后在义理方面对各宗派的依据、传录、前后学说的变化等， 穷源究委， 丝丝入扣， 并要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疑难问题作出解答。这可说是一次对藏经空前规模的整理， 我为此耗尽了十余年的时光， 为的是使后来的佛学研究能取得比较可靠的正确的资料。而正是在这编纂《藏要》的十余年的工作实践中，使我认识到， 隋唐以来所流传的佛教典籍，由于翻译上的困难和传抄中的错误， 佛教经论中常出现一些疑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也有因义理上理解的不同而形成各家学说上的分歧， 因此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这就使得佛学思想本身就带上了非常复杂的性质。一方面佛学思想在古印度向各地流传过程中， 就不断有所发展和变化。另一方面佛学传到中国来， 其经典由梵文、巴利文而译为汉文、藏文， 错讹和疏漏在所难免; 其思想也因时因地而不断有所演变和发展。不弄清这些情况和变化， 不掌握佛学思想发展的规律， 就很难搞清楚佛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因此， 我感到研究佛学， 必须立足于世界范围。应该把世界各国的佛教， 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 都应当作为一个整体， 系统地加以考察、比较， 从中找出其异同之点， 纠正其错讹之处， 寻求其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所以我在编纂《藏要》时， 就利用梵文、藏文和巴利文等资料，对勘汉译佛典，从中鉴别真伪，考订异乱，纠正错讹，补正缺失，做到‘冶梵、巴、汉、藏于一炉’。正是由于如此，我在编纂《藏要》时， 翻遍了汉、梵、巴、藏等各种版本的佛典， 使我的佛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 也可以这样说， 我的佛学研究水平就是在编纂《藏要》过程中，逐步得到提高的。现在， 你能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佛教部分条目的编纂，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千万不要错过。”我听了他的教诲， 茅塞顿开， 就愉快地参加了这一工作。后来的研究实践证明， 他老人家的教诲， 确实是金玉良言， 使我在这一段的工作期间， 学到了许多佛学知识。就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出版后不久，我个人也连续出版了《中国佛教》、《中国近现代高僧与佛学名人小传》、《大乘起信论校释》、《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等多种佛学着作， 并先后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60余篇。我还负责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承担的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上海宗教史》的主编工作。该书于1992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 曾获得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颁发的优秀着作特等奖。现在回想起来， 我之所以能在佛学研究上稍有成就， 完全是得益于恩师吕澂先生的谆谆教诲。

三、1989 年6 月， 我到北京大学参加“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会议”， 有机会听受了恩师的最后教诲。由于北京大学与恩师所居之地清华大学仅隔一条马路，所以我每天晚上的社会公余时间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 五天中从未间断。我每次去后，总是先陪他老人家看一刻钟的电视新闻，然后两人闲聊一刻钟(他的儿媳曾特别地关照我，老人家容易兴奋，谈话最好不要超过一刻钟，以保证他的身体健康)。这次五天的相叙，都是他主动问我一些问题， 如近来搞些什么研究? 在上海的他的一些老朋友的近况? 我们同在南京学习的张春波、杜继文等人的情况，相互间有无来往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特别是他得知《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已于1988 年出版， 各方面反映还不错时， 他非常欣慰。我这次和他老人家见面晤谈， 见他精神非常好， 一点也不像是93 岁高龄的老人。一些陈年旧事， 他还记得一清二楚; 一些老朋友的名字， 也全部记得。讲话的思路也还很清楚， 只是走路已不大方便， 需要依靠拄棍和赖人扶持。哪知我返沪不到一月， 就传来他病逝的噩耗， 使我悲痛万分。我也没有想到， 那年6 月间的几次谈话， 竟成了他对我的最后教诲。

总起来说， 恩师吕澂先生给予我的实在太多了。我的成长离不开他对我的谆谆教诲。值此恩师逝世将近九周年的日子里， 谨以上面的三点回忆， 以寄托我对他的哀思。

《五台山研究》1998 年第1 期32-4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