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梁思成、林徽因足迹 寻访大唐佛光寺

追寻梁思成、林徽因足迹 寻访大唐佛光寺

这次再次有幸参加“悦的读书”山西古建游的活动，记得在山西旅行的大巴上，张静会长就为每个人赠送了一本费慰梅女士所著的《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书。作者费慰梅是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美国学者，也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更重要的是她还是林徽因的好闺蜜，因而她这本书的叙述特别真实可信，语言更具感情色彩。可以说，这本书不仅陪伴我在山西的旅行，也是我写山西游记的情感铺垫。感谢山西随队学者杨杰老师的专业解读，感谢张静会长的一路呵护，感谢一起同游的“悦的读书”朋友们提供的部分照片，为我的文字增色许多，谢谢你们！

——题记

大巴车在苍凉的群山里行驶了好久，终于在一个山梁边停了下来。导游告诉大家：佛光寺到了！我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年梁思成林徽因等人骑着骡子，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的佛光寺，就这样轻易地到了？是的，我们抬起头，寺庙前的照壁上，“佛光寺”三个大字真真切切出现在我们眼前。

五台山，顾名思义是由五座山峰环抱起来的，五峰以内称为“台内”，以外称“台外”。我以前旅游去过的台怀镇，那是五台山的寺庙中心，千百年来，那些靠皇家贵官富贾所布施修缮的寺庙，一直是五台山香火最旺的地方。不过，当年梁思成等人寻找古建筑很是聪明——放弃“台内”区域，在五台山的外围寻找。理由很简单，人有了财力就会折腾，就像“台内”许多用银子翻新起来的寺院，居然很少有明清以前的古建筑。而那些外围的、散落在群山深处的寺庙，因为山高路远，香火冷落，寺僧贫苦无钱修缮的原因，古建筑却有可能保存下来。

沿着台阶穿过佛光寺的山门，里面是宽敞的大院，古建筑很是庄严，当时给人的感觉是特别安静，连一丝风都没有。进门左边是金代所建的文殊殿，右边是很小的明清所建的伽蓝殿。据同行专家杨杰老师介绍，文殊殿对面原来是普贤殿，因历史上的大火被烧毁。

院子中间有一座唐代石幢，让人觉得有点眼熟——原来是见过的一张林徽因工作照，黑白照片上，林徽因站在梯上对石幢进行测量。那天，我们纷纷在石幢下面合影留念，毕竟这里有民国才女林徽因的气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就断言，中国已不存唐代建筑，要想看唐代建筑只有去日本奈良。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社的同事们，从1932年到1937年，他们寻访了全国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筑。终于在1937年初夏，他们在大山之中发现这座唐代建筑佛光寺，其兴奋心情，可想而知。

梁思成他们发现佛光寺，首先要感谢一位叫伯希的法国人，正是他所拍摄的那本《敦煌石窟图录》，上面就有大佛光寺的壁画，被有心人梁思成记在心里。

那个初夏的黄昏，梁氏夫妇等人一路风尘地来到佛光寺，一位守庙的老僧和哑巴弟子接待了他们，他们才发现眼前的佛光寺和敦煌壁画上的佛光寺有了很大的改变。

据史料记载，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471-499）曾路过这里，看到一团佛光，于是下令在这里建寺院，名为“佛光寺”。到了唐代，武宗皇帝大灭佛教，佛光寺被毁为一片废墟。现存的东大殿，则是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重建的。

对此，研究者有两种说法，一是壁画是佛光寺被毁前的模样，二是创作者出于艺术加工的需要。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这是首次发现的大唐木构建筑。

这次去山西，我们也去了唐代南禅寺，它比佛光寺早建了75年，说句老实话，南禅寺只是一座乡间小庙，无论规模和审美价值都不能与佛光寺相比。

梁思成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他不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更是一位教育家。当年梁启超在天津家里，晚饭后就会与家人、孩子讲课一小时，历史、文化、艺术、审美都会涉及，这种“晚间学堂”的模式，哪个父亲能做到？

林徽因是大名鼎鼎的林长民的千金，林长民是中国近代立宪派领袖，擅长诗文、书法，曾经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正是良好的家教和培养，林徽因不仅是一位建筑家，更是一位诗人和艺术家。

他们俩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又有很好的艺术审美素养，更为难得是两人都是读书的种子：有理想，有追求，肯担当，不怕吃苦。

早在梁思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父亲梁启超就送给儿子一本宋代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这本书可谓是梁启超为儿子打开的一扇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大门。

后来，梁思成、林徽因选择在1928年3月21日举行婚礼，“3月21日”正是宋代为李诫立碑上的日期。同样，后来他们生了儿子，取名叫梁从诫，都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宋代建筑师。

创办于1930年2月的营造学社，只是一个民间团体，其创办人就是发现《营造法式》那本书的朱启钤先生（他与梁启超是好友），后来营造社在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同事的努力下，抢在中日战争爆发前，进行了对全国部分古建筑的田野调查，也为梁思成后来撰写《中国建筑史》打下基础。

如今佛光寺山门的正对面，是一排像窑洞建筑的房子，而沿着陡峭的台阶往上走，这时我们才发现，东大殿就是依山势建在一座高台上。

你不得不承认，唐代建筑就是大气，劲健绮丽、气度不凡。尤其殿前两株高大的油松，在镜头里显得苍劲古朴。

当年梁氏夫妇等人来到这里，就被那层层交叠而又宏大雄伟的斗拱所震撼。虽然这些斗拱像是承受了千年的委屈一般，交错折叠在宽大深远的屋檐下，而正是这种稳健牢固的姿态，支撑着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历史。

那天，我们走进大殿时，那位女工作人员马上就跟了进来（防止我们拍照），其实整个佛坛上都被铁栅栏保护着，即使偷拍下来也是对菩萨的不敬，呵呵。

佛光寺大殿的佛坛上有唐代彩塑35尊，金刚等33尊。释迦牟尼佛端坐于佛坛正中，阿弥陀佛居右，弥勒佛居左，左右是普贤，文殊二位菩萨。此外，大殿两侧，还有明代塑造的罗汉像296尊。

据梁思成当年描绘：“三佛丰满的面颊，弧形弯起的眉毛，端正的口唇，都是极显著的唐风。弥勒及阿弥陀佛胸腹部的衣褶与带结和释迦与阿弥陀垂在覆座上部的衣褶，都是唐代的固定程式。菩萨立像都微微向前倾侧，腰部微弯曲，腹部微凸起，是唐中叶以后菩萨像的特征，与敦煌塑像同出一范。”

不过，梁思成也发现，“这些佛像都受到过重妆的厄运，在形体方面，原状尚得保存，但淳古的色泽却已失去，工艺粗糙，色调过于唐突鲜焕。”就像后来两天，我们在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见到那些塑像：庄严、肃穆、清雅，正是我们期待的宗教气象。但愿佛光寺今后的大修，能弥补这种遗憾，把色彩恢复原汁原味最好！

那天，杨杰老师还为我们指出在佛坛一个角落，一座中年女子的塑像安详微笑地坐在那里。

当年梁氏夫妇等人来佛光寺时，那位老僧说那位妇女塑像是武则天。按理说，寺庙里老僧的话是不容置疑的，没想到大殿梁上一排不清晰毛笔字，被林徽因发现（她是远视眼），上面写着“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后来林徽因又想起大殿外面的石幢上，也刻有同样的字样，可见这个有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的女子，不是武则天，而是寺庙捐庙的资助人宁公遇夫人。

有关宁公遇夫人生前的身份，我们是一无所知。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位叫王守澄的人,他以“功德主”的名义与宁公遇的名字出现在同一根木梁上，这个颇神秘的人物究竟是什么身份?他与佛光寺的诞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殿梁上的这两行题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右军中尉是唐代管宦官的一个首领。那么根据梁思成的推测，有可能宁公遇就是王守澄的家人，因为在唐代，有宦官娶妻的习俗。读到这里，不由让人对宁公遇这样女子唏嘘不已。好在这位夫人的名字一定会流芳千古。同时，我们也理解林徽因，当年为何执意要与宁公遇合影的那份感情。

梁氏夫妇等四人在佛光寺工作了一个星期，他们细心查看、丈量、照相，并对整个建筑做了详尽的记录。在工作中，林徽因经常作为参照物，被戏称为“标尺”，而梁思成经常爬在房梁上测量，被戏称为“梁上君子”。

他们还爬上大殿屋檐下的阁楼里，“里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它们群集在脊檩周围，像是涂了一层厚厚的鱼子酱。

我们所站的天花板上面，是一层厚厚的尘土，并且到处散布着蝙蝠的尸体。在完全黑暗和恶臭之中，我们一连测量、绘图和用闪光灯拍照了数个小时。当我们最后从屋檐下出来时，发现背包里竟有数百只臭虫。我们自已也已经被咬得伤痕累累了。”

如今我们看梁氏夫妇的工作照片，觉得好生羡慕，郎才女貌，是一对标准的民国范儿。可当时真实情况是，梁思成因为车祸，不但有一条腿残疾，而且脊椎受伤，整日要戴着特制的金刚马甲才能活动。而林徽因更是常年患肺病，咳嗽不止，她后来51岁就去世。

这次我读费慰梅女士所著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其中有个场景尤为感人：梁思成为了完成《中国建筑史》，在菜籽油灯下画图，“当时，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变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身穿马甲，下巴支在花瓶上，伏案作图，画图时不断调节花瓶的位置，其艰难可以想象。而卧病的林徽因，身体较好时便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修改、补充、润饰。”

然而，就是这两位“中国病人”，成为中国古建筑调查和实践的开拓者，每个来佛光寺的人都应该不要忘记他们。

那天下午，我背着相机，沿着东大殿绕了一周，在大殿的右边一角，我看见了北魏时期所建呈六角形的祖师塔。那天，我的同行张静会长和另一位朋友还上了后山，去瞻仰了当年梁氏夫妇等人探访的唐代墓塔。

站在东大殿的廊下，抬头望去，后山的山崖上一片苍黄，有几株野樱花在山间绽放，突然一阵风吹来，我很希望这是来自大唐的风，远古而又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