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候的你没有权利为大学时候的你做决定

要消灭一个敌人，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肉体上令它消亡。美国国父级人物富兰克林的做法是让敌人成为我的朋友。那时候有一个重量级人物总是看富兰克林不爽，富兰克林得知对方有一本珍贵的藏书，于是对他猛夸一通，顺便向对手提一个要求：能否把书借给我？

富兰克林未必就真的要读这本书，但是他知道对方若肯答应，双方的矛盾将就此结束。

而作为一个被人猛夸所珍惜的东西的人——就像夸他喜爱的小孩——这时唯一会做的事就是痛快地把书借出。于是，他们和解了。

这是书的一个传奇。说到书的传奇，除了它承载的内容，还有许多内容之外的功用。钱钟书在《围城》中说：

“男人肯买糖、衣料、化妆品送给女人，而对于书只肯借给她，不买了送给她，女人也不要他送。这是什么道理？借了要还的，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这也是男女恋爱的必然步骤的初步，借书，问题就大了。”

我现在都是送书给别人，而不是借，看来错了，不给别人想象空间啊。

不过年轻的时候曾有人向我借书，那时候把书看得重，假装不懂她借书的意思，没把《安娜卡列尼娜》借出去，许多年来却总觉得她的命运跟安娜卡列尼娜有些仿佛。

大概当我在大学读了《围城》那句话后，就愿意把《红楼梦》借给另一个女子了，只是她一直不还，连个一借一还接触的机会都没有。最后是还了，也是通过旁人还我的。

再后来，还把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借给一个有人哄着我去喜欢的女子，忘记怎么还我的了。

那些时候总是把书看得太重，做了一些令我羞愧的事，就是不愿意借，还会去讨。记得还把一本《古文观止》借给一个长者，好多年后我竟然去问可以还我了吧。而《笑傲江湖》一套，大概许多人爱读的缘故，借着借着就下知道借谁，没了。现在是不在乎这些了，只是在若干年后能在谁家还看到它的尸骨，也是好的——这就像我小时候在老房子里的眠床上翻到一本小人书，没头没尾的，里面是一个小男孩面对着敌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再没找到这本书，反而一直很想知道它是本什么书。

（此处省略去一个我压箱底的借书故事）

在现在方便阅书的时代，昨晚竟然收到不知道谁人（其实写着“陈姐”字样，我也不知道何许人）寄来的三本书，什么《因果的奥秘》，都是佛书。

一看书名就明白是什么回事，并不想读，主要是我现在主动要去读的书太多了，经常陷入选择焦虑之中。如果我的“书房”（如果有）里有这么三本佛书摆在那里，恐怕我动都不会动它一下。可是，现在是有人不远千里寄来的，我多少得有点好奇。

而且，我有一个朋友后来念了佛，如果是她托人寄书要借佛开示我呢？

所以，似乎我应该多看它几眼。

但是，我猛醒，为什么别人强加给我的东西我就要去重视呢？就像是父母的自以为是的爱，孩子就要无条件服从吗？爱应该是，我需要的你给，不是因为你有所以你强给，现在垃圾都要分类归置了呢。

确认过眼神，这三本不是我想读的书，我只应该把它束之高阁。

如果说我不想读的书，即使别人好意推荐我也应该不去读（就像许多朋友圈的转发）。我这么想着，又进一步推演下去：即使这本书是我自己买的，现在我不喜欢了，我也应该拒绝再阅读，我不能被（过去的）我束缚了。

是的，我们一路选择，也将伴着一路放弃。高中时候的恋人，大学就可以无感了。这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瑕疵，因为高中时候的我没有权利为大学时候的我做决定。如果两个人已经不合拍了，没必要为过去的“山盟海誓”负疚。最好的恋爱，也许是不会走失的恋爱，应该是彼此不掉链的互生共长吧，但是这靠一方的努力并不可靠，除非我们愿意掉落在最底层就不会互相嫌弃。

中学时读《碧血剑》，主人公袁承志的童年玩伴是安小慧，他们有共同御敌的经历。有共同故事，我代入地以为袁承志会和安小慧一起走下去，如果不能够的话都会心存遗憾。但是此后他们分散了，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也就遇到各自的人。随着故事的发展，即使袁承志后来的女朋友温青青任性使刁，但也觉得此时即使安小慧出现，小慧和袁承志也不会有戏，果然金庸也如是安排。未来的日子很长，这个当下无法判断下一个当下的走向。

以前的借书，是书非借不能读，目的性很强，是主动要读。现在的书多如牛毛，一个人只要想要，没有读不到的书，所以寄书给人多少是一种冒犯。要读的书，需要自己去找，就像恋人一样，只有自己才知道要的是哪一款。不同时候，我们会读不一样的书，那么什么样的恋人，才可一生不变呢？或许“一生不变”是妄念，我们只能希望自己在无论哪一情形都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