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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

[史通] 发表时间:2019-07-29 10:11:49 作者: 阅读次数:
按:《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论著。刘氏的历史观值得重视是:反对"历史的宿命论",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历史观。他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

 

《原序》

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会转中书舍人,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又属大驾还京,以留后在东都。无几,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自惟历事二主,从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思其忧,不遑启处。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 聚,编而次之。
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凡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于时岁次庚戌,景龙四年仲春之月也。

 

《内篇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 之于后。
《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 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
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 故曰《尚书》也。”推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 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
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期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 《尚书》。
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
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剪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太丁时事,且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记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
《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传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春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 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 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 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 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
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
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
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 之流,《三传》之亚也。
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 策》。
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
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 聚,岂多嗤乎!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 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
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
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 皆以《史记》为名。迄乎著书,犹称《汉记》。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至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
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其后元魏济阴王晖,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依于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 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国家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
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 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
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 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 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 已。

 

《内篇二体第二》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 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 也。
考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 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
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翦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保之,有逾本传。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内篇载言第三》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 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在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
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后史相承,不改其 辙,交错纷扰,古今是同。
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人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放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亦犹《舜典》列《元首子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
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
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内篇本纪第四》

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 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
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在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北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项羽僣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僣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 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曹武虽曰人臣,实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国不建元。陈《志》权假汉年,编作《魏纪》,犹两《汉书》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后来作者,宜准于斯。而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夫位终北面,一概人臣,倘追加大号,止入传限,是以弘嗣《吴史》,不纪孙和,缅求故实,非无往例。
逮伯起之次《魏书》,乃编景穆于本纪,以戾园虚谥,间厕武、昭,欲使百世之 中,若为鱼贯。
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齐》二史,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迷而不悟,无乃太甚。世之读者,幸为详焉。

 

《内篇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诸侯,列以五等,疏为万国。当周之东迁,王室大坏,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迄乎秦世,分为七雄。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
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
且诸侯、大夫,家国本别。三晋之与田氏,自未为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后一统,俱归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何以责季孙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归反坫?又列号东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视六国,而没其本号, 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谓其可?当汉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方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 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盖班《汉》知其若是,厘革前非。至如萧、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属,并一概称传,无复世家,事势当然,非矫枉也。自兹已降,年将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扬、益不宾,终亦受屈中朝,见称伪主。为史者必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榜之以传,则下同臣妾。梁主敕撰《通史》,定为吴、蜀世家。持彼僣君,比诸列国,去太去甚,其得折冲之规乎!次有子显《齐书》,北编《魏虏》;牛弘《周史》,南记萧詧。考其传体,宜曰世家。但近古著书,通无此称。用使马迁之目,湮没不行;班固之名,相传靡易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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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篇列传第六》

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
《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而朴略犹存,区分未尽。如项王立传,而以本纪名,非惟羽僣之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或曰:“迁纪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独尤于《项纪》哉?”对曰:不然。夫五帝之与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孙递及,虽无年可著,纪亦何伤!如项羽者,事起秦余,身终汉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譬诸闰位,容可列纪;方之骈拇,难以成编。且夏、殷之纪,不引他事。夷、齐谏周,实当纣日,而析为列传,不入殷篇。《项纪》则上下同载,君臣交杂,纪名传体,所以成嗤。
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详。案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苟上智犹且若斯,则中庸故可 知矣。
又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著作多方,有时而异。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兼书,包括令尽。若陈馀、张耳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并录是也。
亦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为其标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 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
自兹已后,史氏相承,述作虽多,斯道都废。其同于古者,唯有附出而已。
寻附出之为义,攀列传以垂名,若纪季之入齐,颛臾之事鲁,皆附庸自托,得厕于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为小。盖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称多故也。窃以书名竹素,岂限详略,但问其事竟如何耳。借如召平、纪信、沮授、陈容,或运一异谋,树一奇节,并能传之不朽,人到于今称之。岂假编名作传,然后播其遗烈也!嗟乎!自班、马以来,获书于国史者多矣。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徵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胜纪哉!古人以没而不朽为难,盖为此也。


《内篇表历第七》

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 《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此其证欤?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何者?《易》以六爻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 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
观马迁《史记》则不然矣。夫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 胜道哉!既而班、《东》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必曲为铨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何者?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表。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如两汉御历,四海成 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又有甚于斯者。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且其书上自庖犠,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 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翦截,何断而为限乎?至法盛书载中兴,改表为注,名目虽巧,芜累亦多。当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
若诸子小说,编年杂记,如韦昭《洞纪》、陶弘景《帝代年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书。既非国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内篇书志第八》

 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 录。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
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
名目虽异,体统不殊。亦犹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鲁谓之春秋,其义一也。
于其编目,则有前曰《平准》,后云《食货》;古号《河渠》,今称《沟洫》;析《郊祀》为《宗庙》,分《礼乐》为《威仪》;《悬象》出于《天文》,《郡国》生于《地理》。如斯变革,不可胜计,或名非而物是,或小异而大同。但作 者爱奇,耻于仍旧,必寻源讨本,其归一揆也。
若乃《五行》、《艺文》,班补子长之阙;《百官》、《舆服》,谢拾孟坚之遗。王隐后来,加以《瑞异》;魏收晚进,弘以《释老》。斯则自我作故,出 乎胸臆,求诸历代,不过一二者焉。
大抵志之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间则有妄入编次,虚张部帙,而积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应可书,宜别标一题,而古来作者,曾未觉察。今略陈其 义,列于下云。(以上《书志序》)夫两曜百星,丽于玄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恒。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但《史记》包括所及,区域绵长,故书有《天官》,诸者竟忘其误,榷而为论,未见其宜。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晋,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苍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归,不知纪极。方于《汉史》,又孟坚之罪人也。
窃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必为志而论天象也,但载其时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灶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惑退舍,宋公延龄,中台告坼,晋相速祸,星集颍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
若乃体分濛澒,色著青苍,丹曦素魄之躔次,黄道紫宫之分野,既不预于人事,辄编之于策书,故曰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其间唯有袁山松、沈约、萧子显、魏收等数家,颇觉其非,不遵旧例。凡所记录,多合事宜。寸有所长,贤于 班、马远矣。(以上《天文志》)伏羲已降,文籍始备。逮于战国,其书五车,传之无穷,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论其妄载,事等上篇。
《续汉》已还,祖述不暇。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 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且《汉书》之志天文、艺文也,盖欲广列篇名,示存书体而已。文字既少,披阅易周,故虽乖节文,而未甚秽累。既而后来继述,其流日广。天文则星占、月会、浑图、周髀之流,艺文则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之辈,莫不各逾三箧,自成一家。史臣所书,宜其辍简。而近世有著《隋书》者,乃广包众作,勒成二志,骋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
但自史之立志,非复一门,其理有不安,多从沿革。唯《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
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
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习兹楷则,庶免讥嫌。语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于宋生得之矣。(以上《艺文志》)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崩由于朽壤。又语曰:“太岁在酉,乞浆得酒;太岁在巳,贩妻鬻子。”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 人事。
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鵩集贾生之舍。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钟,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 《春秋》,其事非一。
洎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其事也如江璧传于郑客,远应始皇;卧柳植于上林,近符宣帝。门枢白发,元后之祥;桂树黄雀,新都之识谶。举夫一二,良有可称。至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宝皆迂阔。故当春秋之世,其在于鲁也,如有旱雩舛侯,螟螣伤苗之属,是时或秦人归遂,或毛伯赐命,或滕、邾入朝,或晋、楚来聘。皆持此恒事,应彼咎徵, 昊穹垂谪,厥罚安在?探赜索隐,其可略诸。
且史之记载,难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只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作者犹广之以《拾遣》,加之以《语录》。况彼《春秋》之所记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国尽书,而《经传集解》卷才三十。则知其言所略。盖亦多矣。而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应于人 失其事?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谓王札子之作乱,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构逆,当夫昭代;楚严作霸,荆国始僣称王;高宗谅阴,亳都实生桑谷。晋悼临国,六卿专政,以君事臣;鲁僖末年,三桓世官,杀嫡立庶。斯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掩耳盗钟,自云无觉。讵知后生可 畏,来者难诬者邪!又品藻群流,题目庶类,谓莒为大国,菽为强草,鹙著青色,负蠜非中 国之虫,鸲鹆为夷狄之鸟。如斯诡妄,不可殚论。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铨择,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 且每有叙一灾,推一怪,董、京之说,前后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
遂乃双载其文,两存厥理。言无准的,事益烦费,岂所谓撮其机要,收彼菁华者 哉!自汉中兴已还,迄于宋、齐、其间司马彪、藏荣绪、沈约、萧子显相承载笔,竞志五行。虽未能尽善,而大较多实。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惭汉儒,才劣班史,凡所辩论,务守常途。既动遵绳墨,故理绝河汉。兼以古书从略,求徵应者难该;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后进所以事反精审也。
然则天道辽远,裨灶焉知?日蚀不常,文伯所对。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飏识魏祚于黄龙,董养徵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苟志之竹帛,其谁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 彼虚说,成此游词,多见其老生常谈,徒烦翰墨者矣。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呜呼!世之作者,其鉴之哉!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书,受嗤千载也。(以上《五行志》)或以为天文、艺文,虽非《汉书》所宜取,而可广闻见,难为删削也。对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书,自可触类而长,于何不录?又有要于此者,今可得而 言焉。
夫圆首方足,含灵受气,吉凶形于相貌,贵贱彰于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
四支六府,痾瘵所缠,苟详其孔穴,则砭灼无误,此养生之尤急也。且身名并列,亲疏自明,岂可近昧形骸,而远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语各异,大汉輶轩之使,译导而通,足以验风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广被。且事当炎运,尤相关涉,《尔雅》释物,非无往例。既艺文有志,何不为《方言志》乎?但班固缀孙卿之词,以序《刑法》;探孟轲之语,用裁《食货》,《五行》出刘向《洪范》,《艺文》取刘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许负《相经》、扬雄《方言》,并当时所重,见传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 书,何独舍诸?深所未晓。
历观众史,诸志列名,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而今有。虽递补所阙,各自以 为工,榷而论之,皆未得其最。
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千门万户,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龙蹯,帝王表其尊极。兼复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穷奢者由其败国。
此则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劝后者也。且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故齐府肇建,颂魏都以立宫;代国初迁,写吴京而树阙。故知经始之义,卜揆之功,经百王而不易,无一日而可废也。至如两汉之都咸、洛,晋、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齐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两都,此并规模宏远,名号非一。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
金石、草木、缟纻、丝枲之流,鸟兽、虫鱼、齿革、羽毛之类,或百蛮攸税,或万国是供,《夏书》则编于《禹贡》,《周书》则托于《王会》。亦有图形九牧之鼎,列状四荒之经。观之者擅其博闻,学之者骋其多识。自汉氏拓境,无国不宾,则有筇竹传节,蒟酱流味,大宛献其善马,条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晋,迄于周、隋,咸迹遐迩来王,任土作贡。异物归于计吏,奇名显于职方。凡为国 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首。
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能言吾祖,郯子见师于孔公;不议其先,籍谈取诮于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诸宗;楚置三闾,实掌王族。
逮于晚叶,谱学尤烦。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自刘、曹受命,雍、豫为宅,世胄相承,子孙蕃衍。及永嘉东渡,流寓扬、越;代氏南迁,革夷从夏。于是中朝江左,南北混淆;华壤边民,虏汉相杂。隋有天下,文轨大同;江外、山东,人物殷凑。其间高门素族,非复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
盖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实为志者所宜先,而诸史竟无其录。如休文《宋籍》,广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释老》。徒以不急为务,曾何足云。
惟此数条,粗加商略,得失利害,从可知矣。庶乎后来作者,择其善而行之。
或问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编。夫史之有志,多凭旧说,苟世无其录,则阙而不编,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对曰:案帝王建国,本无恒所,作者记事,亦在相时。远则汉有《三辅典》,近则隋有《东都记》。
于南则有宋《南徐州记》、《晋宫阙名》,于北则有《洛阳伽蓝记》、《邺都故 事》。盖都邑之事,尽在是矣。
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思格》。盖氏族之事,尽在事矣。自沈莹著《监海水土》,周处撰《阳羡风土》,厥类众多,谅非一族。是以《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水经》加注,郦元编而不穷。盖方物之事,尽在是矣。凡此诸书,代不乏作,必聚而为志,奚患无文?譬夫涉海求鱼,登山采木,至于鳞介修短,柯条巨细,盖在择之而已。苟为鱼人、匠者,何虑山海之贫罄哉?(以上杂志)

 

《内篇论赞第九》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 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衒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懦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观过知仁,斯之谓矣。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 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
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赞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此则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所谓文省可知者也。及后来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至于甚者,则天子操行,具诸纪末,继以论曰,接武前修,纪论 不殊,徒为再列。
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
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且欲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也。
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
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
至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贾谊,范晔之虚美隗嚣,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魏收称尔朱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必备加击难,则五车难尽。故略陈梗概,一言以蔽之。

《内篇序例第十》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 与诰誓相参,风雅齐列矣。
迨华峤《后汉》,多同班氏。如《刘平》、《江革》等传,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义养亲。此则《前汉·王贡传》体,其篇以四皓为始也。峤言辞简质, 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衒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盖为史之道,以古传今,古既有之,今何为者?滥觞笔迹,容或可观;累屋重架,无乃太甚。
譬夫方朔始为《客难》,续以《宾戏》、《解嘲》;枚乘首唱《七发》,加以《七章》、《七辩》。音辞虽异,旨趣皆同。此乃读者所厌闻,老生之恒说也。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便中兴,于斯为盛。
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 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盖凡例既立,当与纪传相符。案皇朝《晋书》例云:“凡天子庙号,唯书于卷末。”依检孝武崩后,竟不言庙曰烈宗。又案百药《齐书》例云:“人有本行字者,今并书其名。”依检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旧,谓之仲密、明月。
此并非言之难,行之难也。又《晋》、《齐》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为纪,今编同列传,以戒牝鸡之晨。”窃惟录皇后者,既为传体,自不可加以纪名。二史之以后为传,虽云允惬,而解释非理,成其偶中。所谓画蛇而加以足, 反失杯中之酒也。
至于题目失据,褒贬多违,斯并散在诸篇,此可得而略矣。

《内篇题目第十一》

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自汉已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生祖述,各从所好,沿革相因,循环递习。盖区域有限,莫逾于此焉。
至孙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汉魏尚书》,陈寿、王劭曰志,何之元、刘璠曰典。此又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
榷而论之,其编年月者谓之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取顺于时,斯为最也。
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吕、陆二氏,各著一书,唯次篇章,不系时月。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曰春秋。鱼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 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责实,奚其爽欤!若乃史传杂篇,区分类聚,随事立号,谅无恒规。如马迁撰皇后传,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凭皇后以得名,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子长《史记》别创八书,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改书为志,义在互文。而何氏《中兴》,易志为记,此则贵 于革旧,未见其能取新。
夫战争方殷,雄雌未决,则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长。必国史为传,宜别立科条。至如陈、项诸雄,寄编汉籍;董、袁群贼,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唯《东观》以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记。顾后来作者,莫之遵效。
逮《新晋》,始以十六国主持,载记表名,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矣。
观夫旧史列传,题卷靡恒。文少者则具出姓名,若司马相如、东方朔是也。
字烦者唯书姓氏,若毋将、盖、郑、诸葛传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则结定其数,若二袁、四张、二公孙传是也。如此标格,足为详审。
至范晔举例,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外,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类俗之文案孔目、药草经方,烦碎之至,孰过于此?窃以《周易》六爻,义存象内;《春秋》万国,事具《传》中。读者研寻,篇中自晓,何 必开帙解带,便令昭然满目也。
自兹已降,多师蔚宗。魏收因之,则又甚矣。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于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职官,至如江东帝主,则云僣晋司马叡、岛夷刘裕;河西酋长,则云私署凉州牧张寔、私署凉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于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两《汉书》、《三国志》,题诸盗贼传,亦当云僣西楚霸王项羽、伪宁朔王隗嚣。自余陈涉、张步、刘璋、袁术,其位号皆一二 具言,无所不尽者也。
盖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谓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体,好兹小数,难与议夫“婉而成章”,“一字以为褒贬”者矣。

《内篇断限第十二》

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过此已往,可谓狂简 不知所裁者焉。
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案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
《史记》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汉书》者,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
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犠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胶柱调瑟,不亦谬欤!但固之踳驳,既往不谏,而后之作者,咸习其迷。《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求其所书之事,得十一 于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为叹息!当魏武乘时拨乱,电扫群雄,锋镝之所交,网罗之所及者,盖唯二袁、刘、吕而已。若进鸩行弑,燃脐就戮,总关王室,不涉霸图,而陈寿《国志》引居传首。夫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刊于《魏书》乎?兼复臧洪、陶谦、刘虞、孙瓒生于季末,自相吞噬。其于曹氏也,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岂非流宕忘归, 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见它记,则无宜重述。故子婴降沛,其详取验于《秦纪》;伯符死汉,其事断入于《吴书》。沈录金行,上羁刘主;魏刊水 运,下列高王。唯蜀与齐各有国史,越次而载,孰曰攸宜?自五胡称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录,索虏成传。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但当有晋元、明之时,中原秦、赵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于传,何厚颜之甚邪!又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与魏氏而横加编载?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
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成博物,斯则可矣。如班《书·地理志》,首全写《禹贡》一篇。降为后书,持续前史。盖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岂非惑乎?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唯录章名。如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必 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若夷狄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槃瓠,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诸如此说,求之历代,何书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盖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附赘居身,非广形于七尺。为史之体,有若于斯,苟滥引它事,丰其部帙,以此称博, 异乎吾党所闻。
陆士衡有云:“虽有爱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谓达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断限,定其折中,历选自古,唯萧子显近诸。然必谓都无其累,则吾未之许也。


《内篇 编次第十三》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 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
孟坚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至于元王受封于楚,至孙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载甚寡,而能独载一卷者,实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汉始,地启列藩;向居刘末,职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国又别。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惠之世,与荆、代并编;析刘向父子于元、成之间,与王、京共列。方于诸传,不亦类乎?又自古王室虽微,天命未改,故台名逃责,尚曰周王;君未系颈,且云秦国。
况神玺在握,火德犹存,而居摄建年,不编《平纪》之末;孺子主祭,咸书《莽 传》之中。遂令汉余数岁,湮没无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诬?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窟。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 者也。
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僣盗,为我驱除。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鹏鷃一也,何 大小之异哉?《春秋》嗣子谅暗,未逾年而废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是以鲁公十二,恶、视不预其流。及秦之子婴,汉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记,附孝昭而获 闻。而吴均《齐春秋》乃以郁林为纪,事不师古,何滋章之甚欤!观梁、唐二朝,撰《齐》、《隋》两史,东昏犹在,而遽列和年;炀帝未终,而已编《恭纪》。原其意旨,岂不以和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兴,显义宁而隐大业。苟欲取悦当代,遂乃轻侮前朝。行之一时,庶叶权 道;播之千载,宁为格言!寻夫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降及蔚宗,肇加厘革,沈、魏继作,相与因循。既而子显《齐书》、颖达《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盖择善而行,何有远近;闻义不徙,是吾忧 也。
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后外戚而先夷狄;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孙弘传赞》,宜居《武》、《宣》纪末;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终。如斯舛谬,不可胜纪。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复一一而详之。

《内篇 称谓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复列之篇籍,传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马迁撰《史记》,项羽僣盗而纪之曰王,此则真伪莫分,为后来所惑者也。
自兹已降,论谬相因,名讳所施,轻重莫等。至如更始中兴汉室,光武所臣,虽 事业不成,而历数终在。班、范二史皆以刘玄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国争盟,晋、楚并称侯伯;七雄力战,齐、秦俱曰帝王。其间虽胜负有殊,大小不类,未闻势穷者即为匹庶,为屈者乃成寇贼也。至于近古则不然,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絜短,魏实居多。二方之于上国,亦犹秦缪、楚庄与文、襄而并霸。逮作者之书事也,乃没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方于魏邦,悬隔 顿尔,惩恶劝善,其义安归。
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
至萧方等始存诸国各谥,僣帝者皆称之以王。此则赵犹人君,加以主号;杞用夷礼,贬同子爵。变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观,见于萧氏者矣。
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降及曹氏,祖名多滥,必无愧德,其唯武王。故陈寿《国志》,独呼武曰祖,至于文、明,但称帝而已。自晋已还,窃号者非一。如成、穆两帝,刘、萧二明,梁简文兄弟,齐武成昆季,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国之庸主,不谥灵缪,为幸已多,犹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载削,曾无辨明,每有所书,必存庙号,何以 申劝沮之义,杜渝滥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迹参王者,如周之亶父、季历,晋之仲达、师、昭,追尊建名,此诸天子,可也。必若当涂所出,宦官携养,帝号徒加,人望不惬。故《国志》所录,无异匹夫,应书其人,直云皇之祖考也而已。至如元氏,起于边朔,其君乃一部之酋之长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六君。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而《魏书·序纪》,袭其虚号,生则谓之帝,死则谓之崩,何异沐猴而冠,腐鼠称 璞者矣!夫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至若诸侯无谥者,战国已上谓之今王;天子见黜者,汉、魏已后谓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有郏敖之主,赵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鲸布,豪杰则平林、新市,寇贼则黄巾、赤眉,园、绮友朋,共云四皓,奋、建父子,都称万石。凡此诸名,皆出当代,史臣编录,无复张驰。盖取叶随时,不藉稽古。及后来作者,颇慕斯流,亦时采新名,列成篇题。若王《晋》之《处士》、《寒俊》,沈《宋》之《二凶》、《索虏》,即其事也。唯魏收远不师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无所宪章。其撰《魏书》也,乃以平阳王为出帝,司马氏为僣晋,桓、刘已下,通曰岛夷。夫其陷齐则轻抑关右,党魏则深诬江外,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语必不经,名惟骇物。昔汉世原涉大修坟墓,乃开道立表,署曰南阳阡,欲以继迹京兆,齐声曹尹,而人莫之肯从,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当,难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诡名,不依 故实,虽复刊诸竹帛,终罕传于讽诵也。
抑又闻之,帝王受命,历数相承,虽旧君已没,而致敬无改,岂可等之凡庶,便书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实同儿戏。有天子而称讳者,若姬满、刘庄之类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泽之类是也。史论立言。理当雅正。如班述之叙圣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赞之言季孟也,至曰隗王得士。习谈汉主,则谓昭烈为玄德。裴引魏室,则目文帝为曹丕。夫以淫乱之臣,忽隐其讳,正朔之后, 反呼其名。意好奇而辄为,文逐韵而便作。
用舍之道,其例无恒。但近代为史,通多此失。上才犹且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略举一隅,以存标格云尔。

 

《内篇 采撰第十五》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策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霑班、华之寸札。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 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可谓助桀为虐,幸人 之灾。寻其生绝胤嗣,死遭剖斩,盖亦阴过之所致也。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 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加以研核,何以详其是非?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不然。故蜀相薨于渭滨,《晋书》称呕血而死;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沈炯骂书,河北以为王伟;魏收草檄,关西谓之邢邵。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 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
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尧有八眉,夔唯一足;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 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此之乖滥,往往有旃。
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刍尧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呜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内篇载文第十六》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 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 概。
何者?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且始自纳陛,迄于登坛。彤弓卢矢,新君膺九命之锡;白马侯服,旧主蒙三恪之礼。徒有其文,竟无其事。此所谓虚设也。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何者?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逮于近古则不然。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断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 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至于近古则不然。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 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此所谓假手也。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
至于近古则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诸斗筲下才,罪不容责。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此所胃自戾也。
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故观猗与之颂,而验有殷方兴;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至于近代则不然。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此目},而称感致百灵。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 畴为准的?此所谓一概也。
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 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
若乃历选众作,求其秽累,王沈、鱼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尽机要。唯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 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 其事可与《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徒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内篇补注第十七》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惟此二名,其归一揆。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 是曰儒宗。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 细书。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 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楉,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而刘昭采其所捐损,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
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自兹已降,其失逾甚。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存 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凡诸作者,可不详之?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欲加商榷,其流实繁。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内篇因习第十八》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即其证也。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何贬薨 而书卒也?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肇自班《书》,首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积习相 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者乎?斯必不然。《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夫班之习焉,其非既如彼;谧之承固,其失又 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兴书·刘隗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说》,依检志内,了无其说。
既而臧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 述。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 而已。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诸 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僣盗。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 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刊齐史,颜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书事如此,褒贬何施?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嗟乎!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

 

《内篇邑里第十九》

 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逮于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至于国有驰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
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
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
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 施之于今。欲求实录,不亦难乎!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晋者,齿便从黄。涉魏而东,已经七叶;历江而北,非唯一世。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 邓之士。求诸自古,其义无闻。
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在诸史传,多与同风。此乃寻流俗之常 谈,忘著书之旧体矣。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若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 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
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详其得失者焉。

《内篇言语第二十》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 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
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 自汉以下,无足观焉。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至如讨“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土,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 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于斯时也,先王桑梓,翦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 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 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 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 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盖江羋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价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验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 糟粕而已。


《内篇浮词第二十一》

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
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则且以不君为称;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标目。所谓说事之端也。又书重耳伐原示信,而续以一战而霸,文之教也;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今驰射莫能中,则云其见惮如此。所 谓论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
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但近代作者,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盖《史记》世家有云:“赵鞅诸子,无恤最贤。”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礼让居本。至如伪会邻国,进计行戕,俾同气女兄,摩笄引决,此则诈而安忍,贪而无亲,鲸鲵是俦,犬豕不若,焉得谓之贤哉?又《汉书》云:“萧何知韩信贤。”案贤者处世,夷险若一,不陨穫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易传》曰:“知进退存亡者,其唯圣人乎!”如淮阴初在仄微,堕业元行,后居荣贵,满盈速祸;躬为逆上,名隶恶徒。周身之防靡闻,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将,呼为才略则可矣,必以贤为目,不其谬乎?又云:“严延年精悍敏捷,虽子贡、冉有通于政事,不能绝也。”夫以编名《酷吏》,列号“屠伯”,而辄比孔门达者,岂其伦哉!且以春秋至汉,多历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术相类, 锱铢无爽,而云不能绝乎?盖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今之记事也则不然。或隔卷异篇,遽相矛盾;或连行接句,顿成乖角。是以《齐史》之论魏收,良直邪曲,三说各异;《周书》之评太祖,宽仁好杀,二理不同。非惟言无准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而史辞再三,良以好发芜音,不求谠 理,而言之反覆,观者惑焉。
亦有开国承家,美恶昭露,皎如星汉,非靡沮所移,而轻事尘点,曲加粉饰。
求诸近史,此类尤多。如《魏书》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皞”;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自余所说,多类如此。案魏氏始兴边朔,少识典、坟;作俪蛮夷,抑惟秦、晋。而鸟官创置,岂关郯子之言?髦头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无限,何其厚颜!又《周史》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庾信赠其诗曰:“虢亡垂棘反,齐平宝鼎归。”陈周弘正来聘,在馆赠韦敻诗曰:“德星犹未动,直车讵肯来?”其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若乃题目不定,首尾相违,则百药、德棻是也;心挟爱憎,词多出没,则魏收、牛弘是也。斯皆鉴裁非远,智识不周,而轻弄笔端,肆情高下。故弥缝虽洽,而厥迹更彰,取惑无知,见嗤有识。
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案《左传》称绛父论甲子,隐言于赵孟;班《书》述楚老哭龚生,莫识其名氏。苟举斯一事,则触类可知。至嵇康、皇甫谧撰《高士记》,各为二叟立传,全采左、班之录,而其传论云:“二叟隐德容身,不求名利,避远乱害,安于贱役。”夫探揣古意,而广足新言,此犹子建之咏三良,延年之歌秋妇。至于临穴泪下,闺中长叹,虽语多本传,而事无异说。盖凫胫虽短,续之则悲;史文虽约,增之反累。加减前哲,岂 容易哉!昔夫子断唐、虞以下迄于周,翦截浮词,撮其机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
嗟乎!自去圣日远,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厘革,而以人废言,此绕朝所谓“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者也。

《内篇叙事第二十二》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 乎?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代明。”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复深奥,训诰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尝试言之曰:经犹日也,史犹星也。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汉》之文,尚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滞心}龠无闻。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倜党不羁。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讵可同年?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别, 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然则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共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若《史记》之《苏》、《张》、《蔡泽》等传,是其美者。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道哉!岂绘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为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必时乏异闻,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贤俊不生,区区碌碌,抑惟恒理,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故扬子有云:“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憔悴乎?”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坏,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翳矣。观子长之叙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洎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至若荀悦《汉纪》,其才尽于十帝;陈寿《魏书》, 其美穷于三祖。触类而长,他皆若斯。
夫识宝者稀,知音盖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之议者皆雷同,举裴而共诋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且几原务饰虚辞,君懋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设使丘明重出,子长再生,记言于贺六浑之朝,书事于侯尼干之代,将恐辍毫栖牍,无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 夫叙事之体,其流甚多,非复片言所能覼缕,今辄区分类聚,定为三篇,列之于下。(右叙事篇序)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作之尤美者也。
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未聚蚁成雷, 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谥而亡;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栾武子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辂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 尤广。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有反于是者,若《穀梁》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偻者逆偻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
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 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胼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嗟乎!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 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右尚简)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 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却浮词。《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说也。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洎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值斯语。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则 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子昇取讥于君 懋,非不幸也。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璧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国》、《晋》已降,烦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 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右隐晦)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鲁、卫。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 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斯并理兼讽谕,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如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正之说,而收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夫以吴徵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谠矣。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军恂恂善诱,无以加也。
斯则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是以汉初立槥,孟坚所书;鲁始为髽,丘明是记。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男子有笄,伯支远徵于《内则》。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鸾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仍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 之有异?又自杂种称制,充牣神州,事异诸华,言多丑俗。至如翼犍,昭成原讳;黑獭,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阙而不载。盖厖降、蒯聩,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况齐丘之犊,彰于载谶;河边之狗,著于谣咏。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 止存“狄”而除“厙”。求诸自古,罕闻兹例。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右妄饰)

 

《内篇品藻第二十三》

盖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顿,南蛮、北狄,万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汉日,千载之隔也。而世之称悖逆,则云商、冒;论忠顺则曰伊、霍者,何哉?盖厥迹相符,则虽隔越为偶,奚必差 肩接武,方称连类者乎?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鲜,求其具体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韩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绍,无闻二录。
岂非韩、老俱称述者,书有子名;袁、董并曰英雄,生当汉末。用此为断,粗得其伦。亦有厥类众夥,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相杂, 朱紫不分,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案班书《古今人表》,仰包亿载,旁贯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义甚惬。及至篇中所列,奚不类于其叙哉!若孔门达者,颜称殆庶,至于他子,难为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后曾参,进仲弓而退冉有,求诸折中,厥理无闻。又楚王过邓,三甥请杀之,邓侯不许,卒亡邓国。今定邓侯入下愚之上,夫宁人负我,为善获戾,持此致尤,将何劝善?如谓小不忍乱大谋,失于用权,故加其罪。是则三甥见几而作,决在未萌,自当高立标格,置诸云汉,何得止与邓侯邻伍,列在其中庸下流而已哉?又其叙晋文之臣佐也,舟之侨为上,阳处父次之,士会为下。其序燕丹之宾客也,高渐离居首,荆轲亚之,秦舞阳居末。斯并是非瞀乱,善恶纷拏,或珍瓴甋而贱璠玙,或策驽骀而舍骐骥。以兹为监, 欲谁欺乎?又江充、息夫躬馋谄惑上,使祸延储后,毒及忠良。论其奸凶,过于石显远矣。而固叙之,不列佞幸。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 而与朱云同列,冠之传首,不其秽欤?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案刘向《列女传》载鲁之秋胡妻者,寻其始末,了无才行可称,直以怨怼厥夫,投川而死。轻生同于古冶,殉节异于曹娥,此乃凶险之顽人,强梁之悍妇,辄与贞烈为伍,有乖其实者焉。
又嵇康《高士传》,其所载者广矣,而颜回、蘧瑗,独不见书。盖以二子虽乐道遗荣,安贫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亦钻仰四科,驰驱六籍,渐孔门之教义,服鲁国之儒风,与此何殊,而并可甄录。夫回、瑗可 弃,而扬、董获升,可谓识二五而不知十者也。
爰及近代,史臣所书,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阳瓒效节边城,捐躯死敌,当有宋之代,抑刘、卜之徒欤?而沈氏竟不别加标榜,唯寄编于《索虏》篇内。纪僧真砥节砺行,终始无瑕,而萧氏乃与群小混书,都以《恩幸》为目。王頍文章不足,武艺居多,躬诣戚藩,首阶逆乱。撰隋史者如不能与枭感并列,即宜附出《杨谅传》中,辄与词人共编,吉士为伍。凡斯纂录,岂其类乎?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则受误于庞萌,曹公则见欺于张邈。事列在方书,惟善与恶,昭然可见。不假许、郭之深鉴,裴、王之妙詧,而作者存诸简牍,不能使善恶区分,故曰谁之过欤?史官之责也。
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

 

《内篇直书第二十四》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 若是,吁可畏乎!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 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案金行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
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於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内篇曲笔第二十五》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 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选,空传伪录者矣。
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 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乾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庸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邪?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而李氏《齐书》称为实录者,何也?盖以重规亡考未达,伯起以公辅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叹,既无德不报,故虚美相酬。然必谓昭公知礼,吾不信也。语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而魏书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懋书法不隐,取咎当时。或有假手史 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毌丘,齐兴而有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 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 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呜呼!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内篇鉴识第二十六》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 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
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
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张晏云:迁殁后,亡《龟策》、《日者传》,褚先生补其所缺,言词鄙陋,非迁本意。案迁所撰《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阨陋,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门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于兹,安得独罪褚生,而全宗马氏也?刘轨思商榷汉史,雅重班才,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而辄编高后。案弘非刘氏,而窃养汉宫。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而野鸡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为孺子,史刊摄政之年;厉亡流彘,历纪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传。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 目也。
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容华。”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诋诃,知其 妄施弹射矣。
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
若斯流者,可胜纪哉!故曰“废兴,时也。穷达,命也。”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内篇探赜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由是《书》编典诰,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夫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耳目,其 为谬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是则义包微婉,因攫莓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 耶?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类。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案史之所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缺。寻迁之驰鹜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若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而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又迁之纰缪,其流甚多。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项羽之称本纪,何求有凭。必谓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书违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 此之乖刺,复何为乎?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
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典午攸承;蜀乃僣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 刘,疏魏而亲蜀也?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
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历观古之学士,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若齐冏失德,《豪士》于焉作赋;贾后无道,《女史》由其献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而就也。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传诸千载,而籍以权济物议,取诫当时。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 夫班彪《王命》,一何异乎?求之人情,理不当尔。
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鸿世仕江左,故不录司马、刘、萧之书,又恐识者尤之,未敢出行于外。按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为正朔。适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忤非其议。安得以伪书无录,而犹罪归彦鸾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列!爱憎之道,岂若是邪?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何止独遗其事,不取其书而已哉!但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且东晋之书,宋、齐之史,考其所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有三,事归江外。非唯肥瘠非类,众寡不均;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兹 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于是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铭诸舌端,以为口实。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

 

《内篇 摸拟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 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何以言之?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有别。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而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 异也。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而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 谓貌同而心异也。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齐桓行霸,兴亡继绝。《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相怨。而干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归命之未灭乎?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鲁以行天子乐礼,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 貌同而心异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传》并兴,各释经义。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
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 心异也。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不详。
如《汉书·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书》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 邪?以此而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昔《家语》有云:“苍梧人娶妻而美,以让其兄。虽则为让,非让道也。”又扬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质非也。如向之诸子,所拟古作,其殆苍梧之让,姓孔字仲尼者欤?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
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 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何则?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犹孔父贱为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处南面之尊, 然后谓之连类者哉!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
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故《左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以此而拟《左氏》,所谓貌异 而心同也。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锺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
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见其字。苟前后互举,则观者自知。如《左传》上言羋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 异而心同也。
《左氏》与《论语》,有叙人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连续而说,去其“对曰”、“问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曰“姓张。”“张长史乎?”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 谓貌异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业不书,见于应对,附彰其美。如《左传》称楚武王欲伐随,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说朝廷闻慕容隽死,曰:“中原可图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忧方大!”以此而拟《左氏》, 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睠言。如《左传》称叔辄闻日蚀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将死乎?”秋八月,叔辄卒。至王劭《齐志》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占者曰:“其为幽州刺史乎?”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以此而 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至如叙晋败于邲,先济者赏,而云:“上、中、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夫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义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袁山松云:“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呜呼!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后来明达,其鉴之哉!

 

《内篇书事第二十九》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于是以此三科, 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苟书而不法,则何以示后?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此其所失也。”寻班、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痏。夫虽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上智犹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目前哲之指踪,校后来之所失,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此其大较也。必伸以纠摘,穷其负累,虽擢发而数,庸可尽邪!子曰:“于予何诛?”于此数家见之矣。
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 之所载也。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 者也。
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至如凤皇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麕。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则不然。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而史官 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其烦一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国之大事,不可阙如。而自《史》、《汉》已还,相承继作。至于呼韩入侍,肃慎来庭,如此之流,书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会京师,必也书之本纪,则异乎《春秋》之义。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 抑惟恒理,非复异闻。载之简策,一何辞费?其烦二也。
若乃百职迁除,千官黜免,其可以书名本纪者,盖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编丞相、大夫;东观著书,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且一人之身,兼预数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或无其实而有其名。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牍,夫何足观?其烦三也。
夫人之有传也,盖唯书其邑里而已。其有开国承家,世禄不坠,积仁累德,良弓无改,项籍之先,世为楚将,石建之后,廉谨相承,此则其事尤异,略书于传可也。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二无遗。此实家谍,非关国史。其烦四也。
于是考兹四事,以观今古,足验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也。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 谓矣。
亦有言或可记,功或可书,而纪阙其文,传亡其事者。何则?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间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圣也,访诸郯子,始闻少皞之官;叔向之贤也,询彼国侨,载辨黄能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获传;或五羖大夫,假赵良而见识。则知当时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虞、 夏、商、周春秋、梼杌之记,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经》而有残,马迁所书,比《三传》而多别,裴松补陈寿之阙,谢绰拾沈约之遗,斯又言满五车,事逾三箧者矣。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 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内篇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至如有虞进贤,时崇元凯;夏氏中微,国传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飞廉、恶来;周之兴也,实有散宜、闳夭。若斯人者,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虽时淳俗质, 言约义简,此而不载,阙孰甚焉。
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种,鲁之曹沫、公仪休,齐之宁戚、田穰苴,斯并命代大才,挺身杰出。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此而不书,无乃太简。
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鹜穷古今,上下数千载。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于人伦大事,亦云备矣。其间若薄昭、杨仆、颜驷、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见遗者,盖略小而存大耳。夫虽逐麋之犬,不复顾兔,而鸡肋是弃,能无惜乎?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此亦网漏 吞舟,过为迂阔者。
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 蔡琰见书。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裴几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至如张祎阴受君命,戕贼零陵,乃守道不移,饮鸩而绝。虽古之鉏麑义烈,何以加诸?鲍照文宗学府,驰名海内,方于汉 代褒、朔之流。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但近史所刊,有异于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抑又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若《汉传》之有傅宽、靳歙,《蜀志》之有许慈,《宋书》之虞丘进,《魏史》之王幰,若斯数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责其谱状,征其爵里,课虚成有,裁为列传,不亦烦乎? 语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斯乃詧所不该,理无足咎。至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矣。
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内篇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斯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
历观古之作者,若蔡邕、刘峻、徐陵、刘炫之徒,各自谓长于著书,达于史体,然观侏儒一节,而他事可知。案伯喈于朔方上书,谓宜广班氏《天文志》。
夫《天文》之于《汉史》,实附赘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当锄而去之,安可仍其过失,而益其芜累?亦奚异观河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导之,用速怀襄之害。述史如此,将非练达者欤?孝标持论谈理,诚为绝伦。而《自叙》一篇,过为烦碎;《山栖》一志,直是文章。谅难以偶迹迁、固,比肩陈、范者也。孝穆在齐,有志梁史,及还江左,书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幸而量力不为,可谓自卜者审矣。光伯以洪儒硕学,而迍邅不遇。观其锐情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 要害。岂所谓“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者乎!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
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 几何?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 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
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儜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王,无由自陈。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 者也。
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时之患,其来尚矣。斯则自古所叹,岂独当今者哉!

 

《内篇序传第三十二》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
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
寻马迁《史记》,上自轩辕,下穷汉武,疆宇修阔,道路绵长。故其自叙,始于氏出重黎,终于身为太史。虽上下驰骋,终不越《史记》之年。班固《汉书》,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则远征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录《宾戏》,当汉明帝之朝。包括所及,逾于本书远矣。而后来叙传,非止一家,竞学孟坚,从风而靡。施于家谍,犹或可通,列于国史,多见其失者矣。
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而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又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 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夫自媒自衒,士女之丑行。然则人莫我知,君子不耻。案孔氏《论语》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学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曰:“吾之先友尝从事于斯矣。”则圣达之立言也,时亦扬露己才,或托讽以见其情,或选辞以显其迹,终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诸门人“各言尔志”,由也不让,见嗤无礼。历观扬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夸尚为宗。至魏文帝、傅玄、梅陶、葛洪之徒,则又逾于此者矣。何则?身兼自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 二必载。岂所谓宪章前圣,谦以自牧者欤?又近古人伦,喜称阀阅。其荜门寒族,百代无闻,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无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仪父、振铎,并为曹氏之初;淳维、李陵,俱称拓拔之始。河内马祖,迁、彪之说不同;吴兴沈先,约、烱之言有异。斯皆不因真律,无假宁楹,直据经史,自成矛盾。则知扬姓之寓西蜀,班门之雄朔野,或胄纂伯侨,或家传熊绎,恐自我作故,失之弥远者矣。盖谄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亲,人斯悖德。凡为叙传,宜详此理。不知则阙,亦何伤乎?

 

《内篇烦省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患者久矣。
及干令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此则后来 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辄求其本意,略而论之。何者?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阙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
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 及汉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会计之吏,岁奏于阙廷;輶轩之使,月驰于郡国。作者居府于京兆,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故 汉氏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也。
降及,作者弥众。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此中兴之 史,所以又广于《前汉》也。
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是以谢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于三吴;陈寿偏委蜀中,巴、梁语详于二国。如宋、齐受命,梁、陈握纪,或地比《禹贡》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适使作者采访易洽,巨细无遗,耆旧可询,隐讳咸露。此小国之史,所以不减于 大邦也。
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且必谓丘明为省也,若介葛辨犠于牛鸣,叔孙志梦于天压,楚人教晋以拔旆,城者讴华以弃甲。此而毕书,岂得谓之省邪?且必谓《汉书》为烦也,若武帝乞浆于柏父,陈平献计于天山,长沙戏舞以请地,杨仆怙宠而移关。此而不录,岂得谓之烦邪?由斯而言,则史 之烦省不中,从可知矣。
又古今有殊,浇淳不等。帝尧则天称大,《书》惟一篇;周武观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犠止画八卦,文王加以《系辞》。俱为大圣,行事若一,其丰俭不类,悬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黄帝交战阪泉,施于春秋,则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穷篡夏,少康中兴,施于两汉,则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灭,句践霸世,施于东晋,则桓玄、宋祖之事也。张仪、马错为秦开蜀,施于三国,则邓艾、锺会之事也。而往之所载,其简如彼;后之所书,其审如此。若使同后来于往世,限一概以成书,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尤其率略者矣。而议者苟嗤沈、萧之所记,事倍于孙、习;华、谢之所编,语烦于班、马,不亦谬乎!故曰:“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缺书,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其斯之谓也。

 

《内篇杂述第三十四》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
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 之谓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及谬 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楝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覼缕,故粗陈梗概。且同自 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 此科。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 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内篇辨职第三十五》

夫设官分职,儜绩课能,欲使上无虚授,下无虚受,其难矣哉!昔汉文帝幸诸将营,而目周亚夫为真将军。嗟乎!必于史职求真,斯乃特为难遇者矣。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昔鲁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势;汉臣之著《史记》也,无假七贵之权。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案《晋起居注》载康帝诏,盛称著述任重,理藉亲贤,遂以武陵王领秘书监。寻武陵才非河献,识异淮南,而辄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诸称职,无闻焉尔。既而齐撰礼书,和士开总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监统。夫使辟阳、长信指挥马、郑之前,周勃、张飞弹压桐、雷之右,斯 亦怪矣。
大抵监史为难,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但今之从政则不然,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遂使当官效用,江左以不落为谣,拜职辨名,洛中以职闲为说。言之可为大噱,可为长叹也。
曾试论之,世之从仕者,若使之为将也,而才无韬略;使之为吏也,而术靡循良;使之属文也,而匪闲于辞赋;使之讲学也,而不习于经典。斯则负乘致寇,悔吝旋及。虽五尺儿童,犹知调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则不然。或当官卒岁,竟无刊述,而人莫之省也;或辄不自揆,轻弄笔端,而人莫之见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虽地处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养拙,可以藏愚,绣衣直指所不能绳,强项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也。凡有 国有家者,何事于斯职哉!昔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又语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观历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戏,而竟不废其职者,盖存夫爱礼,吝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 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得失者哉!

 

《内篇 自叙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 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
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
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郝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 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扬榷,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 不过数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入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无绝。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盖仲尼既殁,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
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五常异,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夫开国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故陆景《典语》生焉。
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 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滞心}不芥者矣。
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 斯之谓也。
昔梁征士刘孝标作《叙传》,其自比于冯敬通者有三。而予辄不自揆,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焉。何者?扬雄尝好雕虫小技,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扬雄草《玄》,累年不就,当时闻者,莫不哂其徒劳。余撰《史通》,亦屡移寒暑。悠悠尘俗,共以为愚。其似二也。扬雄撰《法言》,时人竞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训之。余著《史通》,见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释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扬雄少为范踆、刘歆所重,及闻其撰《太玄经》,则嘲以恐盖酱瓿。然刘、范之重雄者,盖贵其文彩若《长扬》、《羽猎》之流耳。如《太玄》深奥,理难探赜。既绝窥逾,故加讥诮。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其似四也。夫 才唯下劣,而迹类先贤。是用铭之于心,持以自慰。
抑犹有遗恨,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经》始成,虽为当时所贱,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其书必传。其后张衡、陆绩果以为绝伦参圣。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傥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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