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道坚法师] 发表时间：2019-06-10 14:16:40 作者：阅读次数:

　　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道坚

　　【教学目的与要求】一个民族的崛起,必有相应民族文化的兴盛,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五千年文明的美誉,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延续存在至今的国家。中华民族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儒、释、道三教文化为中心的文明主体,佛教传入后,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建设,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佛教对中国伦理学的影响

　　一佛教与中国伦理学

　　中国伦理学流派纷呈,可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虞唐三代的天道思想形成始,至周季的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争鸣,及汉武帝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而渐以儒家伦理为正统。中国儒家伦理学的范畴极为广博,依蔡元培先生之说,哲学及心理学为中国伦理学的前提,其他如“‘为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曰‘国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是军事学范围于伦理也。曰‘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学范围于伦理也。‘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因此,中国伦理学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学科。

　　作为正统中国伦理学的儒家,在宗法制度及家庭观念的影响下,以“三纲五常”为纲要,具有浓郁现实主义及人生化的色彩。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以伦理为基础,以“家天下”的皇权思想统摄六纪(即君、臣、父、子、夫、妻六纪),确定了君、父、夫的绝对权威,并以“忠”、“孝”为人生最高道德行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为五常之首,是儒家理想中人格完成的圣人道德论,从其德言为“仁”,从其行言为“孝”,从其性言为“忠恕之道”。仁是重视生命的尊严,普济博爱的精神境界,并以“仁者爱人,知者知人”及“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来说明仁的道德论。

　　佛教东传初期,对中国传统伦理纲常来说可谓严重的挑战。儒家伦理为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属于世俗的,即以神化君权结合家庭伦理观念,形成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而佛教伦理提倡种性平等,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理念,宣扬人人皆可成佛的平等自由思想,显然与儒家伦理相悖。佛教自称以解脱世间种种缠缚,证得具有“常、乐、我、净”四德的涅槃寂静境界为目标。因此佛教并不以世俗道德伦理为最高准则,而是以世俗谛基础,超越世谛的出世间伦理道德为归趣。这种圆融真俗二谛的伦理道德观,甚而不受现实伦理纲常的束缚,具有超道德的性质。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注重融摄传统伦理道德,即吸取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以补入世之不足,逐渐形成完整的中国佛教伦理学体系,成为中华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佛教伦理道德

　　(一)佛性论

　　中国佛教伦理学以对人的本质、本性的思考为基础,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神圣性,都具有解脱成佛的潜能。然而佛性受到烦恼妄想的覆盖而不显发,因而轮回六道,不得解脱。众生若能断除无明惑业,则见佛性,获得涅槃的永恒之乐。佛性论是佛教人性论的基础,为去恶从善、修行成佛提供了理论根据,对宋明以来的儒家道德修养论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人人本自具足佛性,都可以成就佛道。在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尊卑贵贱之分,打破人为的阶级划分,让不同职业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在佛性论的思想下平等互利。这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的理念,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佛教客观分析了人性的善恶性质后,以佛性论性善恶学说来论证成佛及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据,为社会伦理道德提供了许多积极的思考,如一阐提成佛说,表明有罪众生虽然犯有严重过失,但不失其人性的尊严,因而应该给予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等。

　　(二)因果报应学说

　　所谓因果报应学说,也称万有因果律,指善恶行为必将获得一定的善恶果报。佛教认为生命是永恒的,在业力的牵引下,轮回于生命的各种类型中,其类型大致分为六种,即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等六道。天、人、阿修罗的境遇相对较好,属三善道,地狱、饿鬼、畜生三道生活在比较痛苦的环境中,属三恶道,也称三途(地狱为血途,饿鬼为火途,畜生为刀途)。佛教认为,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修十善业上升天道,修持五戒转生人间,修福不修慧生于阿修罗道,贪婪的众生转生饿鬼道,造作恶业则堕落地狱,不明真理愚痴无智转生畜生道。六道升沉,全凭自己的心念和行为作主,而不是命运或上苍的安排。过去的行为影响现在的生活,现在的行为又影响着未来的命运,人在命运流程中始终占着主动的位置,从而形成佛教独特的生命观。

　　(三)佛教戒律学

　　在佛教伦理学中,戒律学始终贯穿佛教思想体系,认为“戒”为佛教总纲“戒定慧”三学之首,受到佛教界空前的重视。

　　戒与律原有不同的意义。戒音译为尸罗,意指行为、习惯、性格、道德和虔敬,引申为防非止恶义。律是梵语优婆罗叉的意译,一指禁制之法,一指诠量罪的轻重。而“戒律”并用,意谓维持佛教教团的道德性、法律性的规范。亦即‘律\’指为维持教团秩序而规定的种种规律条项及违犯规律之罚则,属于形式的、他律的。‘戒\’指内心自发性地持守规律,属于精神的、自律的。然而戒与律并非分离而行,而是平行地共同维持教团秩序。总之,戒的范围窄,律则包含一切律仪,如行住坐卧四大威仪也含摄其中。广义而言,“戒律”有戒、律、律仪等义,有规范身心,引生善果的胜用。

　　佛教一般以三聚净戒来说明戒律学。第一摄律仪戒是佛教分层管理的基本行为准则,即佛教教团所受的戒。摄律仪戒以消极的约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其主要强调不许干什么,以自利为主。第二摄善法戒强调佛教徒的个人、家庭、社会等义务,并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远大理想,勤修一切善法,如四宏誓愿、六度和十善等。摄善法戒要求佛弟子积极面对现实,为营造众生的福祉作最大的努力,以利他为主。第三摄众生戒,玄奘译为饶益有情戒,即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广作饶益众生事业。为利益无边众生,甚至可以以一切方便行门,不受教条主义的约束,如看病、说法、报恩、救护、劝慰、布施等等。摄众生戒属自他二利结合,甚至具有超越伦理的性质,如为救护众人的生命和财物,以慈心杀盗贼,则不犯戒。

　　(四)佛教孝道论

　　佛教认为孝为人道的基本伦理准则,人而不孝,则连畜生都不如。父母恩沉似海,应如何报答?《五分律》卷二十说:“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于上大小便利,并以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故当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必得重罪。”因而供养事亲为基本报恩方式。《梵网经》卷下云:“孝顺乃至道之法,故以孝为戒。”佛教将孝的观念与戒结合起来,认为孝道是成就佛道的必备因素,甚至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

　　佛教又将孝道分为世间孝与出世间孝,供给父母衣食等为世间之孝,以佛法开导父母为出世间之孝。出世间孝扩大世间孝的局限性,将所有的人作为自己的父母,“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而供养承事。这是超越家庭观念的普遍孝道论,为社会提供了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

　　佛教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一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两汉以前,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古代的传统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在魏晋以后,中国哲学在儒、释、道的冲突与交融中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以儒、释、道文化为主体的哲学系统。佛教哲学自两晋的格义化、玄学化,逐渐影响中国哲学,到隋唐佛教哲学高度发达,在中国哲学史上大放异彩。

　　二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一) 宇宙论的扩展

　　儒家以天地四方为界,六合之外存而不论。道家以“道”来表示宇宙的无限性。佛教以“三千大千”说和“劫波”说揭示了空间上多元层次性和时间上的多元阶段性,并以“华藏世界”的宏观宇宙哲学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佛教的宇宙观注重生命体在自然中的地位,认为有情生命和无情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情生命为有情世间,无情界为器世间,二者圆融一体,相互依存,协调统一。

　　(二) 本体论的深化

　　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不甚发达,佛教形而上本体论传入,如“二谛圆融”和“事理相摄”的理论,即分析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相互辩证关系,使中国的本体论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心性论的开拓

　　隋唐以前,中国哲学侧重于天人关系的阐释,隋唐佛教后,因受到佛教涅槃佛性说和般若无知说的影响,儒家哲学也重点转移到心性之学上来,强调本心的清彻明觉和返本复性的功夫,形成一套系统的性理之学,这是接受佛教心性论薰陶的结果。

　　(四) 人生论的提升

　　佛教有丰富的人生论,如以悲苦人生论为基础的“四谛”说,着重认知这个世界的真相为苦、空、无常、无我的观念,并要求面对苦难的世间,去探寻苦的根源,寻求解脱诸苦的方法,最终导致永恒的快乐。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和积极济世的六度思想,丰富了人生智慧,使人从现实中得到超脱,获得不为凡情所动的保持自我能力,对中国的人生哲学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五)认识论的推进

　　佛教的法相唯识学长于名相的分析,对人的心理活动和认知过程有极为细致的研究,以八识学说剖析精神现象,并以“种子说”、“薰习说”、“变现说”等阐述了系统的认识论,从而弥补了中国哲学缺乏独立的认识论之不足。

　　(六) 辩证法的丰富

　　佛教辩证法以华严学的“圆融无碍”思想为代表,打破一切人为的界域,将差别、矛盾、对立统一沟通起来,恢复世界的整体性和普遍联系的规律,是高度发达的辩证法。

　　第三节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贡献

　　一佛教与中国文学

　　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也就是带来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律体诗和俗文学(包括说唱文学、通俗小说、戏曲等)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作用;在内容方面,主要主张就人生而观其无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变转幻化,从而为文人开拓了新的意境及超现实的想像力,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 佛教翻译文学的形成

　　从汉末到西晋,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等人采取直译的方法翻译佛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宋高僧传·安世高传》)东晋以来,佛经翻译家逐渐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新的园地。如姚秦时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译文宏丽优美,语意显明晓畅,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常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对文学界影响很大。佛陀跋陀罗等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澜壮阔,宏伟瑰奇。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经》,传述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韵文形式的传遍文学。这两部佛经的文学色彩极为浓厚,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小。中国汉魏以来,散文和韵文日益走上骈俪的道路,此时的佛经翻译家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译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这种新文体对改变当时中国文学的文体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学发展。

　　(二) 佛教推动音韵学的和律体诗的产生和发展

　　佛教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十分巨大,一方面是伴随着佛教而传入的印度声明论,导致南朝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从而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一方面是佛教的思想,尤其是般若学空宗理论和禅宗思想,给诗歌的内容以强烈的刺激,丰富了诗歌的意境,使诗歌的面貌更为多姿多彩。

　　(三) 佛教导致说唱文学——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的相继产生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佛教对于说唱文学和小说的影响,比对诗歌的影响还要显著。自南北朝以来,佛教为了弘法的需要,开始推行经文的“转读”、“梵呗”的歌唱和“唱导”三种宣传教义的方式。由于诵读、讲说、歌唱、赞叹等形式多样化,说唱结合不仅开佛教俗唱的风气,而且有变文之作,继之有宝卷、弹词、鼓词等文学艺术出现。

　　(四) 佛教为古典小说提供了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

　　佛教对我国古代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提供故事来源,启发艺术构思。我国上古文学作品注意“辞达”,风格质朴,不利于小说的创伤和发展。而佛教典籍则广取譬喻,以寓言、故事来说明教义,往往把佛理融化在华丽奇妙的文艺形式里,取得形象教化的成效。佛教典籍的流传,有利于打破中国小说的博物、逸闻、笑话等传统题材的束缚,为小说创作打开文阔的天地。六朝时佛道盛行,形成了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从而产生了许多志怪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等。

　　(五)佛教为中国文学语言宝库增添新的词汇

　　随着佛教典籍的翻译和流传,佛教典籍中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被引进了我国六朝尤其是唐以后的文学作品,其中源于佛教的成语,几乎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百分之九十以上。印度和中国佛教的新词汇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宝库,使汉语言的表现力更为灵活,为中国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佛教与中国艺术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佛教建筑及造像艺术等逐渐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与印度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推进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此时佛教的作用非常巨大。北方佛教重修持,立寺建塔,造像刻碑,蔚然成风。南方佛教重义理,诗歌、绘画、书法及佛寺建筑艺术盛极一时,与北方的石窟艺术等交相辉映。唐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佛教建筑、雕像、绘画艺术,灿烂辉煌,登峰造极。到了元代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传入内地,丰富了佛教艺术的宝库。本文拟从如下几方面写:

　　佛教建筑艺术——佛殿、佛塔和经幢

　　佛教雕塑

　　佛教绘画

　　佛教音乐

　　三佛教与中国科学技术

　　(一)佛教与医药卫生学

　　佛教的养生论、禅学对中国古代的医疗、养生、健身和开发智慧有密切关连。禅定能使人断除烦恼,淡化欲念,纯净思虑,安适身心,自然能治病健身。西藏密宗的瑜伽修炼有益于养生,在僧人的推动下,藏医藏药有独特的疗效。

　　(二)佛教与印刷术

　　佛教为了传播文化,对中国印刷术的贡献杰出。

　　(三)佛教与天文、地理和历史学

　　我国僧人来往于丝绸之路,见识广阔,其游记域志对中国和亚洲地理学、历史学作出过重大贡献。如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中外学界所推崇。

　　唐代僧人一行大师精于历象阴阳五行之术,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他改撰《天元大衍历经》,续成《魏书·天文志》,在世界上第一次算出子午线的长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