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对译经事业的贡献

　　道安对译经事业的贡献

　　韩廷杰

　　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省正定県南)人。生于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幼丧双亲,被表兄孔氏收养,七岁读书,五经文义,已稍微通达。十二岁出家为僧,非常聪明,但外貌丑陋,不被师父看重,让他到田园干活,长达三年。他辛勤劳动,毫无怨言。他精进努力,斋戒无缺。数年之后,才向师父要求念经。师父给他《辨意经》一卷,有五千多字。道安携此佛经到田地干活,休息时抽空阅读。晚上回来后,把佛经还给师父,又要另一本。师父说:“昨天给你经了,你不读,今天又来要经。”道安说:“昨天你给我的经,我读过了。”师父有疑,不相信他说的话。又给他《成具光明经》一卷,不到一万字。道安像往常一样,携书到田,抽空阅读,晚上回来还给师父。师父让他复述,竟然一字不差。师父大为惊异,对他特别敬重。后来,让他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比丘,让他外出游方参学。至邺,入中寺,遇佛图澄。佛图澄很赞赏他,与他谈话一整天,别人见他其貌不扬而轻视他。佛图澄对他们说:“这个人有远见卓识,你们比不上他。”因而拜佛图澄为师。佛图澄每次讲经,都让道安复述。有些人不服气,故意刁难他,提些怪问题,他都能挫锐解纷,行有余力。当时人们都赞叹说:“漆道人,惊四邻。”⑴“道人”是指出家人,和尚。“漆”是说道安长的黑。

　　道安声望不断提高,四方学士竞相前来拜师,受业弟子有法汰、慧远等五百多人。后遇石氏之乱,道安感到天灾人祸,率众入王屋女机山,不久后又渡河至陆浑(今河南嵩県东北),山栖木食修学。不久后,慕容暐攻河南,道安等南投襄阳,行至新野(今河南西南),道安对弟子们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⑵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道安派法汰等去扬州,派法和等入蜀,道安率弟子慧远等至襄阳。习凿齿听说后,前来拜访,坐稳后说:“四海习凿齿。”道安回答说:“弥天释道安。”⑶ 习凿齿曾给谢安写信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观,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故最是所长,作义乃似法兰、法祖辈,统以大无,不肯稍齐物等智,在方中驰骋也。恨不使足下见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见足下。”⑷由此可见,道安不靠神通,不以势压人。而靠广博的学问,靠高尚的道德行为,统率大众,受到当时人的赞美。苻坚素闻其声,常说:“襄阳有释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⑸苻坚攻破襄阳,道安、习凿齿被擒,苻坚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⑹从此以后,道安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人,大弘法化。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65年)二月八日卒,葬于五重寺内。

　　道安既是佛教领袖,又是佛教学者,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译经

　　道安对原有的译经很不满意,《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记载说:“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⑺原有的译经,经常出现错误,佛经的深奥义理表达不出来。致使道安讲经说法的时候,只能讲个大概意思,不能细讲。《出三藏记集》卷八载有道安写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谈到他讲《般若经》的情况:“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乃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然每至滞句,首尾隐没,释卷深思,恨不见护公、叉罗等。”⑻道安在襄阳(汉阴)十五年,每年讲《放光般若经》两遍,到京师长安快四年了,仍然坚持每年讲两遍,从不懈怠,经常遇到“滞句”、“隐没”之类的情况。恨不得拜见《光赞般若经》的译者竺法护和《放光般若经》的译者无罗叉,向他们请教。

　　以上遭遇,使他下决心参与译经。道安本人不懂梵文,不能亲自译,但凭他佛教领袖地位,可以组织译经。道安在长安的七年当中,主要任务是组织译经,并为译经写序,《出三藏记集》卷六、七、八、九、十五卷收录道安写的经序十四篇。经过长期的翻译实践,他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具体反应在他写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则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令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以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勇乎?斯三不易也。涉此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正当以不闻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何复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⑼

　　“五失本”是说有五种情况可以允许汉语译文与梵文原典不一致:一、从语法上考虑问题,梵语往往是倒装句,一般来说是把动词放在后面,如果死译,汉语不通,所以汉语译文应当服从汉语的语法形式,方成通顺译文。二、一般来说,梵本佛经都很质朴,但中国人喜欢漂亮文雅的汉语。为了迎合中国人的这种喜好,佛经译文一定要修饰。道安提出这一原则,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爱好密切相关。《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记载说:“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与学士杨弘仲论诗风雅,皆有理致。”⑽道安不仅熟读佛教经典,也喜欢读佛教以外的书籍,很会写文章,文笔很好,文学造诣很深,常与学士讨论写诗问题,发表的意见很在行,很有道理。三、梵本佛经当其表达感叹、歌颂或叮咛的时候,行文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再三重复,不厌其烦。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写文章,喜欢简洁明了。为了迎合中国人的爱好,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把重复的部分删除掉。四、梵本佛经,往往以长行把问题说明以后,再用颂文进行总结,此称“义说”,很像是中国韵文的韵语。从内容来讲,颂文与长行无任何区别,这种情况很多。翻译为汉语的时候,要把重复部分删掉。五、前文已经把所要讲的问题都说清楚了,在后文论述其他问题的时候,又要涉及前述问题。在此情况下,梵本佛经往往出现重复。在译为汉语的时候,要把重复部分删除掉。

　　“三不易”是说有三种情况,使佛经翻译感到很困难,很不容易:一、《般若经》等佛经,是具三明(三种神通)之佛所说,是佛出广长舌所宣讲。圣人说法因时而宜,因人而宜,把这种典雅的古文,翻译为适合今人的语言,这是第一种不容易。二、佛教经典的作者佛(说经)、菩萨(造论)都是智者,我们凡夫却很愚昧。佛、菩萨都是圣人,我们是凡夫俗子,相距甚远,不属于一个层次。圣人说的话深奥难懂,时间又相距甚远,翻译为适合当今俗人阅读的经典,这是第二种不容易。三、第一次佛教结集时,阿难背诵出佛说的经,离佛涅槃不久,尊者大迦叶让五百名有六种神通的阿罗汉互相审查,互相校对,书写。现在距此已经有一千年了,用现代人的意向进行衡量,那些阿罗汉们是那样的有智慧,处于生死轮回中的有情众生又是这样的平庸,怎能不知传法之难呢?这是第三种不容易。

　　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是要告诫时人,在翻译佛经的时候,肯定要遇到很多困难,很不容易解决。所以要慎之又慎,千万不可草率行事。把印度人的佛教理论介绍到中国来,让中国人理解,没有“五失本”怎么能行呢?

　　道安的译经理论影响巨大,姚秦鸠摩罗什译经的时,其助手僧叡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予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诚,属当译任,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慎交怀,惕焉若厉。”⑾隋代彦悰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在其着作《辨正论》中,具体列出“五失本,三不易”的内容,然后赞美说:“余观道安法师,独禀神慧,高振天才,领袖先贤,开通后学,修经录,则法藏逾阐,理众仪,则僧宝弥盛。世称印手菩萨,岂虚也哉!详梵典之难易,论译人之得失,可谓洞人幽微,能究深隐。”⑿此中所说“梵典之难易”即指“三不易”,此中所说“译人之得失”即指“五失本”。彦悰认为,只要执行“三不易,五失本”的译经原则,就能表达印度佛经深奥难懂的佛教义理。

　　正确表达印度佛经的正确义理,这是译经的根本目的,具体方法可以灵活掌握。如前所述,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此经已佚,序言仍存。序言说明该经的译出时间是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译经原则的时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跋澄翻译《鞞婆沙论》的时间是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即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译经理论的第二年。道安也为这部论写了序言,其序称:“赵郎谓译人曰:‘《尔雅》有《释古》、《释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亡,经亡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⒀赵政提出的译经主张,道安是同意的。赵政主张尽量保留经本原貌,不要追求华丽,不要过多修饰,保留原经的质朴状态,也不要过多删除(损言)。除“改倒句”符合道安“五失本”的第一条外,其余皆不符。说明道安在译经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恪守“五失本”的原则。

　　二、注经

　　《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称:“佛之着教,真人发起,大行于外国,有自来矣。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质从异,译胡为晋,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胡,众经浩然,难以折中。”⒁这里说明道安注经的原因。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要靠翻译,印中两国的语言结构不同,发音不同,文质不同。从事佛经翻译的人很多,他们有的通梵文而不通汉语,有的通汉语而不通梵文,译出的佛经自然难懂,这就促使道安下决心注经。

　　道安所注佛经主要如下:

　　《光赞折中解》一卷

　　《光赞抄解》一卷

　　《般若放光品折疑准》一卷

　　《般若放光品折疑略》一卷

　　《般若放光品起尽解》一卷

　　《道行品集异注》一卷

　　《大十二门注》一卷、

　　《小十二门注》一卷

　　《了本生死注》一卷

　　《密迹金刚经甄解》一卷

　　《持心梵天经甄解》一卷

　　《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解》一卷

　　《人本欲生经注撮解》一卷

　　《安般守意解》一卷

　　《阴持入经注》一卷

　　《大道地经注》一卷

　　《十法句义杂解》一卷

　　《义指注》一卷

　　《九十八结解》和《约通解》共一卷

　　《三十二相解》一卷

　　除以上注经,他还写过《三界诸天录》一卷、《经录》一卷、《答法汰难》一卷、《答法将难》一卷、《西域志》一卷。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对此总结如下:“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意,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敍,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⒂

　　从道安的着作来看,他的佛学知识非常广博,他所弘扬的主要是般若学和禅学,也涉及到小乘佛教、戒律等。《出三藏记集》卷七《道行经序》称:“大哉智度,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地含日照,无法不周,不恃不处,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无形,两忘玄漠,块然无主,此智之纪也。夫永寿莫美 乎上乾,而齐之殇子。神伟莫美于凌虚,而同之涓滞,至德莫大乎真人,而比之朽种。高妙莫大乎世雄,而喻之幻梦。由此论之,亮为众圣宗矣。何者?执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为之域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⒃这里所说的“智度”即般若波罗蜜。道安所讲的般若学有二大特点:一、用道教的“真人”等名词概念论述般若;二、把空、有两过结合在一起,因为他提出“游真如据法性”的问题。大乘空宗主张一切皆空,并不承认真如法性。

　　道安的禅学观点也很有特色,他把四禅、四无量心、四空定之十二门禅说成是“三乘之大路”。“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前二乘是小乘,后一乘是大乘。道安认为,三乘证果,都离不开十二门禅。

　　道安对小乘佛教的推崇,反映在他写的《鞞婆沙序》和《阿毘昙序》中,对戒律的重视则反映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戒序》中。梁慧皎着《高僧传》卷五《道安传》称:“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⒄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制定僧规。本传又记载说“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⒅由此可见,道安是弥勒净土信仰的先驱者。本传又记载说:“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每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 与经符,遂为永式。”⒆道安首次规定,出家人皆姓“释”,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三、编纂经录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传》称:“自汉暨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⒇从汉到晋,翻译的佛经越来越多,有的译师不记名字,后人追忆又搞不清年代。为清楚起见,道安着《综理众经目录》,又称为《道安录》或《安录》。说明译师、译时、新译、旧译等,使读者一目了然。道安原着已失,大部份内容保留在僧佑着《出三藏记集》卷三、卷五当中。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安录》大概面貌。《安录》大概分为以下七个部份:

　　一、经律论录,《出三藏记集》卷一的《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是在《安录》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共收经律论四百五十部,凡一千八百六十七卷。

　　二、古异经录。《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古异经录》说明如下:“古异今者,盖先出之遗文也。寻《安录》,自《道地要语》迄《四姓长者》合九十有二经,标为古异。虽经文散逸,多有缺亡,观其存篇,古今可辨。或无别名题,取经语以为目,或撮略《四含》,摘一事而立卷,名号质实,信古典矣。”(21)道安以前的某些译经,已不知译师、译时者,称为“古异经”。这些佛经多为《阿含经》的某一部份,多为残篇,有的题目也没有了,就用经文中的一句话作为题目。

　　三、失译经录。《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失译 经录》说明如下:“佑校安公旧录,其经有译名则继录上卷,无译名者则条目于下。寻《安录》自《修行本起》讫于《和达》,凡一百三十四经,莫详其人。又关、凉二录,并缺译名,今总而次,列入失源之部。《安录》诚佳,颇恨太简,注目经名,撮题两字,且不列卷数,行间相接,后人传写,名部混糅。且朱点为标,朱灭则乱,循空追求,困于难了。斯亦玙璠之一玷也。且众录杂经,苞集逸异,名多重复,迭相散紊。”(22)“失译”即已不知译师之名。僧佑在肯定《安录》的前提下,也指出他的缺点,太简单化了,只注经名,不列卷数,还有很多重复。共收142部147卷。

　　四、凉土异经录。“凉土”相当于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共收五十九部七十九卷。

　　五、关中异经录。共收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六、疑经录。共收二十六部三十卷。道安说明如下:“外国僧法,学皆跪而口授。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若有一字异者,共相推校,得便摈之,僧法无纵也。经至晋土,其年未远,而喜事者,以沙糅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何以别真伪乎!农者禾草俱存,后稷为之叹息,金匮玉石同缄,卞和为之怀耻。安敢预学次,见渭杂流,龙蛇并进,岂不耻之。”(23)由此可见,道安对伪经恨之入骨,一定要把它消除出去。

　　七、注经及杂经志录。共收二十四部二十七卷。其中包括《经录》等着作四部,关于《经录》,道安说明如下:“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已来,迄今晋兴宁二年(公元366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24)可见道安时代,译师得到什么经,就翻译什么经,还没有受宗派、学派影响,也没有系统性。

　　注解:

　　⑴语见《高僧传》卷五,中华书局版《高僧传合集》第31页。

　　⑵⑶《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2页。

　　⑷《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562-563页。

　　⑸⑹同上书,第563页。

　　⑺同上书,第561页。

　　⑻同上书,第289页。

　　⑼同上书,第289-290页。

　　⑽同上书,第563页。

　　⑾参见《出三藏记集》卷八僧叡着《大品经序》,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92页。

　　⑿语见《续高僧传》卷二《彦悰传》,中华书局版《高僧传合集》第118页。

　　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2页。

　　⒁同上书,第227页。

　　⒂同上书,第561页。

　　⒃同上书,第262-263页。

　　⒄⒅中华书局版《高僧传合集》,第312页。

　　⒆同上书,第311页。

　　⒇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1-562页。

　　(21)同上书,第91-92页。

　　(22)同上书,第98页。

　　(23)《出三世记集》卷五,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21-222页。

　　(24)同上书,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