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育的规范

　　“佛教教育”，顾名思义，就一般而言，也即从狭义上讲，应是培养僧才，续佛慧命；而从另一个角度，即广义上说，佛教本身就是教育。佛陀说法，目的是以其言教导引众生离苦得乐、转迷为悟。所以，净空法师在其《认识佛教》中说：“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

　　佛陀是导师，弟子是学生，经典是教材，目的是解脱自在。而二者之中，僧才教育是佛教教育的基础。原因是，每一座寺院都应当是一所学校；而每一个其中的出家人都应当是一位老师。那么，老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整个佛教教育事业的兴衰。而素质的培养，首先是要对佛教典籍的学习，寻找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然后循着这条路走下去，直至到达目的。从三般若的角度而言，“文以载道”。如果没有最初的文字般若作为媒介，佛教徒就无从探知甚深的实相般若之理。随之而来的，也将无从进入观照般若的真实受用，即无从同实相般若相契，也就不能感受佛法的真实。可见，佛教教育是通过文字来完成的，自然而然的应当有一个规范，即佛教教育的特殊性、随缘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假若无此规范，那么，佛教的教育事业就无从谈起。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回首漫漫之旅，历经兴衰曲折的因缘；面对现实的色彩缤纷，分明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尤其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各种知识充斥和影响着人们，佛教教育怎样给自己定位？即在自己受教育，也在教育他人的过程中，找准立足之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有的佛教徒，特别是出家人，都应当给予关注和思索。有感于此，提出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谨供参考。

　　1)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大智度论》卷二十二中说：佛法印有三种，一者，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皆无常；二者，一切法无我；三者，寂灭涅槃。此三法印，一般以为是小乘经典的标准。《法华玄义》卷八中说，诸小乘经，若有无常、无我、涅槃三印，印之则是佛说，无三法印即是魔说。而三法印又可以通大小乘。佛教教育要依三法印建立。

　　2)一实相印：《法华经·方便品》中说：无量众所尊，为说实相印；嘉祥大师的《法华义疏》卷四中说：为人说于实相，印定诸法；《三藏法数》中说：盖如来所说诸大乘经，皆以实相理，印定其说，外道不能杂，天魔不能破，若有实相者，则是佛说，若无实相印，则是魔说。可见，佛教教育要依一实相印建立。只有依三法印和一实相的教育，才是佛教教育。这也正是佛教教育特殊性的土壤。否则，佛教教育的特殊性，将是无木之林，无源之水。

　　既是佛教教育，那么，就应当有其不共世间教育的内涵。也许会有人问，佛教教育究竟有怎样的内涵呢？回答是：应有三点，（1）、出离心；（2）、正知见；（3)、菩提心。下面就此三点分别叙述：

　　（1）：佛教教育与世间教育有其本质的不同。世间教育在获得某一专长技能的同时，虽然也有其益于他人的一面，但却更重于功利和实惠。而佛教教育却是超越于此，乃至除人之外的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天等，因为无常、苦的缘故。既是超越，所以是出离，或者也叫出世。《金刚经三昧经》卷一中说：佛言，善男子，汝能问出世之因，欲化众生令彼众生或得出世之梁，是一大事不可思议。因此，能够使人生起出世之心，即是出离心。佛教教育应当有此内涵。如果依旧我行我素以世间价值观念为自己的价值观念，则与佛教徒身份不符。《发菩提心文》中说：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佛教徒应如是。

　　（2） 关于正知见：佛教教育中的正知见与世间颠倒的邪知见有别。颠倒邪知见的特点是，导致人们误入歧途。如佛陀时代的外道中，有持牛戒吃草的，有持狗戒吃粪便的，有卧荆棘修苦行的；现世的外道中，有清海的所谓“观世音菩萨法门”，有李洪志的所谓“转法轮”，有以鬼神为佛教信仰的等等。此等邪见之人自以为是，必将导致对佛教教育正知见的排斥，其结果是可悲的。佛教教育的正知见，八正道中，正见第一。《华严经》卷三十中说：正见牢固，离诸妄见。也即是指远离诸邪颠倒的正观。可见，正见即正观，或者也称中观。龙树菩萨的《中观论》中说：不生亦不灭，不一亦不异，不常亦不断，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此正如《大智度论》卷四十三中说的：离是二边，行于中道，是为般若波罗密。也正如《三论玄义》中说的：以无得正观为宗。或者我们也称它为空。从此可见，佛教教育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育。至于人们以为佛教是迷信，更多的是并不了解佛教，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至于有人因信仰佛教而误入歧途，那只能说，接受的教育的问题，因为，学佛是要“依法不依人”的。如果是依人的话，那人也一定要说佛法，不然，怎么会有“善知识难遇”一说呢？值得注意的是，佛教教育中，正知见的无得正观或空等，不是断灭义，也不是否定了事物存在的事实，只是认为这种存在不真，没有自性。

　　（3） 关于菩提心：菩提译为道或觉，菩提心即是指求大道或正觉之心，说得更明了一点，就是发起成佛之心称为菩提心。《维摩经·佛国品》中说：菩提心是菩萨净土。《大智度论》卷四十一中说：菩萨初发心，缘无上道，我当作佛，是名菩提心。可见，佛教徒要发起成佛之心，即“志当存高远”，才不枉是佛教徒。所以，佛教教育一定要以此为教学目的。也许在一些佛教徒看来，还不能有如此发心，或为人天，或为二乘等，但终究是开权显实、回小向大。待到有一天，因缘成熟之际，肯定要超越和升华原有的价值观念，追求最高的真谛。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佛教徒把自己的人生坐标，定在世间假相上的功利和实惠，比如升官、发财。或者是某些事业上的成功，或者是试图通过佛教的修行，来达到一些神通的技能，并以此证明这就是佛教教育，实在是一种极大的错误。尽管不能否认各有因缘，各得其所，但这已不是佛教教育的目的了。至于以佛陀教育欺世盗名，则更是与佛教的本质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将会使佛教教育误入歧途。而佛教教育的目的，则是要我们都能成为一个圆满的觉者。能够发起成为圆满的觉心，即菩提心。若尔如此，将会使我们感到，所有的诱惑，都是旅途中的障碍，如果我们想真正接受佛教教育的话。

　　我们已经讨论了佛教教育的特殊性，确立了佛教教育不共世间法之处。如是，我们有了佛教教育的依止。由此看来：不能单纯地把世间教育等同于佛教教育，尽管有关系，但两者之间目的不同。也不能把相似佛教冒充于佛教。比如说，有人以佛教之名，大谈特谈抽签、算卦，见鬼、捉鬼，或者能看见什么之类，此同佛教教育的宗旨相违背，许多所谓佛教徒的信仰，基本停留在这一点上；更不能把附佛外道混同于佛教，此种外道最为危险，危害也最大。如曾经发烧一时的“佛子张晓平出山”，使多少人如痴如醉，沉湎于“万法归一功”中，导致不供佛像，只供张大师像即可。再如“清海无上师”的做怪，一个似是而非的所谓“比丘尼”，妖艳花哨，其理论是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的混合产品，拉走了多少妄想速成的人们。又如李洪志的“转法轮”，其法轮本来盗自佛教，却又说释迦牟尼临终之际说，我说法四十九年，没有说一个字，那就是还没找到真理，只有他发现的所谓“真善忍”大法才是真理。并且疯狂诋毁出家人的尊严，让他原来信佛的追随者砸毁佛像，此举绝对不应该是“真善忍”的内容。由此，规劝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一个人总是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到了最后，却连他原来拥有的那一点儿也丢失了，实在是可怜可悲！也许，许多人到了此时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发誓从此再也不学佛了。殊不知，自己根本就没有受到过真正的佛教教育，原来是在学人，而不是在学佛。如此看来，怎么能怨恨到佛教身上去呢？况且，一些人似是而非的所作所为，并不代表佛教教育的内涵。

　　那么，就让我们所有走过弯路的佛教徒：反思、反省、转变。反思我们的过去，反省曾经的失误，转变我们的方向，使我们信仰的基础，纳入一个佛教教育特殊性的范畴。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经藏，或者听闻正法。于是，面对“邪师说法如恒河沙”的现实，我们才会正本而清源，我们才会增加免疫力，我们才会如理思维而体证佛法。

　　佛教教育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实在是因为佛教教育方便智的关系。前面佛教教育的特殊性，探讨的是根本智的问题，是对诸法实相的体证，此是佛教的方便智的内容，简称方便。所谓方便，指利益他人的方法，无论大小乘佛教教育，均称为方便。其中，方是方法，便是便用，即是便于运用契合一切众生的方法。《大集经》卷十一中说：能调众生悉令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法华经 方便品》中说：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众生处处著，引之令得出。《三论玄义》开篇即说：适化无方，陶诱非一。可见，佛陀说法四十九年，横说、竖说，八万四千法门，针对八万四千种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其中原理无非因人而异，因机施教，应病与药。如《净名经·香积佛品》中说：

　　尔时维摩诘问众香菩萨，香积如来，以何说法？彼菩萨

　　曰，我土如来，无文字说，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

　　菩萨各各坐香树下，闻斯妙香，即获一切德藏三昧，菩萨所

　　有功德，皆悉具足；彼菩萨问维摩诘，今世尊释迦牟尼，以

　　何说法？维摩诘言，此土众生，刚强难化，故佛为说刚强之

　　语，以调伏之。

　　从以上香积佛国与娑婆世界佛陀教育众生的方法看，香积佛国因缘殊胜，众生易度，闻香即为佛事，成就菩萨所有功德；而娑婆世界因缘陋劣，众生难化，必须以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调伏其心。就像驯服猛烈的象和马一样，一定要使用痛彻骨髓的方法，才能令其折服，虽难免有些残酷，却能使众生受益而得解脱。当然，就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而言，教学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就五乘而言，即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就三乘而言，即声闻、缘觉、菩萨。此中，五乘与三乘的区别是，两者开端的因缘不同，一无出离心，一有出离心，但归根结底是相同的，只是五乘以人天为阶梯而达到出离，乃至成佛，而三乘也是摄三归一，如《法华经·化城喻品》中说：诸佛方便力，分别说三乘，唯有一佛乘，息处故说二。此中，声闻、缘觉，只是三百由旬处的化城，五百由旬的佛乘才是目的。就大小乘的教学方法而言，也有四谛与六度等等的不同，乃至戒律也有种种差异。凡此种种，均可看出佛教教育的方便，即佛教教育的灵活性。

　　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中的“恒顺众生”，此恒顺即是方便，也就是随缘，即先同众生搞好关系，然后给予化导。那么，恒顺国王或者当政者，则是为了佛教的命运走向。这同样还是为了救度众生。六祖《坛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觅兔角。这无不告诉我们，要与现实“人际”保持良好关系，依旧是随缘的问题。东晋道安法师与前秦国王苻坚的关系，正说明了这一点。道安法师曾经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因为道安法师的人格魅力，使得苻坚心仪向往。当得到道安法师之际，他们的合作，给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又如后赵神异的佛图澄大师，因与残暴国王石虎的良好相处，使得石虎折服并准许汉人出家，同样有利于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至于现实中“爱国爱教”的提倡，也一样是同现实结缘。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一切都体现着无常，如果总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眼光去看事物，佛教也不会走到今天。如果不能走到今天，也就不是佛教。所以，面对现实，佛教教育应当接受新的挑战，承当新的责任，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够解决更多人的心理问题，也才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现实也正在证明着这一点，近代太虚大师倡导的佛学院教育的尝试，起初遇到很多的非议和阻力。但在今天，一切都显得极其正常，并且发展良好。比如出国留学，因此获取学位，必然对佛教教育事业产生影响。相信，未来还会有新的景象出现，站在一个动的角度看，应当说是合理的。也正因为如此，佛教教育才会时时体现出活力，而不被淘汰。中国佛教的历史足迹，能够证明这一点。虽然曾经历过“三武一宗”的毁佛行为，但很快又被恢复，足见其生命力的旺盛。公元十世纪，佛教在印度本土的灭亡，其原因虽有西北雅利安人的侵入，但当时佛教的那种封闭和单纯钻研学问的风气，已同现实脱节，人们对它的存在与否，已经不感兴趣，所以说，这也应该成为佛教灭亡的一个原因。回顾往昔，不禁慨然！读史在于明理，而明理在于做人。当我们反思、反省佛教教育随缘性的时候，对于未来佛教教育事业和佛教命运走向的探索，应当有所裨益。

　　《中观论·四谛品》中说：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此是在世俗谛上，即随缘诸法上感受佛教教育的内涵，即成就观照般若，也就是实践佛法。当然，因为因缘的有别，随缘安立了五乘与三乘等种种不同的法门，所以，在实践的过程中，虽然每一阶段归趣不同，但总的目的是开权为显实，也即是成佛。无论如何，现实生活，都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因此，我们不能同现实对立起来。比如说，实践人乘佛法，必须持好五戒。而持五戒是要在生活之中去把握的，是一个人在接受一种现实的考验。只有这样，才更有意义。虽不乏被动守戒者，毕竟一些人不敢也不愿面对现实。但还是要提倡这一点。至于一乘佛法的实践，则是一个更要面对现实的历练。通过历练，在事相上，达到同不二平等的理相契。从此以后，我们将能够理解禅宗的许多机锋，同时，也能亲自感受古来大德们的心路历程。诸如，赵州禅师的“喝茶去”，百丈禅师的“野鸭子”等，此中无不体现着事相与理的统一。于是，我们终于理解了惠能大师《坛经》中所说的，“搬柴运水无非佛道，锄田种地总是禅机。”由此看来，佛教教育不应该排斥世俗诸法，它使我们在此所缘境上，加功运行，历练自心，完成自觉觉他，乃至圆满。

　　应当说，佛教教育的特殊性与佛教教育的随缘性都非常重要。但就次第而言，应是特殊性居先，随缘性居后。特殊性是根本，随缘性是方便。所以，佛教教育必须立足于根本，然后才能有方便。《维摩经·佛道品》中说：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从中可以看出，智度菩萨母在前，方便以为父在后。此中，智度菩萨母比喻根本。佛教教育一定要坚持根本，即出离心，正知见，菩提心。因为，这是检验是否是佛教教育的标准。只有在这个标准的前提下，人们才能规范自己的行为，诸恶莫做，诸善奉行，佛教教育才能被世人接受，佛教才能良性发展。否则，不但谈不上什么佛教教育，就是自身的生存也有问题。当年东晋权臣桓玄，因沙门礼敬王者的问题没能如己所愿，于是，兴起整肃沙门事件。在《高僧传》卷六中记载说：俄而玄欲沙汰众僧，教僚属曰，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遗，唯庐山道德所居，拨在搜简之列。

　　从中可以看出，佛教教育的特殊性不能改变。如果不是庐山僧团的良好模式，无论如何，是不能幸免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当时佛教的混乱状况，尽管有桓玄的个人成见，但还是被人抓住了把柄，这里面确实有佛教徒自身的责任，应当引以为戒。如果能够掌握佛教教育的特殊性，并在现实中，严于律己，那么，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纵观历史上的毁佛事件，成为很多人的“议题”。说到此，也许有人误会，难道不能随缘了吗？回答是肯定的，不用怀疑。但佛教的随缘不是随便，不是胡作非为。出离也不是放弃，也不是不负责任。关于随缘性的问题，应是特殊性的随缘。佛教教育之所以能够随缘，完全是由佛教教育的宗旨决定的。佛教教育是要通达真谛的，而这种通达是在世俗谛上进行的，所以，佛教并不在意现实的得失，因为现实是如幻如化的不真。虽然不分别，却又要恒顺众生，不与现实冲突，即佛法不与世间相争，但也并不是向世俗投降，钻营于世间价值观念。尤其现实世界的多姿多彩，充满着不尽的诱惑，仅仅是理论上的出离，还是不能有说服力。所以，不能随便乱讲，即使说，也要在特殊性的前提下说随缘性。不然会自误误他，贻害无穷。虽然如此，随缘性的方便依然充满着活力。它可以使特殊性更好的锻炼和发挥，让特殊不再成为特殊。这是佛教教育最终要突破的一点。

　　只有打破了特殊与随缘界限之际，我们才会感受到：“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的惊喜。尽管到了那时，仍然要做一个令人欢喜的人。此时此景，佛教徒的内心世界一片豁达，豁达到“心包太虚”，自利利他，任运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