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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精舍”:中国当代“佛化家庭”研究

[经典讲解] 发表时间:2019-06-13 18:16:52 作者: 阅读次数:

  一、“精舍”的含义与考证

  在中国佛教中,佛教寺院也可叫“精舍”,“精舍,寺院的别名。”①虽然我们现在不太用“精舍”一词来称呼佛教寺院,偶尔一用也多半是指那些规模很小(且主要座落在城市)的佛教修学场所,至于那些稍大些的佛教寺院一般都不叫“精舍”②,但是,在中国古代从西域或印度翻译过来的佛典中,“精舍”一词却用得很多,佛教寺院不分大小都可被叫作“精舍”,如佛经中经常提到的释迦牟尼止住于其中的“竹林精舍”和“祇园精舍”,据说是印度最早的佛教寺院,其他如《法句譬喻经》中的“美园精舍”、《杂阿含经》中的“鸡林精舍”、《中阿含经》中的“加罗释精舍”、“迦罗差摩释精舍”以及《摩诃僧祇律》中的“仙人聚落精舍”、“丛林精舍”等,不一而足,甚至像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中国本土著作在提到印度的佛教寺院时也都叫“精舍”,如“不穿耳精舍”。

  “精舍”是个汉译词,是对梵语ārāmɑ或Samghārāmɑ的一个翻译。③关于佛教寺院之所以会被称为“精舍”,佛学家丁福保居土(1874—1952年)有个考证,曰:

  《学林新编》曰:“晋孝武幼奉佛法,立静舍于殿门,引沙门居之,因此俗谓佛寺曰静舍,亦曰精舍。”按汉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悉称精舍,《范书·包咸传》:“咸住东海,立精舍讲授。”《党锢传》:“刘淑檀敷俱立精舍教授。”《姜肱传》:“盗就精庐求见。”(注云:精庐即精舍。)以此观之,“精舍”本为儒士设,晋时别居沙门,乃袭用其名焉耳。④

  可见,“精舍”本是汉代讲授儒学、教授儒生的地方,但是到了晋代,由于“精舍”也开始“别居沙门”,和尚也可以在其中居住修学,所以时俗遂“袭用其名”,干脆将佛教寺院也称作“精舍”。实际上,早在佛教寺院被称作“精舍”之前,道教的活动场所就已被称作“精舍”了,如《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曰:“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疗病,吴会人多事之。”于吉(?—200年)是东汉末年的道士,他曾“往来吴会”并设立“精舍”以传道。这里的“吴会”,“吴”指吴郡(今苏州),“会”指会稽(今绍兴),“吴会”也就是现在的江浙一带。可以这么说,在佛教初传中国的那个时代(汉魏两晋),中国的儒、佛、道三教皆喜欢以“精舍”来称呼自己的活动场所并成一时之尚,这就难怪时人在翻译西域或印度的佛经时要将其中提到的佛教寺院译作“精舍”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舍”这一名称渐渐失宠,南北朝以后(或稍早),儒、佛、道三教对自己的活动场所便有了个性化且相对固定的名称,其中儒曰“书院”,佛曰“寺”,道曰“观”,不再混用三教前此都非常感兴趣的“精舍”一名,尽管佛教偶尔也还会一用此名⑤,儒、道二教却都最终弃之不用,这可以看作是儒、佛、道三教在“身份识别”上的一种自觉。

  综上所述,“精舍”曾经是中国宗教史上儒、佛、道三教共用的一个名称,只是到了后来,由于儒、道二教最终抛弃了“精舍”一名而佛教依然还与之保存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所以现在“精舍”往往就给人以只与佛教有关、“精舍”就是“佛教精舍”的印象。殊不知,时间倒流回去,“精舍”乃是儒、佛、道三教所热衷共用的,而且最早使用“精舍”的还是儒家。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何以儒家当初要用“精舍”一词来命名自己的活动场所并引得佛、道二家也纷纷效仿并乐此不疲呢?我们知道,中国古人给楼堂馆所命名是非常讲究的,就像给人取名字一样,一定要取一个有雅意深蕴的弘名,那么“精舍”究竟有什么“雅意深蕴”呢?今查,“精舍”一词乃出于《管子》。《管子·内业》中曰:

  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

  要了解《管子》中所谓“精舍”的含义,先要明白“精舍”之“精”究竟是什么意思。《管子·内业》解释“精”曰:“精也者,气之精也。”很明确,“精”就是“气之精”者,也就是所谓的“精气”,那么“精气”又是什么呢?《管子》“明确提出‘道’即‘精气’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宇宙万物都由‘精气’产生的。”⑥可见,“精气”也就是“道”,《管子》亦称之为“物之精”,《管子·内业》开宗明义曰: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已,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

  这里的“物之精”也就是“气之精”,也就是“精气”,也就是“道”。⑦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作为物质的精气,结合起来就能产生万物。五谷、星辰、甚至鬼神都是精气的产物,怀藏于胸中就能为圣人。由于它运流不息,充满天空、深渊、高山、大海,所以叫做‘气’。‘道’也是普遍存在于宇宙之中的。”⑧

  总之,《管子》所谓“精舍”中的“精”,就是“精气”、就是“道”的意思,那么,“舍”呢?“舍”就是藏的意思。⑨《管子·内业》认为“道”或“精气”藏于天地万物之中而“生生不息”,“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这就是所谓的“精舍”。简单地说,“精舍”就是天地万物皆藏有“精气”、皆藏有“道”的意思,亦即天地万物乃是“精之所舍”,“道之所藏”。“精舍”的这个含义不但非常雅致,而且与儒、佛、道三教的思想都十分契合,这就难怪曾几何时儒、佛、道三教皆热衷于要以“精舍”来命名自己的活动场所了。若细而言之,那么,儒、佛、道三教之以“精舍”来命名自己的活动场所,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是十分贴切的。

  (一)儒、佛、道三教皆有自己所终极追求的“道”,其中儒曰“诚”,佛曰“佛法”,道曰“道”,而且它们也都认为自己所说的“道”是充斥于宇宙天地之间的,比如儒之《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乃“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佛之《金刚经》曰:“一切法皆是佛法”,尽虚空,遍法界,处处是佛法。道之《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皆“道”也。虽然儒、佛、道三教所说的“道”的具体含义不一样(也应该不一样),但三教之“道”皆被认为是含藏于而不是外在于天地万物的,这显然与“精舍”的含义——天地万物皆是“精之所舍”、“道之所藏”——是一致的。

  (二)《管子》不仅泛泛地就天地万物来谈“精舍”,而且还特别地从圣人的角度来谈“精舍”。我们都知道,人是天地万物之一,既然天地万物皆是“精之所舍”、“道之所藏”,那么人也不例外,人自然也是“精之所舍”、“道之所藏”,而人中之圣者即圣人更能有意识地在日常生活中去培“精”育“道”,此正如《管子·内业》中所言: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凡食之道,大充,伤而形不藏;大摄,骨枯而血沍,充摄之间,此谓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饥饱之失度,乃为之图。

  圣人心无“喜怒忧患”而“平正”,食不“饥饱失度”而“和成”⑩,“内静外敬”,“反其性”而“大定”并在此“定心”中长养“精气”与“道心”,此时的“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引文重出)——这就又回到并解释了“精舍”一词所出自的《管子·内业》中的那段引文。在《管子》看来,虽然天地万物皆是“精之所舍”、“道之所藏”,但圣人乃是天地万物中最能体现“精之所舍”、“道之所藏”之“精舍”含义的,因而圣人即可为“精舍”之代名词,或干脆说,圣人即是“精舍”。虽然儒、佛、道三教各有自己意义上的圣人,其中儒曰“圣”,佛曰“佛”,道曰“仙”,但无论是“圣”,还是“佛”,抑或是“仙”,他们难道都不是《管子》“圣人即精舍”意义上的“精舍”吗?“佛”就是长养了佛教之“精气”、体现了佛教之“道”的“精舍”;“圣”就是长养了儒家之“精气”(即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体现了儒家之“道”的“精舍”;“仙”就是长养了道家的“精气”、体现了道家之“道”的“精舍”。

  (三)按照前文所言,《管子》“精舍”之“精”乃是“精气”或“道”的意思;“舍”乃是“藏”的意思,但是,由于汉语的一字多义性,“舍”也可作“舍宅”解,意指楼堂馆所(人们对“舍”的第一反映应该是“舍宅”而不是“藏”);“精”也可作形容词解,有“精妙”,“精致”等雅意,因而用“精舍”来命名儒、佛、道三教的活动场所(不外乎是一些楼堂馆所)不但十分贴切,而且也显得十分雅致,与儒、佛、道三教的活动场所所具有的那种雅蕴相契合——简直是契合得天衣无缝——,因而令儒、佛、道三教都相当满意,如佛典对于“精舍”有这样的解释:《释迦谱》曰“息心所棲,故曰精舍”;《慧苑音义》曰“由其精练行者之所居,故谓之精舍也”;《名义集》解释曰“非粗暴者所居,故云精舍”;丁福保《佛学大辞典》解释曰“为精行者所居,故曰精舍”;《佛光大辞典》解释曰“精舍……意为智德精练者之舍宅”,凡此种种解释,虽与“精舍”在《管子》中的含义大相径庭,但却都道出了佛教活动场所的精致与高雅——“精舍”者,“华巧工饰,纯一清净,无诸喧杂也”。

  至此,我们可以说,儒、佛、道三教用“精舍”来命名自己的活动场所,因为“精舍”既折射出了三教各自的教理,也反映了各自“圣人”的特点,同时还使各自的活动场所显得十分雅致,这就是为什么儒、佛、道三教当初都喜欢用“精舍”来命名自己之活动场所的原因,只是到了后来,为了避免三教的混同,三教才不得不“忍痛割爱”,不再用“精舍”这个三教之通用名来命名自己的活动场所而别取一个性化的名字。当然,佛教在没有了儒、道二教混淆用名的情况下也还在偶尔一用“精舍”之名,这一点在前文已然谈到了。

  二、“家庭精舍”与中国当代

  “佛化家庭”按照上面所谈,源于《管子》的“精舍”一词由于具有非常雅致的人文含义而一度在中国宗教史上被儒、佛、道三教争相用来命名自己的活动场所,但南北朝以后,也只有佛教才偶尔用“精舍”一词来命名那些规模很小的佛教活动场所,这些佛教活动场所甚至小到连一般的中国佛教寺院格局(如中轴对称、前三进后三进)都没有了,简直就像一个家庭,但不管多么小,多么袖珍,多么不规则,它们毕竟还是佛教徒日常聚会和修学的公共活动场所,而不是私人的家庭生活空间。不过,事情总是会变化发展的,在当代中国,属于私人家庭生活空间的佛教“精舍”——“家庭精舍”——已司空见惯,比如下面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寂来精舍”:

  家住菜园村的主任中药师邓来送,他所居黄石港区的菜园村,其实是个人口稠密的闹市区。不过他躲在居民楼群中,乐自成一统——寂来精舍,坐拥书城,与佛同乐,他1995年从市二医院退休隐居,后结合中医中药的几十年实践,潜心向佛,深入经藏。

  总之,“家庭精舍”的广泛出现,这是当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值得关注和研究新现象。

  “家庭精舍”,顾名思义,就是私人家庭的“精舍”化或佛教化。“家庭精舍”有两方面的指涉:

  (一)从硬件上讲,或者依佛教的术语,从“表法”上讲,家庭被布置得像佛教“精舍”一样,比如房间里摆着精致的佛像及其他佛教用具、佛教用品,墙上贴着佛教宣教图片或佛教书画作品,檀香终日点着以致于馨香满室,条件好一点的还辟有专门喝“禅茶”的雅室。这样的家庭往往不事世俗的豪华而只求佛教的庄严。

  (二)从软件上讲,或者依佛教的术语,从“心法”上讲,家庭全体成员或主要成员(比如父母)都是佛教徒,要么是皈依了的在家居士,要么是没有皈依的自觉学佛者,他们坚持佛教的生活方式,比如持戒吃素、坐禅念佛,更主要的是他们心态平和,法喜充满,拥有一个其乐融融、和谐美满的家庭环境。

  具备如上软硬件、兼具佛教“表法”和“心法”的家庭,我称之为“佛化家庭”。不过,在我为写作这篇论文而进行的田野调查中,也碰到一些只注重佛教“心法”而不注重“表法”的家庭,也就是说,这些家庭并不刻意在硬件上把家庭装扮得象个“佛教精舍”,因而外表看上去与普通家庭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大部分还都显得非常朴素甚至简贫(并不一定是因为穷),但其家庭成员或主要成员都是佛教徒,都过着佛教化的生活——这种只有佛教“心法”而没有佛教“表法”家庭,我将其当作是“佛化家庭”的特例来对待。标准的“佛化家庭”应该是兼具佛教“表法”和“心法”的“家庭精舍”。本文所说的“佛化家庭”,如果不作特别说明,概指标准的“佛化家庭”而言。

  中国的“佛化家庭”,其成员既不是以佛教为职业,更没有什么“佛教户籍”的关联,只是体现了相关的家庭在私人生活领域的佛教追求而已,不涉及公共生活领域。

  “佛化家庭”在当代中国星散于城乡,虽然还远谈不上普及,但也构成了当代中国家庭的一道独特风景,我们不妨走进邓来送的“寂来精舍”来具体地感受一下“佛化家庭”的韵味:“……在他的四壁顶棚的书架里,还有弘一大师的手抄孤本《金刚经》、《药师经》、《阿弥陀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偈》等释经内典更为珍贵难得。走进他的书斋,檀香清馨,布局庄严,他与老伴过着清淡怡然的晚年生活,彼此相依,以佛法化导生活。平素他诵经、打坐,著书立说,老伴念佛,拜佛,生活单调高古,日子惬意丰足。在这种节奏中,73岁的邓来送用心弹奏出迦陵频伽般的生命之歌。他先后在北京中国中药出版社和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中药制用经验录》、《实用中药炮制学》、《采种中草药技术》、《实用中草药效验方》、《名贵中药开发技术》五本专著,还撰写了《学佛传心录》、《金刚经心经之缘》、《佛学教理感悟》、《佛教智慧格言》、《佛教因果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辑注》等200万字的十本佛学书籍。老人不可思议的是,十多年前患有甲状腺肿大和肺气肿纵隔肿瘤、颈肩腰腿痛等多种疾病,当时去过三家大医院,分别判了死刑。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是生以待死,还是争取新生。生命的‘红灯’频闪,摆脱生死神的‘绿灯’也在眼前闪烁。迷离中他正念提起,重新唤起生活的勇气。卸掉《时珍国医国药》主编之重任,退而不废,病而不萎。他想,人固有一死,我已接到‘通知’了。何不趁还能支持色身,脑袋也好使,这回净下心来好好读读书,从收藏的古医书中找‘亮点’,再到雷山、西塞山、东方山里寻宝藏——中草药,回来自己炮制,自我尝试,死马当活马医。一面服中草药,一面持斋佛、打坐,学佛作佛,如此三番五次,这样慢慢调伏了身心,几年过去,病灶自然消除,身体愈来愈好。”如果你觉得还意犹未尽没看够,那么下面是我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一些“佛化家庭”的具体案例,展现于此与大家分享。

  案例一:刘先生家

  刘先生,42岁,中专技校毕业,后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获专科文凭,在一家化工公司担任化学分析师,其妻也在这家公司工作,从事质检工作。他们有一个儿子,上初二。刘先生一家三口都是佛教徒。

  刘先生长得很英俊,而且文质彬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颇有大学讲师或副教授的模样。在技校读书期间,刘先生就迷上了中国传统文化,阅读过许多唐诗宋词,对于老庄周易、气功堪舆之类也有所涉猎,而且业余时间还喜欢搞些文学创作。2000年,刘先生开始接触佛经(在地摊上买了一本《金刚经》,但看不懂),后来在一位居士的指导下学习佛法,深为佛理所折服,并最终导致他于2003年到五台山去归依了一个老和尚。一年后他的妻子和儿子也都在他的引导下归依了佛教。

  刘先生的妻子比较内向,不怎么爱说话,但脸上总挂着微笑,显然是一位贤妻良母。她说自己确实是受刘先生的影响才信佛的。至于他们的儿子,似乎名堂比他们自己还要多。在我刚踏进其家门的时候,刘先生就对我说,他的儿子正在房间里念“楞严咒”。这位会念“楞严咒”的少年学习成绩不太好,这多少令他父母有些担心,但也有让他父母自豪的,那就是,他在9岁的时候曾受到过上面提到的那位居士的“加持”,并且在“加持”时还见到了千手观音托钵的灵异景象。据他妈妈说,他以前在念“楞严咒”时还常常见佛现前,但现在不会了,也回想不起以前的见到的灵异景象了。我就这一点求证于他本人,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刘先生的家不大,虽然只有50来个平方米,但也是个结构紧凑的三室一厅。进门就见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框很大的用电脑制作的释迦牟尼趺坐像,通体黄红色,很是显眼。侧壁立着一个书橱,里面放的都是佛教书籍。书橱边上挂着“宁静致远”的竖幅。客厅北面那个最多6平方米的小房间就是一个小佛堂。小佛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香案、佛像、佛画、祖师照片、木鱼、拜垫、坐垫、经本、供品(包括500元钱)等佛教器物,各得其位而处,布置得很是精致,可以在这里面拜佛、念咒、诵经、坐禅,足敷一家三口日常作佛教修行之用。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小佛堂里打个地铺就可以睡觉。

  刘先生说他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是因为单位每半个月就要对他所从事的工种进行业务考试;二是化工行业工作的连续性使得他没有正常的休息日,只能与他人轮换着休息;三是(也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工作并不合他的兴趣,他希望能像我一样在大学里从事文化研究和教学的工作,但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他看到单位里不断有人考上研究生远走高飞而羡慕不已,并且也曾想过考佛教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但苦于英语不行而徒呼无奈。刘先生说正是佛教化解了他来自工作的巨大压力以及由这种压力所导致的身心疲惫。他觉得自己学佛以后,心态变得平和了,不再好高鹜远了,努力去做好本职工作,也不去沾染社会上的那些不良习气,业余时间看看佛书,研究研究佛学。他每年都要化钱买些佛教书刊,一来供自己阅读,二来送给别人以结佛缘。当我采访结束要离开他家时,他就送给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一本、《楞严咒会译》一本、《大悲心咒像解》两本以及《金刚经》若干本。

  案例二:王先生家

  王先生,36岁,某企业电工,对电脑十分精通,开有一个电脑修理店,交由他那没有正式工作的妻子看管,自己下班后去那里坐堂,挣点外快。儿子7岁,上小学一年级。全家三口都是佛教徒。

  王先生开始接触佛学是在十年前,但归依佛教却只是在半年前。王先生的归依佛教与其爷爷的生病有关。去年爷爷生病,久治不愈,去求助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居士,希望能用佛教的方法来治其爷爷的病。不过,王先生的爷爷并不相信佛教能治病,甚至还反对他接触佛教,但与这位居士的多次面谈却使得王先生对佛教产生了好感,并主动向其学习佛法,后来爷爷的不治而亡更使他对佛教所说的“生命无常”深信不疑,于是就直接归依了这位居士,成了佛教徒,后来又让其妻子和儿子也都归依了这位居士。不过,王先生的妻子并不完全是受了王先生的影响才入佛道的。

  王先生的妻子因为没有工作,所以整天祈求佛菩萨能保佑她发财,保佑她找到一份工作,保佑她和家人都健康平安(这实际上是中国民间流行的一种佛教迷信,而不是佛教本身)。她曾一周念一遍《楞严经》,希望买彩票能中五百万大奖;她曾希望靠念“灵觉真言”和“宝陀罗尼真言”来缓解缠绕她多年的偏头疼。可以说,曾几何时,她对佛教是迷狂的。直到有一天,归依了佛教的王先生对她说,佛教的真正作用不是什么保佑不保佑,而是能让人把心彻底静下来面对自己的真实状况,她才恍然大悟,从此不再求佛菩萨保佑什么,而是通过学佛来培养一颗平和的心,一颗喜悦的心。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当她有了一颗宁静的佛心后,以前靠念“真言”治不好的偏头疼,现在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以前看到有钱人就心里不平衡,现在也能淡然处之了;以前老想着家里有一辆轿车该多好,现在却觉得骑辆破自行车也没什么不好,……总之,王先生的妻子自从接触了真正的佛教后,尤其是在王先生的引导下归依了佛教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整天嘻嘻哈哈,不知愁滋味,活像个“女弥勒”(因为她体形矮胖)。

  王先生的儿子王明(化名)也会念“楞严咒”,并于去年7月份开始随父母吃素,现在已渐入佳境,闻到肉味就觉得臭,甚至有时还想吐。他还知道炒菜时不能放葱、姜、蒜,因为葱、姜、蒜是佛教所禁吃的。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吃肉和葱、姜、蒜时,他居然很天真地说:“吃了肉和葱、姜、蒜晚上就不会做作业。”这说明他对佛教的真意义还完全不了解(在他那个年龄也不可能了解),只是有一些朦胧的意识并依据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对之进行诠释而已。她妈妈还跟我谈起十分有趣的事:原本和王明同桌的孩子,他家里是开饭店的,由于不太讲卫生,身上总是散发着饭店所特有的那种熟肉味和葱花味,这令王明十分难受,并且影响到了他上课集中注意力。有一天他终于忍受不住了,就回家对妈妈说,他再也不想和那个饭店小孩同桌了,于是妈妈就只得跑到学校去跟老师反映,将他的座位调到离饭店小孩很远的地方,他这才能安心学习了。从调动座位这件事中,我们不难发现王明通过吃素已培养起了一副佛教的“清净身”。

  王明虽然吃素,但似乎也看不出世俗人所担心的那种营养不良,非常活泼好动,给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乐趣。当然,王先生一家的和融气氛主要的还不是儿子王明带来的,而是佛教带来的。王先生说,在归依佛教之前,他和妻子经常因家庭琐事而吵架,但归依之后,遇事忍三分,两人就再也没斗过嘴。

  王先生的家也不大,客厅的墙上挂着藏传佛教的“唐卡”,客厅朝北一间小室被布置成了一个小佛堂。

  案例三:朱先生家

  朱先生,48岁,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某大型国有企业中层管理干部,妻子是一名普通工人,也在这家企业上班;女儿是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学生,准备考研究生。朱先生夫妻两人都是佛教徒,但女儿不是,不过她对他们的信佛并无反感。

  朱先生22岁时就开始接触《金刚经》,也广泛地涉猎过中西方的一些哲学著作,喜欢谈论人生和社会的一些问题,不过开始的时候,他对佛教并没有什么正确的理解,总觉得佛教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人生观,他现已过世的老母亲经常上寺庙烧香拜佛求来世也加剧了他对佛教的这种印象。他对佛教产生正确的理解还是六、七年前的事。他非常感谢佛教能让他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能静下心来做好本职工作。他似乎不太愿意跟我多谈他作为佛教徒的一些细节,因为他觉得我不信佛,没有资格跟他讨论佛教问题,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朱先生的这种态度,我称之为“佛教徒优越感”,这种“佛教徒优越感”我在许多佛教徒身上都发现过,他们居高临下地看待一切非佛教徒,觉得佛教只有靠亲身实践才能了解其底细,光纸上谈兵说说是无济于事的。正因如此,所以朱先生就一个劲的劝我信佛,于是乎我对他的采访也就变成了他对我的教化,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朱先生对佛教的虔诚。假如他对佛教没有深切的了解并觉出其好,他是不会鼓动别人去信佛的。

  朱先生的妻子不善言谈,只是带我参观了一下他们家的小佛堂。这个小佛堂实际上就是个卧室,她自己平时就在这儿睡。靠窗一侧铺着一张简易小床,床边立着个香案,香案上供着“西方三圣”像,像前摆放着一个果盘和一束塑料花。小佛堂里佛香沁人心脾,因为一盘檀香正在燃着。

  案例四:吴女士家

  吴女士,61岁,退休在家,丈夫8年前因患肝癌去世,现在与女儿生活在一起。女儿小张是大学经济系毕业,曾经去过澳大利亚,也曾考过佛教方面的研究生,但没考上。小张既没找工作,也没结婚,就在家里呆着伺候母亲。吴女士家看上去经济条件很好,住着一套面积很大的别墅,估计不用为生计操心。她们母女俩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而且从前年开始,她们就都喜欢一身出家人的打扮。

  在我所走访调查的“家庭精舍”中,吴女士家的别墅是最有“精舍”韵味的,简直就象是一座小庙。别墅位于省城的郊外,主体分两层,还有阁楼,所以实际上也可说是三层;主体后面隔个庭院,是一幢带阁楼的一层建筑。吴女士几乎将别墅的所有空间(包括庭院)都佛化了:正门额上挂着“圆明精舍”四个鎏金大字,进门的大厅立着高大的释迦牟尼像,其他的房间也都有各种各样的佛教装饰品,有一个房间还专门放大藏经,包括《大正藏》和《乾隆大葬经》。为了能招引一些佛友来她家聚会,吴女士还将许多房间拾掇得像招待所的客房一样,虚床以待,但令她有点遗憾的是,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来,除非是在国庆节和春节的长假期间,她的一些亲戚、朋友和熟人会来看望她,偶而也会在这里住上一两天,感受一下佛教的氛围。吴女士说,在那些来的人中,有几个受她的影响,也归依了佛教,比如现在在她家做保姆的李阿姨就是,但大部分人都对佛教敬而远之,尽管对她本人都很好。总之,偌大的一个“圆明精舍”,平时基本上也就吴女士、小张以及李阿姨三人住着。吴女士说,她们三人每天都过着佛化的生活,早晨很早就起来,三人一起诵经做早课。白天小张主要就是研究佛经,也练习坐禅,吴老师就帮着李阿姨做做家务,莳花弄草什么的,闲下来也是在那里数珠念佛。当我去采访她们的时候,见她们三个都红光满面,一副喜悦的表情,而且说话声音都很洪亮,尤其是吴女士,都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了,还声如洪钟,令我有几分惊奇。当我就这个问题求教于她的时候,吴女士开玩笑地说,她是学了佛的“狮子吼”。吴女士认为,她之所以声音洪亮,完全是因为身体好;而她的身体好,又完全是得益于信佛。她对我说,她原本并不信佛,因为在48岁的时候得了子宫肌瘤,动了个手术,不知怎的,此后身体就一直很虚弱,于是她就干脆办了个提前退休,在家一边养身体,一边通过看净空法师讲经说法的文字和音像资料而学佛,不想随着学佛的深入,心态越来越平和,身体也越来越好,饭量都赶得上年轻人了。后来,身体多病的李阿姨也来跟她学佛并最终成了她家的保姆。

  这位李阿姨现在可以说就是吴女士家的一员了,她亲切地称吴女士为“吴老师”。李阿姨身世坎坷,丈夫死得早,靠在菜市场上卖豆芽含辛茹苦地将三个儿子抚养大,并挣出了三间大瓦房,不想在她年老的时候,三个儿子都不孝顺,都不愿赡养她,甚至还一度将她赶出家门。李阿姨长年起早贪黑卖豆芽,过度的劳累本就已损害了她的健康,再加上儿子不孝,气郁心头,结果弄得满身是病,什么关节炎、肝炎、胆囊炎、哮喘(李阿姨说自己曾气喘如响雷)、肺气肿、牙疼、便秘、胃溃疡还有什么妇女病,统统都像商量好似的一齐找上了她。多种疾病的折磨、不孝之子的打击使李阿姨彻底丧失了生活的信心,既无钱治病又无子照顾,她于是就想到了死。一个偶然的机会,吴女士了解到了李阿姨的不幸遭遇,就毫不犹豫地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和自己一起生活,还向她讲佛教的道理,这样李阿姨也就信了佛,并自愿在吴女士家做保姆。李阿姨说,她非常感谢吴女士,更感谢吴女士将她领进佛门,是佛教给了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她现在整天乐呵呵的,不但把吴女士的家务整理得无可挑剔,而且还开荒种菜,种出来的菜平时都吃不完(她们吃素);更重要的是,李阿姨现在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生那三个不孝之子的气了,而且自信佛后,她身上的那些疾病渐渐地也都症状缓解甚至消失了,实际上她并没有上医院。吴女士曾好几次拿出钱让她上医院看病,但都被她拒绝了,因为她不好意思再化吴女士的钱。李阿姨认为佛菩萨能保佑她身体健康,根本用不着上医院,她说:“只要你真信佛,佛就能治你的病。”不过,吴女士却对我说:“佛教修行本身并不能治病,但通过佛教修行能形成一种平和乐观的心态,这种心态非常有助于身体的康复。”

  三、“即家庭便是道场”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佛教寺院自古以来一直都被许多人(包括佛教徒和非佛教徒)视为是“家外之家”。古代一些有钱人会在寺院里捐造一间或一幢房子作为自己俗家以外的家,平时有空就过来住,死后房产归寺院所有,现在虽然已没有了这种风气,但去寺院“挂单”小住的人也不少,而且这些人都还把去寺院小住称为“回家”,如一位第三次上河北柏林禅寺的人说:“‘回家洗澡’,……已是第三次‘回家’了,每次回来,都仿佛是给自己的心洗了一个温润洁净的热水澡,此次亦然。……虽然这一次只是小住了半天,也没有机会听到‘开示’,但却是时时处处都沐浴着‘开示’。而原本想清洗掉的那一点点俗尘凡埃,不知不觉中早已灰飞烟灭不知所终。”还有一位上湖北玉泉寺的人更是有“居寺如家”之感,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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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在话,在玉泉寺的这一夜,我一直在似梦似醒之间。如果说入睡了,窗外的雨声历历在耳;如果说失眠了,早晨起床时却无丝毫劳顿。居寺如家,睡觉东窗日已红,闲来何事不从容?洗漱毕,在殿宇间散步时,僧众们刚好结束早课,走出大殿。殿前古柏上,阵阵鸟声喧。柏树高处的枝桠上,站着喜鹊、布谷、小麻雀以及叫不出名字的鸟。它们在早晨的枝头,沐着初升的阳光,竞展歌喉。这株古柏上,有一个用细树枝堆垒起的鸟巢,那是喜欢登高枝的喜鹊的家。而寺中大殿檐角下,有着飞进飞出的小麻雀的家。这里,既是人的心灵家园,也是鸟的乐园。寺院,众生的家。

  世俗人士对寺院环境和佛教生活感兴趣从而经常到寺院“挂单”,这表明他们的世俗生活和佛教生活之间还存在着裂缝,如果能将这一裂缝填平,使世俗生活和佛教生活合而为一,使寺院与家庭合而为一,那么世俗人士就可以不必在家与寺之间来回奔波了——对于许多中国人的这样一种生活理想,慧能在《坛经》曾提出了一个实现方案,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意思是说,你若想作佛教修行,在世俗的家中就行,不一定非得到寺院里当和尚,为什么呢?因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那么在家又如何修行呢?慧能给出了一个“无相颂”,认为“但依此修”即可,“若不作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该“无相颂”曰: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慧能的这种“在家修行”思想后来被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法师(1861—1940年)总结为“即家庭便是道场”,曰:

  不必另择一所,即家庭便是道场。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亲戚,尽作法眷。自行化他,口劝身率,使其同归净域,尽出苦轮。可谓戴发高僧,居家佛子矣。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圣罔念而作狂,狂克念而成圣。有何难易之可论于其间哉。予谓谢友,为学莫善此际。有父母可以尽孝,有兄弟可以尽弟,有儿女可以教训,有诗书可以取法,正合夫子居家为政之道。此时不学,真是时过难学矣。纵令文章盖世,官居一品,终是一穷微极妙之艺人,非适时力学之儒士也。因闻佛语,遂持长斋,可知宿因深厚。废弃前功,意欲出家,可知道眼昏朦。如来说法,恒顺众生。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外尽人伦,内消情虑,使复本有真心,是名为佛弟子,岂在两根头发上论也。况贵乡僻居深山,知法者少。高明者以语言不通之故,皆不至其地。仗此好心,竭力学道。孝弟修而闾里感化。斋戒立而杀盗潜消。研究净土经论,则知出苦之要道。受持安士全书,则知淑世之良谟。以净土法门谕亲,以净土法门教子,及诸亲识。正以生死事大,深宜痛恤我后。不必另择一所,即家庭便是道场。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亲戚,尽作法眷。自行化他,口劝身率,使其同归净域,尽出苦轮。可谓戴发高僧,居家佛子矣。

  近现代中国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1890—1947年)在印光法师“即家庭便是道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佛化家庭”的概念,这个概念乃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一经提出便在中国佛教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到今天已瓜熟蒂落,从概念变成了现实,前文所举的这些触目可及的“佛化家庭”就是代表。当代著名高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曾告诫其在家弟子说“修行不要等待,不要等到二月十九、六月十九、四月初八,也不要等到去寺院,要把家庭变成道场”,并结合当代社会的特点对“即家庭便是道场”和“佛化家庭”作了如下的诠释,他说:

  家庭是道场这个理念,希望我们各位在家菩萨,首先要认真思考,然后要认真落实,真正把自己的家庭当作是道场。其意义非常重大。这种理念,也就是过去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佛化家庭”。我们现在提出社会要现代化,家庭要现代化,我觉得家庭的现代化虽然必要,而家庭的佛化更加重要。只有家庭佛化了,家庭的现代化才能真正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便捷与幸福。如果没有高尚的精神修养,欲壑难填啊!不管怎么现代化,都觉得不满足。一个人对于修行永不满足,那是好事;对于事业永不满足,那是好事;对于奉献永不满足,那是好事。如果对于个人的私欲永不满足,那就是一件天大的坏事。欲壑难填,贪心永难满足,这意味着人生的堕落,而不是意味着人生的升华。因为精神空虚,总想用物质来填补,实际上精神的空虚用物质永远也填不满。精神的空虚一定要用精神的能源、精神的资粮,用智慧、用慈悲、用奉献精神来填补。

  我们都知道,中国还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许多家庭也还都面临着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净慧法师面对这种情景,将家庭佛化看作是家庭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前提,并号召佛教徒致力于“佛化家庭”的建设,而且还对“佛化家庭”提出了“做人做事的‘二八方针’。做人的八字方针:信仰、因果、良心、道德。做事的八字方针: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落实这“二八方针”就是“佛化家庭”的“软件建设”,“首先说做人的八字方针怎样落实。所谓信仰,就是正信佛法僧三宝。有信仰的人最快乐;有信仰的人最幸福,有信仰的人最安祥。因果:守持五戒就是最大的因果。五戒是佛教所有戒律的基础,也是所有道德的基础,更是因果理论的基础。良心:就是要修十善。以十善法来庄严身心,以十善法来庄严家庭这个道场。道德:就是要行八正道。八正道是最高的道德要求。最高的一定可以包含最基础的部分。在家庭中修八正道,从初步到究竟,八正道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道德圆满之路。做事的八字方针,感恩是报四恩:报父母恩,报众生恩,报国家恩,报三宝恩,包容是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能有慈悲喜舍的精神,还有什么包容不了呢?包容就有和谐,包容就有你我他。分享是修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摄法。以四摄的精神来落实分享的理念,就能将分享落到实处。结缘就是结四缘。所谓广结人缘,广结善缘,广结法缘,广结佛缘。这四缘是成就一切善法的大因缘,是成就一切有利于社会大众事业的大因缘,是完善人生修养的大因缘,更是成佛作祖的大因缘。”

  在中国古代,“佛化家庭”可能还仅仅只是局限于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主要是因为:(一)当时一般老百姓将佛教“巫术化”,烧香拜佛求保佑,不懂以解脱人生烦恼为宗旨的正信佛教(或叫“心性佛教”),从而也谈不上去建设什么富于精神内涵的“佛化家庭”;(二)当时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要建一个“家庭精舍”来作为“佛化家庭”的物质载体也不是很容易。不过,时过境迁,在当代中国,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随着普通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许多老百姓也都渐渐地懂得了佛教真正的精神诉求,从而开始走上了正信佛教的道路,再加上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惠及到了千家万户,这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以“家庭精舍”为依托的“佛化家庭”在当代中国方兴未艾,从上层社会到下层社会都不鲜见,只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从而家庭也众多,稀释和淡化了“佛化家庭”的存在,以致于如果不是像我这样专门去作“佛化家庭”问题的调查,一般人(尤其是没有佛教信仰和不关注佛教的人)可能不会很强烈地感到“佛化家庭”在当代中国的存在。

  在当代社会,网络是社会现象的晴雨表,“佛化家庭”在当代中国的兴盛同样也在网络上得到了反映。如果我们用google来搜索一下“佛化家庭”和“家庭就是道场”(或“家庭是道场”、“家庭即道场”)这两个词条,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与“佛化家庭”有关的信息有531000条,而与“家庭就是道场”有关的则有550000条,两者加起来总共有1081000条,数量过百万,可谓不少矣。在这些信息中,有许多是“佛化家庭”的当事人对于家庭佛教生活的看法和感想,从中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佛教在改善他们的人生品质和家庭氛围中所起到的积极而有益的作用以及他们对佛教的感恩之心,比如其中有一篇题为《家庭即道场》的短文(作者爱莲)就很好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将之摘录于此以为本文之结束,期与大家共享。短文如下:

  师父强调:修行要调和家庭。因为生活在现代社会,学禅不是离群索居,而是要在血肉现实的生活中扎根、磨练;非但不必出家,更要齐家,负起在家中应尽的责任义务,以建立一个健全、温馨的家庭为己任。这是安祥禅的殊胜,也令我深深感佩 师父的见地和修持。

  家庭的作用实在太重要了,很多孩子的问题根源在家庭,旁人爱莫能助,更甚者衍生为社会问题,令人慨叹。家庭的不和谐,对孩子而言,是心灵上莫大的伤害,不是其它物质条件所能替代或弥补的。家庭对一个人的人格养成至为重要,影响深远,我常想如果社会上家家都能健全温暖,不知可以减少和改善多少的问题!

  师父曾提及:“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夫妻之间相处很容易产生摩擦,我想一个人大概可以从和另一半的相处看出真正的修养,因为不管在外如何显达、得意,在面对自己的伴侣时,常言道:“不是冤家不聚头”,是否仍不失理性,愿意做个真君子,不以牙还牙,真诚的尊重、感激对方,就要看修养了。

  我时常以主观标准要求家人,希望改变他人,来符合自己的心意。结果是制造错误和烦恼,内心也屡因对立陷于怨恨,无法集中心力修行。因此,深感 师父所言处处调和的重要性。家庭也是使我成长的地方,往往由于不堪对立之苦,才愿意痛切反省,发现自己确实有诸多执着、偏去个性,心灵经过洗涤,才获得智慧和成长,愿意重新出发,始有正向的循环发展。

  在家中,孩子的教养问题也常令我无措。书籍上的知识只是原则,要能视情况灵活运用才能生效。我后来发现与其阅读书籍,向外寻求方法解决,不如回归内心的安祥,让自己安定、沉淀下来,再去思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比较能够克服问题。这使我感到安祥是源头活水,没有安祥,纵有知识原则亦是力不从心,因此,拥有安祥才是根本之道。

  曾思考:对家人而言,我到底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孩子,我究竟能给的是什么?想到 师父的恩,给我安祥,使我的人生中有一处绝对安适、光明、温暖、难以言喻的所在,这给了我启示,我衷心愿意在孩子成长路上、人生中,给予他接纳和支持,成为他心中恒常存在的一份温暖。对家人,我希能以慈悲、感恩相待, 师父说:“佛法最大的力量是慈悲。”慈悲是一种谦卑、无偿的情感,能去除私我之蔽,因此,我与家人既以深缘共会此生,期于世间法的情感之外,能秉慈悲、感恩之心,于菩提道上,互相扶助,彼此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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