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早期佛教改革思想得失略论

　　太虚大师早年曾提出“佛教革命”的主张，包括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但一直无法实施；以后虽一再对具体方案作出修正，但除教理革命中的人生佛教（后称人间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实际是以失败而告终。对于失败原因，一些研究文章只是简单地概括为佛教内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以及太虚大师改革方案本身过于理想主义。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本文尝试对此作些探讨。

　　清末民初，佛教界内部已一再出现改革的主张，但这些改革大都属迫于形势而作出的被动的、消极的改革。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叙述了这段历史，从中可分析佛教内历次消极改革的原因。

　　首先，“在光绪的庚子年后，有所谓变法维新的新政，国家对于一切都实行改革，尤以办学校为急进；教育当局往往藉经费无出为名，不特占庙宇作校址，且有提僧产充经费的举动”。许多教育界人士热衷于推动“占僧寺、提僧产、逐僧人”的潮流，而持佛教立场的人士如章太炎则呼吁佛教界认清形势，快些自己起来办学。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各地佛教寺院开始纷纷办起僧教育会组织，“一方面是办僧徒小学，培育僧众人才；一方面是办普通小学，以补助国民教育”。

　　此后，辛亥革命后，革命气氛空前浓厚，佛教徒也觉得应该有所作为，于是，以僧教育会为基础，进而组织佛教会。而当年轻激进的僧人在筹备佛教会组织时，反对者尽管极不乐意，“惟处于当时革命浓厚的气氛中，亦无可如何，唯有暗中勾结诸山长老，作非公开抵抗”，最终酿成金山寺的暴力破坏风波。

　　继而，北伐时期，“因为当时国民党容共的关系，故共产党宣传革命的工作非常活跃，大有实行共产的危险，所以僧众大起恐慌。同时，开封有破坏僧寺的举动”，佛教界人士都感到需要寻找对策。但到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家社会对于佛教情形渐好，寺产亦渐可保障，僧众不像以前那样惊慌了。但在国民革命的趋势上说来，主张革命民权，不革命者无权，革命气氛仍极浓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故僧众亦觉得有革命的需要”，纷纷寻找佛教革命的途径。

　　综上所说，这段时期佛教界内部的种种改革，大都是迫于形势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思想，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中形成的，只是太虚的改革主张，更增加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

　　首先是改革的宗旨，太虚指出：“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就是要怎样根据佛教的真理，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而“复兴”的关键在于：“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

　　那么，“帝制环境中所养成”并“流传下来的染习”是什么呢？太虚后来总结为须“革除’’的‘‘染习’’和须“革改’’的“染习’’。须“革除”的“染习’’包括：一、封建帝制“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二、“家族化制度、法派的私传产制”。须“革改”的“染习”包括：一、出世“遁隐”，二、超度死者，“奉事鬼神”。

　　那么，这样的佛教革命，从根本上说，有没有依据，有没有合理性呢？太虚认为：“佛教律仪每因其所流传的地域而迁易，如中国的隋、唐间，僧伽律仪就演变到丛林和小庙的僧制，这也是说明当时须要这样的僧团，方能主持当时的佛教。但这种制度，是只适宜于中国帝制时代的，一人民国，即不能不有所更改。”

　　但“丛林和小庙的僧制”如果在帝制结束后已不适应时代，那么，什么样的僧制才是合适的呢？是不是要取消“丛林和小庙的僧制”呢？并非。太虚指出取消僧寺将带来的危险后果：“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两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因此，如果抛弃了以僧寺为主体的僧制，则佛教就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化和社会化的机构了，这决不是太虚佛教革命的目标。但是，“丛林和小庙的僧制”这种帝制时代的体制，又应怎样改革呢？

　　太虚的僧制改革，虽然有很具体的规划，但根本上说，就是要在“丛林和小庙”之上和之外，再加上：一、由出家人组成的全国性的、统一的、拥有实权的佛教教会；二、由在家佛教居士组成的统一组织。这两类组织，可以合成一个，也可分开成立。如太虚所说：1935年，“中央党部之民众训练部觉得中佛会须加以整理，指导处张处长商心梵居士，修改佛教会章程，主张僧众居士分别组织，草案未发表前，曾抄一份征询我的意见；我觉得如果分别组织，‘中国佛教会’名称太泛，应改为佛教僧寺会和另设佛教居士会”。

　　关于成立居士组织的原因，太虚指出：由居士组成的“正信会是以摄化在家信众为目的，重在将佛法普遍深入民间，使全世界的人类，都变为佛陀的信徒。这和僧团组织大不相同，僧团是主持佛法，这是专为佛教普及人类”。太虚指出：“我国古来的佛教制度，全以出家人为代表，在家佛徒没有独立组织，要实行佛法即须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学佛要待年老和摆脱家庭环境的思想，故在家众没有离开出家众的制度。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故有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而成立居士组织，在佛教界中并没引起争议；引起争议的是太虚的僧团组织改革的思想。

　　为什么僧团要有一个全国最高组织？根据太虚的论述，主要原因是统一信仰；但实际上，除了这一根本原因外，太虚的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都需要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机构。

　　1917年，太虚去日本，考察了日本佛教组织，觉得日本佛教有很多地方与他的《僧伽制度论》相吻合。“日本佛教各宗都有一个严密系统的组织，一宗有一宗的宗务院，管理全宗的行政；寺院分成大小等级，某种事应该是某种人去办理，都能‘人尽其才’去分配工作。各宗同样办有佛教教育，小学、中学是普通的，大学则属某宗，是某宗所办；社会的文化慈善等事业，皆有多方活动。这些都和我的《僧伽制度论》所拟的计划不谋而合”。

　　但太虚觉得日本佛教制度的缺陷是：“虽有各宗系统严密的组织，而没有全国佛教最高的整个管辖机关。”“日本佛教是各宗各自为政的，故力量分布在各宗的身上，形成了宗派的信仰，没有整个佛教的信仰可言。”此外，“日本虽有佛教联合会的组织，但甚松懈，未见健全，实不及我计划的佛教僧团组织的严密。故我觉得我的《僧伽制度论》，有其分宗的长处，无其分散信仰力量的短处”。

　　由此可见，太虚需要的是一个拥有实权的全国最高管辖机构，而不只是佛教联合会这样的非实权性机构，而目的是为了统一信仰。

　　其次，从太虚的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来看，其教产革命，是要将原来归各寺院所有的财产，转变为佛教全体的公共财产，“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这显然也需要一个拥有实权的全国最高管辖机构。即使其教制革命，也隐含着这样的需要。

　　太虚的教制革命，其根本宗旨是：“使僧寺真正成为弘法利生的机关，养成真能主持佛法的僧材”；使“全国的僧众，每个都真正有主持佛教的资格”。要实现这一宗旨或目标，太虚有一些具体设想，且前后作过多次修改。例如，关于出家众的人数，最早在1914年的《僧伽制度论》中定为八十万，而到了1926年的《僧制新论》中定为二十万。这两个数字都是依据当时实际的僧众人数而得出的。太虚说过其中的考虑：“主持僧的数量不必多，但求质的提高，然亦以为无减少当时僧数的必要。”

　　“无减少当时僧数的必要”，应该透露了太虚僧制改革的心情。一方面，当时的一些僧人，实在已远离了佛教的本怀，乃至腐败堕落，如太虚指出的：“这些僧教育会……徒拥虚名，实际由绅士主持，或随新潮流趋向，失去佛教立场的亦不少；甚或俗化成饮酒、吃肉、聚赌等违反僧制的腐败勾当。”但太虚并不想进行一次重大的外科手术，将不合格的人员剔除出去，而是委曲求全地想保持僧数，显然是希望改革能尽量减少阻力。但另一方面，太虚关于僧制的种种构想，仍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最高实权机构来推行。

　　那么，该如何评介太虚的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的思想呢？

　　综上所述，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思想，是为了回应时代思潮的变化和革除佛教内部的积弊，因而有其总体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其具体方案是否也有可行性和必要性？这是值得探讨的。下文着重分析设置佛教的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问题。

　　要形成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机构，可能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借助于世俗政权的力量来设置，二是由佛教内部产生。但事实上，要实现这一目标，在佛教传统中，没有相应的资源可利用；而在现实世界中，当时的政权也对此毫无兴趣。

　　先看世俗政权支持的可能性。事实上，一个完全信奉政教分离原则的政权，不可能对设置一个宗教最高权力机构感兴趣。太虚在与当时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也一再发现，有关部门实际上是想让佛教自生自灭。确切地说，宗教自由的政策对佛教来说，好处是不会再有灭佛之灾，但不容乐观之处是，佛教也不能再从世俗政权那里获得特殊的支持。

　　那么，佛教内部有无可能自发地产生这样一个机构？在此问题上，除了要考虑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者竭力反对的因素，还需考虑佛教的传统。在中国佛教历史中，汉地的佛教从来也没有形成过一个最高权力机构；藏地的黄教，尽管形成了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其影响力也仅限于自宗，并不能管辖红教、白教等其他各教派。再追溯上去，印度佛教中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不但是大乘佛教、部派佛教，即使释迦牟尼佛在世时的佛教，僧团是按地域组织，内部实行直接民主制，也不设立最高权力机构。佛教内没有形成最高权力机构，不像基督教的天主教那样形成了最高教会，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本文不拟对此展开详尽讨论，只提一个通常的说法，即大乘佛教对佛教内部宗派纷呈的状况，一般的解释是：众生有不同根器，所以佛教度众生需要各种不同法门。就此而言，佛教内的宗派纷呈也是符合其教义精神的。

　　与此同时，佛教内的各宗派，虽然在教理上出现了不同见解，但在根本点上也有一致性（如皈依三宝等）。而绝对相互排斥的教派并不多见，多数教派虽然信奉自宗正见为最究竟，但也并不完全排斥其他教派的见解，只是将其放在较低的层次上。因此，虽然各宗见解并不一致，但似乎也并未对信仰的统一产生根本障碍。

　　另一方面，如果设置高度集权的机构是为了推行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以革除积弊；那么，革除积弊的目标无疑是正确合理的，但用高度集权的模式来解决问题，在方法上是否正确合理，则又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在经历了20世纪50—70年代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体制磨难后，此模式对现代中国人来说，大概是没有多少吸引力，乃至没有多少好感。虽然，高度集权和严格的计划能够解决某些问题，但也有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然而，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思想还是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特别是其教理革命中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思想，对现代佛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大乘佛教的人世精神得以充分发扬；使佛教全面地融入了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