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识渊源出深柳——太虚大师志业与杨仁山居士关系略论

　　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太虚大师以其恢宏的弘法志业，影响及于后代，广泛而且深远。当代中国佛教的弘传，在许多方面都是秉承着太虚大师的志业，含英咀华，前行拓展。当然，法不孤起，太虚大师影响之大之深，根本上也是缘起于近现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层需要。太虚大师之志业，正是因应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发展趋势，承先而有以启后。其所承之先，最重要之一就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居士对他的影响。

　　太虚大师曾经到杨仁山居士创设于金陵刻经处的祗洹精舍就学。祗洹精舍因经费不支停办，太虚大师在此仅就学半年。这短暂就学的半年，在太虚大师一生波澜壮阔的弘法事业中，也许显得平淡，不为人所注意，但其实对太虚大师此后志业的开展，至关重要。对此，濮一乘居士在挽太虚联中感叹到：“圣教衰已一千年，赖公大声疾呼，谁识渊源出深柳。神交计将四十载，恨我无缘亲近，自知臭味似伊兰。”

　　应该说，太虚大师之志业，以就学祗洹精舍的因缘，其荦荦大端正是启自“深柳大师”——杨仁山居士。

　　一、太虚大师就学祗洹精舍因缘略述

　　中国佛教延续至晚清，已是非常衰弱。当时义学不兴，信众素质低下，整个佛教已是徒有其表，唯以经忏佛事过活。为振兴中国佛教，杨仁山居士1866年创办金陵刻经处，广为搜求刻印流通法宝，使许多久已失传的重要佛教典籍得以重新流传。“经典流通既广，求习较易，故研究者日众”，中国佛教复兴的基础得以建立。

　　1893年，锡兰佛教居士达摩波罗来到中国上海，寻求中国同道共同复兴印度佛教。杨仁山非常赞同达摩波罗复兴印度佛教的宏大计划，但是，要能派人去印度共同完成复兴印度佛教的大业，就要有合格的佛教人才，这就当时状况而言只有兴办僧教育进行培养。为此，杨仁山大力呼吁兴办僧教育·，但并没有得到多少响应。他说：“支那国中，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渐致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今欲振兴，必自开学堂始。”“欲求振兴，惟有开释氏学堂，始有转机。及创议数年，无应之者，或时节因缘犹未至耶?请以观诸异日。”

　　苦于无人响应，杨仁山只有自己着手筹备在金陵刻经处里面开设学堂。1904年，他在金陵刻经处内添造房舍，为创办学堂做准备。1907年，陈三立将其督办南浔铁路的薪金捐作办学经费，月霞法师也协助募集办学经费，这样，释氏学堂——祗洹精舍，才在金陵刻经处内正式筹办起来。经过一年的筹办，杨仁山请来苏曼殊讲授英文、梵文，谛闲法师任学监并讲天台教观，李晓暾讲授汉文，而杨仁山则自任佛学讲席，这样，祗洹精舍就于1908年10月正式开学。杨仁山作《祗洹精舍开学记》揭示办学宗旨：“释迦如来涅槃后二千八百六十年，摩诃震旦国外凡学人建立祗洹精舍于大江之南建业城中，兴遗教也。夫如来之教，博大精微，人莫能测，外凡浅智，何足以兴之?……以英文而贯通华梵，华梵既通，则古今一致，凡圣交参，皆不离乎现前一念介尔之心。于是乎振铃开学。”

　　正是以“兴遗教”乃至复兴印度佛教为办学宗旨，祗洹精舍不仅开设佛学、汉文课程，而且还设英文、梵文课程，这不仅是当时只出于保护寺产而开设的僧学堂不一样，就是社会上兴起的新式学堂，也少有开设英文课程的，祗洹精舍之办学课程设置，真可谓开风气之先。

　　对于祗洹精舍办学风格，杨仁山也确立了其独特性：“此学塾，与公私学校章程，大不相同。教习各尽义务，不送修金。虚礼浮文，一概不用。来本塾者，人人自知分所应为，无主客之分，平等平等，各尽其心而已。”

　　正是因为祗洹精舍与当时各地僧学堂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一经创办，就受到佛教界新锐的关注。太虚大师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促成下进了祗洹精舍求学。他自述此段因缘：“以各地的占寺产、兴学校，日本僧伊滕贤道等，乘机来中国以保护佛教名，诱三十余僧寺归投本愿寺，兴办僧学。案发，清廷准各省县设僧教育会，自办学校，保护佛教，而解除与日僧所订条款。宁波推八指头陀为会长，圆瑛、栖云及我，亦均在宁波有所襄赞。华山在普陀亦继之以兴，计划宁波与普陀各设人民小学一所，僧徒小学一所。入(1908年)冬，江苏僧教育会邀八指头陀去参加成立大会，我与栖云等随往，各有演说。遇昔同住天童诗友惠敏、开悟，时已在杨仁山居士所设祗洹精舍肄业，亦同来赴会，弥增爱好新学的热烈情感。”“二十岁那年(1908)的冬天，我赴江苏僧教育会，回甬过年。次春，奘老与圆瑛主张我去金山住禅堂，但我那时的思想已倾向新学，加以栖云的怂恿，遂暗约同赴南京人杨仁山先生所主办的祗洹精舍，与我同进去的，有栖云、了悟、善亮，共四人。上年开办时，已先有仁山、惠敏、开悟、邱唏明、智光、观同等，先后约十余学生。栖云、了悟不久即他去。其时的佛教学堂，除水野梅晓在长沙，文希在扬州所设者不及详知以外，据我所知，当时佛教或僧徒的办学，全系借办学以保持寺产，并无教育佛教人才以昌明佛法的意图，所以办的学校亦是模仿普通的学校。但杨老居士的设祗洹精舍，则与摩诃菩提会达摩波罗相约以复兴印度佛教及传佛典于西洋为宗旨，内容的学科是佛学、汉文、英文，我一生做半新式学堂的学生只是这半年。佛学，杨居士自讲楞严，后来也去毗卢寺听谛闲法师讲梵网经；英文教员换过苏曼殊等三个；教汉文及文法的李、陈两教员，也颇认真。……那半年进益的，在读作古文，我好读管、老、庄、列诸子，及左传、楚骚、文选、李杜诗等。惜下半年精舍即因费绌停办。同学中的仁山，在家曾进过学堂，出家后又曾进过文希的扬州僧学堂，但皆不长久，其在祗洹精舍要比我先学半年。精舍虽寥寥数人，与三十年来佛教，颇有不少的关系。””

　　二、太虚大师志业与杨仁山

　　居士关系分析

　　太虚大师人祗洹精舍求学半载，从上述太虚大师自己的因缘叙述中能明白确定的似乎是，“那半年进益的，在读作古文”。这是说，他的传统文化根底，在祗洹精舍求学半年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加强。那么，这半年求学对他以后的佛教志业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的影响呢?难道这祗洹精舍求学半年，对于太虚大师这样对时代新气息异常敏感的人，也只是加强了他的传统文化功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初“革命僧”栖云鼓动太虚人祗洹精舍之所谓“怂恿”，也就似乎是落了空。

　　其实不然。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太虚大师后来推展佛教志业，在几个重要方面，都是与杨仁山居士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的。

　　(一)太虚大师建设人间佛教之志业与杨仁山居士关系分析

　　太虚大师说：“祗洹精舍后因经济不裕，不久即停顿，而继续办下去的，只有金陵刻经处，为中国流行经本中最好的版本，但是祗洹精舍虽办了不久即停顿，其影响后来的佛教事业实大。民元发起中华佛教会的欧阳渐、梅撷云、李证刚等居士，僧中如仁山、智光等法师，都是精舍中的人。故二三十年来能引导许多居士信佛，其原动力实有赖于杨居士。太虚自出精舍，即至广东弘法。民初与仁山法师等办佛教协进会及中华佛教总会，皆为适合中国现代时势的需要，而建立四众弘化适机的机关。这就是当时杨居士创立祗洹精舍与后来佛教的关系。”在这里，太虚大师将他在新思潮策源地的广东的弘法以及参与筹办佛教协进会、中华佛教总会等“适合中国现代时势的需要”的活动，直接与他从祗洹精舍出来相衔接。所谓“太虚自出精舍，即至广东弘法……”，意味深长，这无疑透显了太虚大师从祗洹精舍出来以后的弘法活动，特别是后来“为适合中国现代时势的需要”而开展推动的人间(生)佛教事业，与杨仁山居士有着很深刻的关系。太虚大师后来“为适合中国现代时势的需要”，发起以佛法救心救世的践行，与杨仁山居士的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流布经教，复兴中国佛教，其主要动因之一，是他基于任英法大使随员六年期间考察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而得出的理性思考。他说：“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日通商，二日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很显然，杨仁山居士是将复兴中国佛教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的。由杨仁山居士开启的以佛法救世振俗的思想，在当时中国，也终于逐渐形成一种思潮，梁启超称之为晚清思想界的一种“伏流”：“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教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与思想界无关系。……石埭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宗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太虚大师在人祗洹精舍之前，就因华山法师的策发而阅读了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太炎《告佛学书》、《告白衣书》，严复《天演论》，谭嗣同《仁学》等新潮著作，导致他“那时的思想已倾向新学”，而当时新学与佛学的紧密关系又是与杨仁山居士分不开的。太虚大师进入祗洹精舍，得以近距离感受杨仁山居士的思想气息，融新学与佛学于一炉：“科学家以水中有虫，内典亦云：佛观一滴水，八万四千虫。兹事，余于十数年前，确曾在南京杨仁山先生处，用高度显微镜亲验之。”其受以杨仁山为枢机的以佛教救世，的新学思潮的深入影响，就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了。

　　以佛法救世思想的进一步推演落实，就是太虚大师人生(间)佛教思想的倡导、建设了。所以，可以说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佛教蔚为大观的人间佛教建设运动，其先机端倪正是太虚大师秉白杨仁山居士扩充而来。

　　(二)太虚大师面向世界推阐中国佛教之志业与杨仁山居士关系分析

　　太虚大师在国内发起佛教改革运动，建设人间佛教’的同时，还作出了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以此推动佛教在全世界弘化传播的努力。1924年7月，太虚大师发起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日本及欧美、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派代表参加。1925年冬，太虚大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三十人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与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商讨了如何实现佛教社会化、弘传佛教精神于全世界等问题。1928年秋，太虚大师乘船西行，历时七个月之久，先后访问了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与各国佛教界、文化界名流学者展开广泛交流，与伯希和、罗来等著名学者探讨，到多所大学、团体演讲。在法国，太虚大师发起创办世界佛学苑，以“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Q1929年回国后，太虚大师又在国内设立世界佛学苑，在武昌设筹备处及世界学苑图书馆，规划北平柏林教理院为世界佛学苑英文系、闽南佛学院为华日文系、汉藏教理院为华藏文系。抗战爆发后，1939年，太虚大师率佛教访问代表团，取道滇缅公路，访问了缅甸、印度、锡兰三国，与泰戈尔、尼赫鲁、甘地等名人交流，到处演讲佛学，宣传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巨大。

　　太虚大师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扩大了中国佛教在世界上的影响。由太虚大师开启的中国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积极传播，其源头也可以追溯至杨仁山居士。正是杨仁山居士的世界眼光，给了太虚大师很大的启发。太虚大师说：“南京杨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该舍与锡兰达摩波罗居士取得密切的联系，同抱有复兴印度佛教的意志，欲使佛教传到各国去。我因参加江苏僧教育会的关系，听到有这种作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于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正是因为“听到有这种作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太虚大师才去祗洹精舍就学。

　　杨仁山居土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可谓是第一个走出中国看世界的人。他曾随曾纪泽、刘芝田先后两次出使英、法两国作大使随员，考察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在英国伦敦，他结识了当时正在牛津大学研习梵文的日本净土真宗学者南条文雄，共同的对佛教的信仰志趣，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佛学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这种友谊、交流和探讨，一直延续至他们各自回国的各自的事业开展中。为了使中国佛教历史上的重要典籍能重放光华，杨仁山居士通过南条文雄等，从日本广为搜求了三百多种宋元以后就已在中国失传了的中国佛教重要典籍，并将这些典籍细加校勘整理，然后再刻印流通，使中国佛教界才又重新看到了这些典籍。可以借此重温各宗要义，逐渐地，中国佛教历史上的各大宗派也才因此得以复兴。

　　杨仁山居士通过自身的因缘，通过与日本等国佛教界的密切交流，使中国佛教可以借助于这种外缘的激发而复兴了起来。通过走出去看世界，他认为：“统地救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从印度人手，然后遍及全球，庶几支那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不至贬为野蛮之国矣。”而当锡兰居士达摩波罗来到日本、中国联络各国佛教徒共同复兴印度佛教的时候，杨仁山居士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他甚至就此事写信给日本南条文雄以作呼应：“锡兰人达摩波罗，欲兴隆佛教而至上海。云在贵国耽住多日，想已深谈教中旨趣。其意欲请东方人至印度宣传佛教，未知贵国有愿去行否?以鄙意揆之，非阁下不能当此任也。”@杨仁山居士也在国内呼吁办僧学培养人才去复兴印度佛教，苦于当时国内无人响应，他就自己多方努力，终于创办了祗洹精舍，培养人才，以作复兴印度佛教的准备。太虚大师感于杨仁山居士这种“作世界佛教运动”的愿行，到祗洹精舍就学，也是为他以后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作世界佛教运动”的志业积累了资粮，而杨仁山居士之“作世界佛教运动”，就自然成了太虚大师的前行。

　　(三)太虚大师兴办僧教育之志业与杨仁山居士关系分析

　　太虚大师进祗洹精舍就学半年，最直接的体认应该是新式僧教育的兴办经验。杨仁山居士创办祗洹精舍，虽然不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僧学堂，但在许多方面，祗洹精舍都与当时各地所办的其他僧学堂很不一样。当时各地兴办僧教育，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庙产兴学”运动的激发，“全系借办学以保持寺产，并无教育佛教人才以昌明佛法的意图”。杨仁山居士创办祗洹精舍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因应锡兰居士达摩波罗复兴印度佛教的倡议，培养佛教弘法人才，振兴中国、印度乃至世界佛教，所以，祗洹精舍的办学目标是很高的，这就决定了它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等等，都是与众不同的。

　　祗洹精舍主要课程为佛法、汉文、英文三门。其开设英文课程，主要是为了通过掌握英文，可以到印度进一步学习梵文，从而复兴印度佛教。只有于佛法、汉文、英文三门课程深有所得，才能完成向印度乃至全世界弘传光大佛法的使命。祗洹精舍又分设“普通学”、“专门学”两大类课程。普通学三年，每日课程六堂，每堂课一小时。上下午第一堂课为佛学，其余四堂课分别为本国文理、史学、地理、算法、梵文、英文、日文。专门学自第四年起，或两年，或三、五年，不拘期限，学习各宗典籍。虽然因经费短缺，祗洹精舍只办了一年就停办了，其专门学的课程设置并没能完全实施，但是，祗洹精舍的办学计划、模式、理念，在当时都是很前沿的，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太虚大师对祗洹精舍的办学模式、理念当然是非常认同的，在以后兴办僧教育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他总是以祗洹精舍为经验基础。1918年，在章太炎、陈元白、王一亭、蒋作宾等人的支持下，太虚大师发起创立了觉社。“觉社为研究佛学之讲经团体，宣传佛法之出版机构耳。”“第其所欲设施者，则又在乎佛教八宗专修丛林，佛教七众模范丛林，佛教国内国外传播团，佛教国内国外救济团。以非一蹴能几，则先之以佛教大学院与佛教孤儿院，而其事亦须凭借多数同志之力始能成办，乃更先之以佛经阅览部、佛法讲演部、佛书出版部。”其中的佛教大学院，太虚大师明确说为“仿照金陵杨仁山居士之祗洹精舍，加蒙藏梵文，期以五年。”

　　1922年，太虚大师发起“在武昌通湘门内黄五湾第十六号创设佛学院一所。池林鸟树，虽不及祗园之精，教授轨仪，期不失灵山之旧。”可以看出，太虚大师发起创办的武昌佛学院，也像杨仁山居士创办祗洹精舍一样，也都是追寻佛陀时期“祗园(洹)”“灵山”说法传教旧规，其旨趣都在“兴遗教”。

　　从武昌佛学院的实际办学情形来看，武昌佛学院在不限出家在家、不拘一宗一派而内外兼修、学修并重等方面，都与祗洹精舍的精神理念相一致，完全可以说，武昌佛学院是祗洹精舍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太虚大师说：“后来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渐渐多了，如常惺法师在安徽、闽南、北平等地办的佛学院等，都受了武院风气宗旨的影响。从我造就出去的人才中，办开封、九华、岭东、普陀等佛学院，和武院有连带关系，更不待言了。”通过武昌佛学院的进一步的影响，也可谓杨仁山居士创办祗洹精舍对后来佛教教育的影响更为深远了。

　　杨仁山居士对太虚大师的影响是深刻的，太虚大师对杨仁山居士也是尊崇倍至：“远若维摩诘、傅大士现通说法，四众倾服，近如杨仁山居士刻经弘法，竹禅和尚尝献全供养，纳头礼拜，如此高贤胜事，世偶一见。”太虚大师对杨仁山居士评价如此之高，诚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