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振兴者杨仁山的理念与事业

　　佛教自东汉从印度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之演变，先是出现成实、地论、摄论、俱舍、涅槃等诸家师说，至隋唐而形成中国佛教天台、华严、净土、唯识、三论及禅、律、真言各大宗派，由是中国佛教由成熟而达鼎盛。宋以后中国佛教渐趋式微。明清以后，佛教更为衰落，至晚清、民国之际，中国佛教诚如杨仁山所说：“佛法传之今时，衰之甚矣！”(1)

　　清末民初，正当中国社会国门初开，中西文化推排激荡之时。当时面对西方列强，有国家民族之危机；面对造就坚船利炮之西方文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从而有中西体用之争，于今未息。当时之佛教，作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无论面对自身衰弊之状，还是面对国家民族之危机，均有反思和变革之驱力。因时势之激发，佛教亦萌复兴之机，渐渐促成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就整个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过程来看，其源头实可溯自杨仁山居士及其在江苏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所开创的各项佛教文化事业。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佛学为晚清思想界的一支“伏流”，而“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一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佛教界，回顾近代佛教的复兴，都将杨仁山居士尊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先觉者和振兴者。

　　一、杨仁山之生平与著述

　　杨仁山，名文会，生于1837年11月16日(清道光十七年)，卒于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前三天。杨仁山出生于安徽池州府石埭县(现属安徽省太平县)一个书香仕宦之家，“十岁受读，甚颖悟。十四能文，雅不喜举子业。唐宋诗词，时一浏览。间与知交结社赋诗为乐。性任侠，稍长，益复练习驰射击剑之术”(2)。由此可见杨仁山童年生活和性格之一斑。及其成年，无意世俗功名，终其一生未下过考场。面对晚清中国社会之衰朽、政治之腐败，仁山有国家民族之大义存胸。1864年，杨仁山归葬父亲回到家乡，这一年他二十八岁。由于归乡葬父、往返奔波，加之公务繁扰、长期劳顿，杨仁山感染了当时的流行病，病了很久。在病中，杨仁山阅读对他后来佛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大乘起信论》，竟连读五遍，爱不释手，洞悉书中奥义，从此遍求佛经、广学佛法。在此之前一、二年，也曾有不知名老尼送他《金刚经》，虽然觉得微妙，但因难解其义，便搁置一边。杨仁山初步接触佛法，约在二十六、七岁，但真正信解佛法，开始学佛，便在这一年病中。由《起信论》入门，杨仁山便留心佛典，常去书肆购求佛经。

　　有一日在书肆觅得一部《楞严经》，便在那儿读诵，几乎忘掉周围的一切，直至日暮店主催归，才恍然醒悟。从中可见杨仁山这一年在思想上的极大转变及其对佛法的迷恋程度。杨仁山从此专志佛学，凡有亲戚朋友到外省，他都要委托他们代觅佛典，而见到行脚僧，也必询问从何而来、有何寺庙、有无经卷。

　　1865年(清同治四年)，杨仁山第一次来到南京。南京为太平天国之天京，经十余年之攻战，被毁严重。杨仁山在太平天国灭亡后来到南京，“董江宁工程之役”，负责城市恢复建设工程，在江宁工程局任职。第二年，即1866年(清同治五年)，杨仁山全家迁来南京，这一年，杨仁山在公务繁忙之余，结识了一批同道，经常聚会，讨论时事和宗教问题，认为末法时代全赖流通经典以普济众生。当时由于多年战火，经典文物被毁严重。明代以前所刻藏经大多散失。《南藏》之板片大多朽坏，明末《径山藏》也大多毁于兵燹。清《龙藏》乃朝廷赏赐、寺院典藏，普通寺院尚难拥有，一般人更难一见。民间私刻佛典本就有限，经太平天国战火就更难搜求。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1866年首刊之《净土四经》“跋”中曾写到：“兵燹之余，仅见小本《弥陀经》而大本《无量寿经》及《十六观经》迄不可得。适来金陵，获见此本于王君梅叔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当时经书难求之状，于中可见一斑。在这样的情况下，刻印流通经典，实为当务之急。这也正是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的一大因缘。

　　1866年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杨仁山与诸同志刻成邵阳魏默深(魏源)所辑《净土四经》，杨仁山亲撰《重刊净土四经跋》。《净土四经》的刻印，标志着近代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的创立。

　　金陵刻经处创办后，陆续精选刻印了大量佛典，对改变当时佛教界和学术界经书难求之状有相当大的作用。杨仁山为刻经事业投入极大精力，白天查理工程，晚上潜心佛学、校勘佛经，或诵经念佛、静坐作观，往往至漏尽就寝。

　　1878年至1882年、1886年至1889年，杨仁山作为清政府钦差大臣随员，两次出使英国和法国，前后共六年。这六年在西方的经历，对于杨仁山后来的佛教事业有极大的影响，使他成为近代佛教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广阔胸襟和世界视野的佛教思想家，也决定了他成为近代佛教革新事业的先驱。第一次出使英法，是作为钦差大臣曾纪泽的随员。他随曾纪泽谒见总统、参观炮局以及各种制造工厂等，开拓了视野。这期间，他对西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精心研究天文、显微等科学知识，并制作天地球图、并与地图尺等。在英国时一度还研习梵文佛典，将佛法向西方弘扬的愿心也是在这时开始的。第二次随刘芝田出使英国伦敦，他详细考察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并关心工业制造诸学，究明列强立国之原，得出“斯世竞争，无非学问”的结论。杨仁山当时考察西方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并热心于科学知识，与他深研佛学、体究佛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和他那个时代许多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样，面对晚清政治的腐败和中国社会的落后，都在寻觅济世良方。无论是西方科学技术还是佛教义理，在杨仁山那里，都蕴藏有对国家民族和广大众生有益的“学问”，可以补偏救弊、可以富国强民。杨仁山还著有《天地球图说》一卷，可见他当时对科学的热衷。他回国时带回许多西方科学仪器、机器图纸等，并自制天地球仪。多年后(1897年)还与谭嗣同等一起成立“金陵测量会”，为我国近代第一个测量学会，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个民间性自然科学组织，会址就设在杨仁山自己家中。

　　杨仁山在英法期间，对金陵刻经处的刻经事业未尝稍懈。当时刻经处的日常事务，委托家人代管，他常从英法写信给其二子向清交待具体事项，经常半月一信。杨仁山在英法公署中仍点校经书，并念佛参禅。点校完毕的经书就托人寄回刻经处发刻。可见他虽身处西方，仍以刻经处刻经流通事业为重，未尝稍懈。这期间另一很有意义的事件即是杨仁山与南条文雄的结识。1879年，杨仁山随曾纪泽抵达英国伦敦。得知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与笠原研寿在牛津大学学习梵文，当时未曾会晤，但已有书信往来，并互寄照片。至夏天，于伦敦首次会晤，畅谈数日甚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金陵刻经处印的许多我国久佚的隋唐佛学典籍，即由南条文雄从日本寄来，这对我国许多佛教宗派教义复明、研讨有路极有贡献。杨仁山也给南条文雄寄去许多日本久佚的佛经并支持日本《续藏经》的编印。

　　1889年，杨仁山从法国任满归国。由于六年的欧游经历，杨仁山反观当时清廷政治之腐朽及世道人心之趋下，发誓不再与政界相往还，不仅不受本来应有的褒奖，还辞去一切公职，专心于出世之道。由此可见他洞明世事后致力于佛教千秋事业的决心，是年53岁。从此以后，杨仁山全身心投入佛教的刻经、研究和讲学事业。

　　杨仁山辞去公职后，托人从日本购得《弘教藏》(也名《缩刷藏经》)一部，闭门不出，专心研阅，并更加致力于搜求藏外古德逸书。其中许多来自托南条文雄从日本代购的梁、隋、唐、宋时的佛典，达千余册，择其精要、刊印流通。1893年，杨仁山经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介绍，在上海与锡兰佛教居士、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晤面，共议复兴印度佛教、然后弘传全球的大计。杨仁山重视僧教育、培育佛教人才，即从这时开始。当时具有前瞻意识者少，故响应者寥寥，僧教育实际未能开展。但十四年后在金陵刻经处内创办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高等僧学堂“祇洹精舍”、大兴讲学之风，实肇因于此。1894年，杨仁山与李提摩太合作，英译《大乘起信论》，意图向西方世界弘扬佛教。后因李提摩太之翻译穿凿私见、有失原意而未终。但其中表现出杨仁山鲜明的时代意识。佛教界共译汉文佛典，杨仁山应该是最早的人物了。

　　不与政界往还的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内致力于刻印流通佛典并研究讲说佛法，接引学人，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正值世纪之交，思想文化相当活跃，尤其是维新派人士，得光绪帝支持，为一股新兴力量。维新派人士与杨仁山交往颇多，许多登门求教，尊杨仁山为老师。早期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周馥、沈曾植等，维新派的谭嗣同、桂伯华、汪康年及后来的章太炎、孙少候、余同伯等人，均与杨仁山有往来。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谓佛学为晚清思想界的伏流，而新学家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凡有其信仰者率皈依文会”。谭嗣同作江苏候补知府闲居南京时，常向杨仁山学习佛学，尊杨仁山为他的第二个导师。杨仁山的佛学思想对他影响很大，许多体现在其名著《仁学》之中。杨仁山与谭嗣同会同郑孝胥、蒯礼卿、徐积余、缪荃孙、刘聚卿、茅子贞等组织“金陵测量会’便在此时。

　　1897年，杨仁山在延龄巷新建的住宅落成，占地六亩多，有六十多间房屋，杨仁山全家迁入新居，金陵刻经处历年所刻经板和印刷作坊也搬入新居。这就是金陵刻经处现今的所在地，只是大门已改在淮海路上。当年，杨仁山之母孙太夫人去世。杨仁山召三子到面前要他们自谋生计，而延龄巷房屋，将作为十方公产，捐献给佛教事业，自谓“吾在世一分时，当于佛法尽一分之力”(《杨仁山居士事略》)，要家人“以后毋以世事累我”。至1901年，杨仁山的三个儿子立下“分家笔据”，写明“金陵城内延龄巷父置屋宇一所……此屋专作刻经处公业……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三房均不得认为己产”(3)此，金陵刻经处有了固定的基业。这一在近代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的佛教文化机构历一百三十余年而慧灯不熄，实有赖于杨仁山舍家宅为佛教十方公产的义举。

　　1907年，杨仁山年已七十一岁，又于金陵刻经处内创办对近代佛教复兴影响深远的“祇洹精舍”，兴办讲学、培育人才。祇洹精舍为我国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家高等僧学堂，对于近代佛学院教育，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杨仁山著《释氏学堂内班课程》、《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阐明他的佛教教育思想。当时祇洹精舍入学的僧青年和在家居士缁素共约20余名。其中许多成为近代佛教之弘法健将或佛学名家。祇洹精舍因经费不敷等原因，只办了两年，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影响极大。释东初认为祇洹精舍“为中国佛教种下革新的种子，无论于佛学的发扬，或教育设施，以及世界佛化推进，无不导源于此”。(4)

　　祇洹精舍停办不久，杨仁山又于金陵刻经处内成立“佛学研究会”，参与者许多为当时的学界名流，公推杨仁山为会长，每七日讲经一次。

　　杨仁山年逾七旬，仍弘法情殷，讲学不辍，直至一九一一年去世。

　　杨仁山去世正当武昌起义前三天，时在1911年8月17日下午。

　　当时按杨仁山要求，正召开佛学研究会临时会议，商议维护金陵刻经处办法，会议在碑亭巷蒯若木住宅召开。杨仁山先于中午口授会场应议事件，由陈宜甫去布置会场。下午二时许，杨仁山神态自若，说“此时刻经处事当议定矣”，异常愉悦，对左右说：“余心放下，毫无挂碍，可以去矣！”不久，高声念佛，声渐低微，端坐向西瞑目而逝。第二天仍面色不变，且有温热。按佛教说法，此为往生西方净土之征。

　　杨仁山刻经讲学，弘扬佛法，培育人才，前后约四十余年，校刻经版四万余片，印刷流通经典著述百余万卷，佛菩萨像十余万张。门下多才，谭嗣同善华严、黎端甫善三论、桂伯华善密宗，法相唯识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李证刚、梅光义、蒯若木、欧阳浙等。近代名僧太虚、仁山、智光等，皆曾就学祇洹精舍，深受影响。

　　杨仁山的著述由徐文蔚汇编成《杨仁山居士遗著》，由金陵刻经处印行出版，其中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一卷、《十宗略说》一卷、《观无量寿经略论》一卷、《无量寿佛经愿生偈略释》一卷、《坛经略释》一卷、《论孟发隐》二卷、《阴符》、《冲虚》、《道德》、《南华》四经发隐四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阐教篇》一卷。未收入《遗著》的还又有《天地球图说》一卷单行。另手辑《大藏辑要》四百六十种、三千三百余卷，《贤首法集》一百数十卷、《华严著述集要》二十九种、《净土古佚书》十种，《净土经论》十四种，《大乘起信论疏解汇编》、《释氏四书》、《释氏十三经》、《释氏十三经注疏》、《佛教中学古文课本》四编等。

　　杨仁山于1911年去世，享寿75岁。遗体依其生前留言“经版所在即遗体所在”之愿，葬于经版房前。七年后，1918年，弟子为建墓塔，于金陵刻经处内深柳堂后建成，遂掩棺其下。塔院内有《杨仁山居士塔铭》青石碑，沈曾植撰文，其中记述杨仁山之佛教功业，可为其一生之写照：“居士奋起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论师、法将、藏主、经坊、四事勇兼，毕生不倦，精诚旁薄。”

　　二、杨仁山振兴佛教之理念与事业

　　清末中国社会内忧外患。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物质与文化之侵略随之而来。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也到了晚期，政治腐朽、文化僵固、经济落后，被动挨打，到了不变革图强便不足以自存的地步。许多仁人志士都感到“不变法不能自存”，积极寻觅济世良方。维新变法一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潮。杨仁山两度出使英、法，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包括工业制造等有相当深的考察。因此，他具有一般同时代人难得具备的宽广视野和前沿知识。与当时许多仁人志士一样，杨仁山对国家民族之危机有着深切的关怀。在《现未来》一文中，杨仁山写道：“且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

　　从他与维新派人士的广泛交往，可见杨仁山对维新思想的认同和支持。但杨仁山并没有从政、直接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却选择了“佛教”作为他的毕业事业。这当然与他对当时清廷腐败政治的失望有关，觉得“方今上下相蒙，人各自私自利，欲兴国，其可得乎？”而“誓不复与政界往还”(5)，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他的佛教信仰以及对于佛教可以济世利民、有益于国家民族的认识。这种认识在具有六年欧游经历、且具备前沿科学知识及同时代难得的世界视野的杨仁山而言，毋宁说是一种洞察。当时维新变法、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救国思想多矣，而杨仁山则致力于佛教事业。以佛法观之，社会治乱、国家兴衰之根本在于人心。国者，人之聚；人者，心之器。治心乃是治本。杨仁山在《南洋劝业会演说》中道：“世界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之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盛世矣。”

　　因此，杨仁山致力于刻经流通、弘传佛教与他关心新学、甚至钻研科学一样，同是出于关怀国家民族、济世利民的愿望。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杨仁山写到：“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阙如。”

　　由此可见杨仁山致力佛教事业之理念。杨仁山对他振兴佛教的事业极有信心：“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支那佛教振兴策》)。他认为，若有同志共同努力，佛教不仅能与西洋各教并驾齐驱，“且将超越常途，为全球第一等宗教”(《支那佛教振兴策》)。在今天看来，当同时代人大多以军事、经济力量救亡图存，或注重政治、社会制度方面的变法革新时，杨仁山己认识到思想文化层面的革新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于国家社会的深刻作用，在当时可谓是独具慧眼！

　　就中国佛教而言，自宋以后逐渐式微，至清朝末年虽规模仍存，实际却是积弊重重，同当时之国家社会一样，清末之佛教几乎也到了不变革不足以自存的境地。当时国内佛教，规模仍然很大，康熙朝时全国仍有僧尼十一万八千余名(6)，至光绪时，全国各大丛林仍有相当规模。然正如杨仁山所透视的：“方今梵刹林立，钟磬相闻，岂非遗教乎？曰：相则是也，法则末也。”(《佛学研究会小引》)

　　佛门中不仅没有像道安、玄奘、智顗法藏那样的高僧，能与明末憨山、莲池、蕅益、柴柏等大德比肩者也难得一见。当时之寺院，许多成为社会上一些无职业者的谋生庇护处。而“一般寺僧多以赎卖如来家业争取货利，以财富为荣、名利为尚。向上一着，早无人问津”(7)。佛教规模虽存，却徒有空壳，丧失了大乘佛教的精神与活力。杨仁山对当时中国佛教的判断是：“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堕坏之时”。(《般苦波罗密多演说》)

　　后来太虚法师回顾清代之佛教，也谓：“迨乎前清，其衰也始其衰矣。迨乎近今，其衰也，始衰而濒于亡矣。从全球运开，泰西文明过渡东亚，我国之政教学术莫不瞠焉其后，而佛教实后而尤后者。”(8)

　　当时佛教衰颓的一个较为直接的外部原因是太平天国的战火，佛教的寺院、经典与儒、道经典文物一样，被毁严重。因此杨仁山在清同治五年(1866年)初创金陵刻经处时惟以刻经流通佛教经典为要务，“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未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众生”。他一生也特别著力于佛典之搜集、校勘、刻印流通。佛教衰落，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佛教内部的积弱不振，一般僧众素质低下，以如来家业为贷利，贪著财富名利。杨仁山认为当时佛教式微是由于“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般若波罗密多会演说》)。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中他分析了僧众素质低下的原因所在：“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西来的旨，无处问津矣。”

　　因此，杨仁山振兴佛教，从一开始就不在“梵刹林立，钟罄相闻”之寺院塔庙的“相”上，而著重于佛教之“法”的层面，着眼于佛教整体素质的提高和佛教人才的培养。抱着这样的理念，他以印经与讲学为其振兴佛教的两大事业。事实上，搜觅佛教经典、严谨校勘、系统刻印、广泛流通，并兴办讲学、培养优秀僧才，也正应了当时振兴佛教的当务之急。

　　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之时，国内佛教经典非常难得，尤其是江南一带，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多年的战火，佛典损毁殆尽。佛教最基本的常用经典如净土宗之《无量寿经》、《十六观经》等都颇为难得。

　　其时国流的藏经主要有明代的《北藏》、《南藏》、明末的《径山藏》和清代的《龙藏》。其中《北藏》、《龙藏》主要为朝廷赐藏，由寺院典藏，普通寺院尚难拥有，一般人更难一见。《南藏》之板片大多于明万历年间朽坏，《径山藏》之板片也大多毁于兵燹。民间私刻佛经，经清代中叶战乱，毁之殆尽。杨仁山创立金陵刻经处后，刻印流通了大量佛典，与以前各种藏经不同，杨仁山出于利益众生的愿望，希望能为广大信众提供易于购得、方便携带的佛经，所以采用万册本(书本式)刻印流通，让一般读者都能得到。在杨仁山主持金陵刻经处四十多年中，印行经典达百余万卷，佛像达十余万张，为当时的佛教界和知识界提供了大量的佛典，对于佛教徒的学佛和开启学术思想界研究佛学之风极有推动。

　　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经书在近代享有很高的声誉，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所刻经书，选择极严，内容纯正；二是刻印经书的质量很高，校勘严谨，刻工精致。

　　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之初即有“公议条例”，对所刻佛经有一基本的原则，这在杨仁山婉拒一居士希望刊印《高王观音经》的信中表达：“敝处创办之始，公议条例，凡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

　　对于这条原则，杨仁山把握极严。他虽然与日本真宗学者南条文雄交谊很深，但当他发现真宗教义有违佛经原义时，也不留情面，拒绝了金陵本愿寺希望在金陵刻经处刻印《选择本愿念佛集》的要求，并在与南条文雄书信中直言坦陈，“觉其中违经之语甚多”，并“将真宗教旨详览一遍，逐细批评”，托人交南条文雄，在第二番书信中并说明：“既为释伽遗教弟子，不得不尔也”。杨仁山的做法，并非出于门户之见，而是站在佛教“依法不依人”的立场的。对于本国高僧的著作，如《大乘止观》中引文的错误等，杨仁山也有错必纠，并不为之回护。

　　杨仁山的印经，除了在法义上审慎辨析、严格选择，在版本上也很严格，在决定刻印一部书之前，对该书的版本先有一番研究，选择善本而刻之。如《释伽谱》虽在坊间有多种流通本，杨仁山则选择较好的明版藏经而刻。并且，在版式及内容校勘上也极为精审，“古本书籍，改定行款，校正讹误，甚费心力”，因此，金陵刻经处所印经书，与一般翻刻佛经之粗糙、校勘不精、句、逗、段落错乱较多大不一样，从内容到形式均非常精审，校勘严谨，刻工也很精致，是佛经中的善本。杨仁山晚年曾自述：“鄙人志愿，亟愿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至贻误学者。至他处所刻未精之本，听其自行流通；本处概不与之合并成书《报告同仁书》。”

　　因此之故，金陵刻经处本或“金陵本”佛经，在近代享有极高的声誉。

　　杨仁山的印经事业，对清末民初佛教经论的流通贡献极大。实际上推动了当时学佛研佛的风气，为近代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杨仁山在搜觅刻印流通散佚的佛典上也极有贡献。1878年杨仁山随曾纪泽出使英国，在伦敦博物馆中见到一些在国内已失传的中国古本佛经，深为感慨。后来，他通过南条文雄，从日本购回许多国内久已散佚的隋唐古德著作，还有日本、朝鲜的一些佛教著述，多达二百八十种，一千余册，其中包括《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华严策略》等许多珍贵典籍。杨仁山得到这些典籍后，精心挑选，择其善者雕版印刷，流通于世。这对近代佛教各宗教义研讨有路、义学重兴是极有价值的。

　　杨仁山的讲学、培养佛教人才的事业直到晚年才真正开展。但早在1907年创办“祇洹精舍”开始僧教育前许多年，杨仁山即已在金陵刻经处内随缘接引各方学人。桂伯华、李澹缘、黎端甫、梅光羲等早在1900年前后即已从学杨仁山。杨仁山根据各人的情况以书信、面授等形式教以净土、华严诸学，并指点修持佛法上的各种具体问题。欧阳渐第一次向杨仁山参学即在1904年，由桂伯华引见。这期间，杨仁山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声望日隆。谭嗣同、郑官应、章太炎等许多社会思想人士与之交往，请益佛法。杨仁山通过他的刻经流通和讲学佛法，极大影响了当时学佛研佛的风气，影响实际已超出佛教界。

　　诚如梁启超所说：“有杨文会者，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9)

　　杨仁山早有创办佛教学堂来培养佛教人才的构想，并以此为振兴佛教的关键。早在1899年，杨仁山在一次演说中就倡议兴办僧教育：“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般若波罗密多会演说》)

　　在与南条文雄的通信中，他认为：“诸方名刹，向无学堂造就人才，所以日趋于下也。”(《与南条文雄书二十二》)

　　可见兴办讲学，培养人才以振兴佛教一直是他的心愿。

　　1906年，释文希在江苏扬州天宁寺开办“普通僧学堂”，为近代佛教史上由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新式僧学堂。在此之前，日僧水野梅晓曾于长沙开办僧学堂。1899年南京“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也曾开设“东方学堂”，但皆非国人所办。释文希于扬州创办普通僧学堂，杨仁山非常支持，并写信给陶森甲告知消息，并劝请陶森甲在其治下的镇江、常州也促进寺院开办僧学。杨仁山的《佛教初学课本》及《注》两卷也于这一年刻成，准备作佛教学堂之教材。

　　当时佛教寺院开设僧学堂，有一大动因是在“庙产兴学”风潮下以办学来保护佛教寺产，起因在张之洞1898年《劝学篇》中提出以佛道寺现产业之十分之七充作社会教育之资。扬州天宁寺办学之资金即来自于当时镇江、扬州各大寺院，各大寺院出资动机是在藉办学为保护寺产的手段，不久与释文希发生冲突，僧学堂停办。第二年，即1907年，杨仁山得各方之助，于金陵刻经处创办“祇洹精舍”，准备有系统地培养高级僧才。“祇洹精舍”开设的课程有佛学、汉文、英文三门。

　　汉文是研究汉文佛典的基本修养；英文则是通往西方的基础，也是欲赴印度弘扬佛法和学习梵文的工具语言。佛学乃根本课程，当时曾聘苏曼殊任英文教师，李晓暾为汉文教授。佛学课程，杨仁山曾请式海法师任讲席，后因故未能应聘，杨仁山遂自任讲席，讲授《大乘起信论》和《楞严经》，后又延请台宗名僧谛闲法师任学监并开讲开台教观。由此可知祇洹精舍之名为“居士道场”，实为居土所创办之佛教道场，其时并无明显的居士与出家僧之分别与争议，与后来内学院一系有所不同。杨仁山佛学修养精纯，弘法之胸怀也博大，当时名僧月霞法师尊为大愿菩萨示现，对杨仁山极为尊敬，并四处募款助成杨仁山之佛教事业。后祇洹精舍停办，月霞法师于1914年至上海创办近代著名之华严大学于哈同花园。

　　祇洹精舍当时招收的学生大多为镇江、扬州各大寺院的年轻僧人，也有在家居士，缁素共约20余名。人数虽不多，但后来许多成为近代佛教之弘法健将或佛学名家，可以想见祇洹精舍教学质量之高，实乃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名符其实的高等僧学堂。其中著名者有太虚法师，后来成为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领袖；仁山法师，用“大闹金山寺”的主角，促进了近代佛教的变革；智光法师，后创办儒释初高小学、焦山佛学院等，从事佛教教育多年；另有栖云、观同等，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居士中的邱晞明、谢无量等，为佛学名家。欧阳竟无、梅光羲、李证刚等，虽非祇洹精舍实际招收的学生，但在祇洹精舍成立前后一直追随杨仁山学佛，助成佛教事业，可以说也是祇洹精舍中的人物。

　　杨仁山于金陵刻经处创办祇洹精舍，兴办佛教讲学，虽为时短绌(因经费不敷等原因，祇洹精舍前后不足两年)，但影响极大。作为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高等僧学堂，它不仅为近代佛教复兴造就了一批卓越的人才，更为后来的佛教教育提供了一种榜样。祇洹精舍所培养的僧俗两众人才，薪火相承，至今仍在为佛教事业做出贡献；祇洹精舍所提供的新式佛教教育模式，对近代佛教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欧阳竟无居士先就金陵刻经处成立“研究部”，后以研究部为基础创立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支那内学院”，继承和发扬杨仁山的佛教教育事业，其所培养或影响的一批著名佛教学者，对近代佛教学术文化贡献极大。

　　太虚法师后来致力于佛教改革，新式佛教教育是他整个佛教革新事业的重要基础。太虚的佛教教育事业深受祇洹精舍的影响。他入学祇洹精舍时年仅21岁，乃是因对一般僧教育组织有不少“徒拥虚名”或过于随顺潮流而“失却佛教立场”甚或“俗化成饮酒吃肉”的失望，忽闻金陵刻经处创办祇洹精舍，为其宏大格局所吸引，认为是一“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10)而加入。后来他所创办的许多佛学院，也格局宏大，武昌佛学院后更名为“世界佛学苑”，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课程规制上，也受祇洹精舍的影响。太虚早期自谓“仿照金陵杨仁山居士之祇洹精舍，加蒙藏梵文，期以五年”(11)，可以说是杨仁山佛教教育事业的直接继承。

　　祇洹精舍1909年秋停办后不久，191O年，杨仁山又于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会”，讲学不辍。杨仁山于世纪初的佛教讲学，不仅为后来的佛教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还具有开风气之先的贡献，对近代佛教的复兴贡献厥伟！太虚法师曾评价说：

　　“祇洹精舍虽然办了不久即停顿，其影响后来的佛教事业实大。”(12)

　　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认为，祇洹精舍为时虽短，“却为中国佛教种下革新的种子，无论于佛学的发扬，或教育设施，以及世界佛化推进，无不导源于此。”(13)1982年，赵朴初在《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中写到：“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