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国内佛教学术会议综述

[心得体会] 发表时间：2019-06-13 18:49:40 作者：阅读次数:

　　一、“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7年1月3日至8日，由澳门大学、澳门佛教出版委员会、《学术研究》杂志社和广东历史学会等单位组办，先后在澳门、肇庆市、新兴县三地举行。来自内地、香港、澳门、日本等国家的地区的5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40余篇。本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1、慧能及其禅宗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会者认为，慧能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的贡献是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六祖革命”中最根本性的革命就是把传统佛教作为抽象本体的“心”变成了具体现实的“人心”，变成了一种儒学化的“心性”。并由此导致了禅宗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心性”之外，表现为把“佛性”“人性”化。有人认为，通过东晋以来顿悟思想的发展，从支道林、竺道生到慧能，顿悟的思想经历了从析理践行的发挥过程，而六祖的顿悟说则把中国人自远古以来形成独具特色的思维方法--实践悟性--最彻底、最成功地加以表述和说明，因而完成了其中国化。学者强调，南宗与北宗的最大区别不是顿与渐。顿悟并不是慧能思想的主题。达磨至神秀的境界思想是一种舍有限(个体生命)而入无限(涅般胜境)，故包含着对众生现实的否定，它走的是一种离用(妄心)归体(真心)的外在超越之路。而慧能境界思想的独创性则表现为澄显了一种于有限中体认了无限的境界，实际上体现了对众生现实生命的理性肯定。2、关于《坛经》的文本研究。有学者指出，胡适所说的“敦煌本《坛经》是神会弟子之间传授的秘本”之推论是明显不合适抄本所传授系统。应该是神会的弟子们得到了这个原本，为确立神会的权威加写改编了几次变成了今天所见的敦煌本。《坛经》的起首部分是慧能在韶州大梵寺授无相戒的开法记录，中间是与十大弟子等日常的传法记录，殿后部分则是先天二年(712)在薪州的说法记录。3、慧能及其禅宗与岭南文化。学者们强调，中国中古佛教思想史上的“革命”并非完成于中原内地的某一高僧，而是完成于来自蛮荒边裔之地的岭南而且似乎并没有太多佛教修养的慧能，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作为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无论在资料的发掘还是理论的探讨上都有一定的突破。从资料范围来看，包括了唐宋禅宗典藉、碑刻及其它文献、地方史志、族谱、实地调查报告。在岭南精神文化方面，其学术思想的发展、诗歌、绘画及书法艺术等方面都反映了慧能禅宗的影响。今后要加强严谨扎实的研究，加强国际间的学术对话，以不断开辟新领域，拓宽新视野。

　　二、“佛教文化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

　　1997年3月5日至8日，由中国宗教协会主办、无锡市中诚广告公司协办的“佛教文化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无锡马山举行。一批佛学界、文博界、美术界、企业家等约60余人。收到论文31篇。代表们围绕“佛教文化艺术的基础性理论研究”、“佛教艺术(以造像艺术为主)专题研究”、“佛教文化艺术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之三个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论者以为，佛教文化艺术是一个极宽泛的概念，举凡佛教的一切理论、实践、仪轨、器物、建筑、书画、音乐等等，都可以用文化艺术加以涵盖，或说可以从“文化艺术”的角度去理解，阐释。佛教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有五个方面。一是本与末。二是主观与客观。三是今天的佛教艺术创作应坚持三个原则：即(1)经典的依据。(2)传统形象的继承。(3)应机的方便。(4)因缘和合而成。(5)今日的佛教艺术要理顺宗教、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关系，仅突出一面都是不够的，要各方面都要有所体现。学者认为，佛教造像艺术是佛教发展的自然产物。所以它既有对原有的宗教文化采取批判和摈弃的一面，同时又有继承和适应的另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融合的特征逐渐增加，这不管在教义思想理论抑或在宗教仪式和神像设置等方面都能看出来，而且这种融合的趋势不仅在印度本土有，就是在印度以外的亚洲其它佛教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在所有的佛教造像艺术中还体现了佛教普遍共有的特征和各个教派、民族或地区的特有的征状之统一。一般特征是指佛教造像都有一个统一的规定的模式，个别的特征是指每个地方的佛像艺术又有着自己的本地特点，这些特点既表现在造像的技法上，又反映在一些带有本地风光的神像上，尤其是与本地宗教文化精神有关的地方神的崇拜上。代表指出，一切佛教文化艺术现象是怎样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既满足了观众的精神需要，又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这种满足和适应在同一时代有针对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变化，在不同的时代更有其时代特色。当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介入时，这种满足和适应则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宗教的神圣性、出世性与商品经济的世俗性、入世性产生了微妙的相互作用，并追求一种新的平衡与稳定。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达日益的时代，佛教文化艺术的动作规律或许已无法简单归纳，勉强归纳起来，可以称之为“尽心去做”。这时包含着不能仅凭主观意志、兴趣、爱好决定风格、形式、内容，而是要把文化艺术创作与对民众情感的了解、适应、引导和培育结合起来，抓住这一运作规律，发展就一定会稳定的。

　　三、第二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天台县人民政府和天台山文化研究会联合发起的第二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9月16日至18日假天台县国清气功疗养院举行，来自国内外的8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主题是“天台宗与东亚文化”，收到论文51篇。天台宗创始人的智(岂页)的佛学思想是代表们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有人认为，智者的教义理论体系，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论证方法格式来说，都远远超出了印度佛教经论的范围，带有鲜明的时代的民族特色。过去学术界有人以“教相门”和“观心门”来加以概括，这种概括过于笼统，如果从内容来加以分析，他的理论体系是以止观学说为中心，包括判教论、中道实相论、心性论及修行解脱论等方面。有人说天台宗思想的特色，即在于“一心三观”和“三谛圆融”。有人说天台宗是既有系统理论，又有实践配合的教门。“一念三千”是天台教义的核心，有人则认为，智者的“一念心”，即非真如心，也不具有缘起万法的功能，它只是众法中一法。也有人认为，智者实践理论的核心是“观心论”。有人指出，“一念”是心念活动的刹那瞬间，有人说“一念”是佛弟子的用功之处，有人说“一念”是人的日常意识。有人说“一念”的非时间性是我们从自己的逻辑约定中反观出来的。学者们还从现代哲学的意义上对天台宗的教说做了阐述。论者认为，智者的“十界互具”的思想，可以说是沟通现象界与超越价值界的精神桥梁。有人说智者性具实相说有二方面内容，即“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还有人将天台哲学与西方哲学作了比较。对天台宗的历代宗师，学者们也作了一些讨论。有人指出灌顶他地位和对天台宗的贡献并不在智者之下，但是人们却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这是不公正的。对湛然大师，论者认为，他的无性有情说突破了唯有众生才有佛性的传统说法，发展了智(岂页)的“十界互具”的成佛理论，这可说是佛性说的第二次大开展。对传灯大师，学者讨论了他的性善恶思想，指出他用世间教与出世间教二种标准来判别儒、法、释三家人性论的高下，其实质还是为了说明佛教的高明。对“私淑天台”的智旭，有人说，他在教义方面，是试图融会贯通诸家之说；在教行方面，则是归极净土。这是他不续台宗法派、不为台家子孙的根本原因。有人通过考证指出，智者大师出家的寺院不在长沙，而在湖北大悟、黄陂、黄岗一带。天台山的智者大师塔不是肉身塔，应是“灵龛”。有人考证了长安日严寺的情况，指出隋代江南义学大德在京城基本上保持了江南传统，擅长讲论，内外学兼通，并与统治者保持了密切地关系。有人将寒山诗的韵作了分析，认为寒山子的诗是百分之百押韵的。也有人认为寒山子既不是道士，也并非佛教徒，称其为隐逸诗人较为实际。关于天台宗与日本佛教的关系，有作者试图根据《参天台五台山记》内容作了释读。有人指出，天台教典入藏应该在天圣四年(1026)。对敦煌写本《天台五义分门图》研究者说，此写本的基本思想虽本自智(岂页)学说，但是又有不少发挥。此外代表们对天台道教也做了讨论。

　　四、“金陵刻经处创办130周年”学术研讨会

　　于1997年5月14日至16日在南京金陵刻经处举办。主题是“金陵刻经处与当代佛教”。来自北京、南京、上海、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市佛教界、学术界人士5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38篇。代表们围绕“金陵刻经处与当代佛教”、“杨仁山振兴佛教的理念”、“杨仁山佛学思想研究”、“金陵刻经处与近代佛教的复兴”、“金陵刻经处与佛学研究”五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代表们认为金陵刻经处不仅以流通经典、弘法利生为职志，而且集中居士道场、经论收藏、图书出版、发行以及学院教育四者于一身，尤使之成为中国近世人才之渊薮。内学院、法相大学既是近世居士佛学勃兴的根据地，也向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提供了探讨国家、民族兴亡，宇宙、人生之本真的新的思维模式。这里培养出许多人才，不但是中国佛教界的精英，也应属于中华民族的精英行列。杨仁山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兴办教育，讲述佛学，培养人才；二是搜刻、校勘、编纂佛典，整理文献，保存遗产，并广为流通；三是研治佛学，教宗贤首，行在弥陀，融通各宗，但择有所重；四是针贬时弊，关注现实，关心人生，志在救教；五是联络各邦，广交朋友，增进交流，但坚持原则，不卑不亢。他认为儒释道三家可以圆通无碍的。但他批评孟子的性善论、批评宋明理学，而肯定孔颜心法可与佛法融通。就他的佛学思想而言，在以佛学为最高的宗旨下，他企图和发扬贤首这一传统，且欲由贤首上溯到马鸣，强调了大乘各派在根本宗旨上是一致的。他的净土法门的理论，综合经论，融会教宗，提倡自性弥陀与西方弥陀、唯心净土与佛土净境不二之旨，宣扬截断前后际，以当前一念，现前一句为往生之正因。而于具体实践法中，则突出地强调了以观想、持名兼修为上，以必读经论为津梁，以自他二力并重为不易之定论。这是把禅宗顿悟见性的功夫融入念佛法门，以华严教理来解释《观经》的表现。他由于注重强调的是佛教在出脱生死这一大事上的价值，便摆脱了任何一宗一派的门户之见。从众生与业果与证无所有的层次来对佛法分类，称之为“佛法之总纲”，以此总纲来划分一切宗教、一切空有之说的是非利弊。他从佛教的整个历史上发掘出一个马鸣宗来，在《大乘起信论》中发现了人所不易见到的价值。学者还将杨仁山与斯里兰卡佛教界的达磨波罗大师作了比较，指出这两位伟大的佛教活动家，不仅在复兴佛教的理想上兴趣相投，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学者们对欧阳竟无的思想和于佛教的贡献也多有论述。有人说，面对二十年代反宗教、反迷信活动的大社会背景，欧阳渐坚持佛法于宗教及哲学、科学外，另外为一学。在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这一前提下，将内学院定为非宗教性质。他的佛教教育，具有重建现代教团的意义。他继承了杨仁山“讲学以刻经”的传统，不仅具有为佛法存亡继绝的文化传递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开辟了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整理藏经的道路。他的生平所学，主要体现在对佛典的选编校订及叙论中，故治学不在于一字一句的研讨，而是善于归纳，扼其大意。他深通程朱陆王之学后古人佛学，然后以佛摄儒，阐孔、佛之同归，本内外之两明，故将一生著述编定为内外学。并强调真正的孔孟之道必取狂狷。在近代唯识哲学获得一定发展时，熊十力出版了《新唯识论》，将佛家学理移用于儒家重建，显然是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的新倾向。从这以后的中国思想历程来看，这一新倾向大抵上是显示着新儒学扬儒斥佛的传统再现，同时也隐约暗示着由金陵刻经处滥觞的近代的新佛学，在历经欧阳与太虚的唯识学争异之后，这场儒佛之争依旧未能走出宋明理学儒佛交涉的陈旧框架。新佛学与儒学由此分道扬镖。吕徵的“性觉”思想，主要是厘清心性本净与心性本觉的思想界限，指出本净是明净、寂净之意，不是嚣动的烦恼同类，而本觉则是指自性具有智慧、真知而言。由此，就解脱成佛的角度讲，本净是“可能的”、“当然的”，而本觉则是“现实的”、“已然的”。就佛教实践角度讲，本净说必然主张革新，本觉说则提倡返本，两者是根本不同的。这场现代佛学史上的大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触及佛教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涉及在佛学中知识论与本体论孰为优先的问题，还关税如何看待佛教思想的演变、中印佛学的区别，以及佛典的真伪等带方法论意义的重大问题。学者们还就金陵刻经处的未来作了讨论，认为今后的刻经处，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刻经处的“研究、讲学、印经”的优良传统，将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五、中国佛教天台宗文化研究座谈会

　　1997年11月23日，由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佛教协会联合于当阳市玉泉山庄举行。座谈会的主题是“论述智者大师天台宗思想、理论在玉泉寺的形成”。来自韩国、日本及北京、上海、浙江的学者近4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18篇。代表们认为，有悠久历史的玉泉寺，是中国最早的古刹之一，既是湖北佛教的渊薮，“荆楚丛林之冠”，又是隋代中国佛教“天下四大丛林”之一，天台宗创立者智(岂页)曾在此生活过，禅宗六祖神秀也在此说法，它既是天台宗祖庭之一，又是禅宗祖庭之一，一身兼跨两宗，因此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学者指出，智者大师是荆州人，他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轨迹是，金陵瓦官寺--会稽天台山--金陵太极殿。后一阶段的轨迹是，扬州--荆襄--天台。智者晚年回到了家乡，创立玉泉寺，并在寺内完成了“天台三大部”中的“二大部”，说明他的成熟期的佛学思想与玉泉寺是分不开的。学者说，智者大师的五时八教的判教体系，恰好能从理论上圆融地将佛教各种说教统一起来，这是印度的佛教所不曾面临的另一形势，也是中国佛教发展成熟的标志。《法华经》之所以能成为天台宗的根本经典，首先是智者从慧思那里继承了4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法华经》的学术传统。其次是《法华经》具有当时各种大乘经典所没有的理论特点，即有一种非常鲜明的宗教关怀。有学者认为，大师的早期的思想中，保有印度传统之禅思想，此就代表了天台宗思想坚持了佛教的正统性格。大师证入法华三昧，对于世法的肉身的彻底否定，就是烧身供养的究竟道理。他对众缘和合之现象世界透彻的体悟了无常无我，从此奠定了天台佛教诸法皆空之佛教体系。智者的佛性论思想内容丰富，但可以通过四个环节把握，即：三因佛性--无住本--妙有佛性--一念明法心性心。其判教标准是一念无明法性心，这也是其整个教理体系的基本纲领。学者强调，唐代天台玉泉一派，至恒景而大兴，其后惠真、承远亦能守成，至法照更是追踪前烈，蔚为国师。可以说，天台宗玉泉一派，在唐代中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后来被奉为正宗的二威左溪一系。而且自弥陀承远之始，又有与南岳一派合流的趋势。但承远法师的弟子法照因随师学习净土法门，因之被列为净土宗祖师，于是玉泉寺天台宗一系也被改为净土宗门，天台一系反而渐斩湮没了。所以玉泉一系是颇具特色的，它们一是兼传律宗，一是兼行净土，而又由于这二个特点，使其教门禅教并行、止观双运的本来面目被掩盖了，以至后世将之列入律宗和净土宗之中，反不知本来属于天台宗的一个重要支派了。这次座谈会对促进当阳地区的文化交流，弘扬民族精神，发展地方经济，增加人文景观，净化社会繁嚣，和谐人间善道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六、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97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

　　为了推动各国学者之间佛教文化研究成果的交流，促进学者之间的友好交往，探讨佛教文化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中国老教授协会、中国文化书院共同发起举办的“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97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来自日本、新加坡、越南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学者50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25篇。学者认为，我们研究佛教文化，也要从历史发展路数中来推测其去向。文化交流(包括佛教在内)普遍存在着由高层次向低层次移动的现象，如水之就下。中印佛教文化水平大致相当，中方略高一些，因而中印佛教文化交流过程中，不断发生冲撞、动荡、激摩，持续了好几百年，才完成了交流的使命。佛教文化的交流，适应了“多民族统一大国的需要”，佛教文化在古代中国，起着辅助教化，安定社会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有利于国内民族团结和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古代中国佛教文化还联系了朝鲜、日本、越南、发挥了桥梁作用，今后还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学术文化是现代化的基础，佛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把它继承下来，使它发挥其积极作用。二战后的东亚佛教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复兴的时期，这次复兴不仅表现在佛教徒数量的急剧增加，教派组织的日益繁多，而且也表现在佛教正在向民族化、普世化发展。目前佛教徒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流行在92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已遍布世界各个地区。佛教的信仰、哲学、伦理和修持方法愈来愈为当地的人民所接受。佛教的职能已由原来的宗教或个人精神解脱日益深入到社会、文化生活等等各个方面，与政治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的道德伦理正在转变成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为此东亚佛教徒正在为世界和平、经济繁荣、实现民族权利和人民民主、改善生态环境、禁止核武器等等而努力。另外，佛教文化作为东亚各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载体正在得到发扬光大。因此我们可以说，20世纪后半叶是东亚佛教另一次复兴时期，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文化得到健康发展，如果我们希望仍然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就必须以“多元开放”的胸怀来对待西方文化，充分吸收西方文化，更新自己的传统文化，创造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文化。佛教伦理包含世俗伦理和宗教伦理两个层次，有助于净化人心，使人们自觉地以崇高的奉献精神实践超越的爱，这也就是有助于把一般的人提升为高尚的人。就改变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观念而言，东方思想，特别是产生于古代印度，兴盛于古代中国的佛教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思想资源与道德资源，许多有益的启迪。去掉了这些思想的宗教外壳，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在今天我们为保护人类生存环境而奋斗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总结和利用这些资源。今天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批判借鉴价值。今天我们有两点应重新认识。一是要消除对佛教的误解。二是佛教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质不同，但存在很多共性。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佛教思想史，对佛学研究起到重大的影响，并不亚于前半世纪的研究，应该肯定，本世纪以来的治学的路向正在走向多元化、多学科。百年的佛教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但基础资料的重建仍然应是当前工作的重点。佛教研究课题现代化主要体现在：1，重新研究当代佛教。2、重视研究与现代社会文化生活关系密切的问题。3、研究古代佛教时要有新的视角。4、注意研究国外的发展状态。研究方法现代化主要体现在：1、注重多学科的专门和综合研究。2、重视佛教文化与其它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3、提倡合作研究。研究手段现代化主要体现在：1、重视外语基础。2、运用微机技术。3、加强图书资料的基本建设。未来的中国佛教能否可以走居士佛教的道路，或者说，居士佛教是未来佛教的发展方向也是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话题。日本学者说，人们开发自然，通过科学技术来利用自然，虽然创造了现代文明，但自此以后的时代中，人们必须探索与自然共存、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方法。在追求这一理念中，我认为对东方的自然观，其中包括佛教的自然观进行再认识。这种意识，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恢复东方的自然观，人与自然能够共存的文明的确立才是文明转换的目标。只有东方的自然观才能够作为支撑它的精神支柱。现在的佛教研究，过于偏重于对过去文献的历史研究，缺乏探讨这种可能性的态度。佛教研究本身已经受到近代欧洲精神的束缚，已无法期待从中产生新的思想。我们已经意识到近代欧洲的精神与传统佛教之间的矛盾。这次会议表明，中国的佛学水平正在提高，正在与国际佛教研究接轨。佛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正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怎样发挥佛教的优良传统，更好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不仅是佛教界的责任，也是学术界值得深思和总结、义不荣辞的一项重要任务。

　　此外，今年还有两次学术会议，它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