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慧长老与生活禅怀感

　　净慧长老离开我们已经近五个月了，但他的声音笑貌，仍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他对禅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所做的贡献，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也激励我们为中国佛教文化的繁荣作出更大的努力。

　　回想起来，我与净慧长老的结缘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1989年3月，我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楼宇烈先生召集并主持的“中日禅学研究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有幸得到了净慧法师当年刚创办的《禅》杂志的创刊号。这本杂志不但对我的教学科研都有影响，而且还通过我影响到了我的学生。我当时刚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南京大学任教不久，正在给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开设“禅宗与中国文化”的选修课。在课堂上，我就把《禅》杂志介绍给了同学，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1989年下半年，我把自己研究禅宗的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内容整理成一篇小文《惠能行历与〈坛经〉略辨》寄给了《法音》编辑部。不久，收到了时任《法音》主编的净慧法师的亲笔回信。

　　收到净慧长老的大函以后，我当即回复表示感谢，并又另外寄上了一篇小文《马祖禅法大义要述》给《禅》杂志。不久，上述两篇小文分别刊载于《禅》杂志1990年的第1期和第2期（总第5期和第6期）。自此，我与净慧长老主编的《禅》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至今，几乎每一期《禅》杂志我都会翻阅，从中领悟到不少禅理禅意。间或也仍然会向《禅》投去一两篇小文，例如《略论法融牛头禅的特色》（载《禅》1992年第1期）、《小乘禅数之学略述》（载《禅》2000年第4期）等。

　　净慧长老于1991年正式提出了意义深远的“生活禅”理念。我对此非常欣赏，并一直关注，从中获益良多。生活禅既传承六祖惠能开创的中国禅的新禅风，又立足当下现实社会和人生的需要，以佛教禅的智慧来引导人们积极向善，帮助大众“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以期更好地用佛法的精神来净化社会，和谐社会，这是对佛教文化优秀精华的继承发展和灵活运用，也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其积极作用的生动体现。

　　生活禅所主张的“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深得中国禅“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和“农禅并重”的真谛。当年，禅宗祖师把禅的修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禅修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主张“四仪（行住坐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盖静乱之无二，乃语默之恒一”（敦煌本《楞伽师资记》引《楞伽人法志》），把印度禅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的中华禅特有的“随缘自在”的修行观进一步落实到了实际的禅行生活中去，在农禅并作的修禅生活中完成了中国禅宗的创立，并为禅在中土的繁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净慧长老继承中华禅的优良传统，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提倡修行与生活不二的生活禅理念和实践，使佛教和禅的智慧更多地惠及大众，也推动了中国佛教在当代中国的健康发展和广泛传播。这是净慧长老在当代对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贡献。

　　净慧长老生活禅的提出，也推动了当代佛教文化的学术研究。2011年5月14日上午，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民宗厅、河北省佛教协会主办，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赵县柏林禅寺承办，石家庄市民宗局协办的“首届河北赵州禅?临济禅?生活禅学术论坛”在石家庄河北会堂隆重开幕。有来自日本、韩国等国，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大陆50多所高校、社科研究机构近1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本人也有幸参加了此次盛会，并代表学者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我的发言得到了净慧长老的鼓励。在会议期间，尽管知道净慧长老非常繁忙，但为了不放过请教的机会，我仍然专门拜访了他。那天在净慧长老的住所，我十分荣幸地近距离聆听到了净慧长老对中国佛教特别是有关生活禅的开示，受教非浅。同时，他也非常关心地问起我在高校开展佛教文化的教学与研究的情况，当他听说我目前正在主持一项国家教育部重大课题“百年佛学研究精华集成”时，当即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大的关心，并鼓励我认真地努力做好这一项目，认为这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和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我提出希望他今后对本项目多关心多指导时，他欣然应允，表示一定会尽力支持。净慧长老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至今想起，仍对他充满感恩！

　　最近正值开学，诸事繁杂，但北大、人大和中国社科院联合主办“净慧长老与生活禅”的学术研讨会，我还是尽量赶来参加，一是缅怀追思净慧长老弘扬佛法的精神，二是与大家一起分享对生活禅的感悟，希望能继续发扬光大净慧长老弘扬的“生活禅”，为古老的禅文化更好地有益于社会人生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