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鹤年居士与佛教慈善

　　高鹤年居士与佛教慈善

　　于凌波

　　摘自《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

　　高鹤年，名恒松，字鹤年，号云溪，以字行。江苏兴化县人，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生。他是近代的佛教居士、佛教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史无前例为朝山访道而四出行脚的旅行家。家道殷实，幼年受传统的私塾教育。惟以自幼体弱多病，命如蜉蝣。十馀岁时，因游云台山，一位和尚送了几本佛经给他。他在《名山游访记》自序中说∶

　　披读之，如贫获宝，似渴得泉，知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人命危脆，不能偷安，始有忏悔访道朝礼名山之志。

　　由此可见，他一生行脚，是为了朝山访道，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他天涯行脚，始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至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暂告一段落，为时三十五年之久。

　　一百年前的旅行，没有飞机汽车，没有观光旅社，惟靠两脚步行。尤其进入山区之时，饥餐草果，渴饮山泉，或宿山洞，或宿树下，行程之艰苦，非今日所可想象。且所谓行脚者，着重在两脚步行，无论路程如何遥远，若非万不得已，总要避免舟车。随身衣物，极其简单，旅费川资，亦不能多带。路线地名，都要记得清楚，而高鹤年居士这种行脚生涯，前后过了三十五年之久，可称为空前绝后的徒步旅行家。

　　这三十五年的行程，不能在此一一列举，大要言之，以省分说，历经浙、闽、皖、直、鲁、豫、鄂、湘、粤、晋、陕、甘、川，东至东北，南至云南，足迹遍及全国；自名山言，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自然是必访之地。即如浙之天目、天台、雁荡、括苍；皖之黄山、白岳、天柱、九华；蜀之峨嵋、青城；陕之终南、大白；晋之五台；鲁之崂山；赣之匡庐；鄂之武当；闽之武夷；粤之罗浮；南海之普陀；云南之鸡足，莫不有他的足迹。这些名山，有一至者，有二至者，甚至有三至者。

　　自其参访的大德高僧观之，如谒普陀天台，参礼敏曦、镜融二法师；登宝华山，参叩大霖禅师；至金山受五戒，亲近大定老人与融通上人。光绪二十七年，在终南山礼参虚云老和尚，到翠微茅蓬亲近法忍上人。光绪二十四年至普陀山参见印光法师。他如谛闲、兴慈、来果、霜亭诸法师，都是他早年参访的善知识。

　　至于他在行脚参访中所目睹的文化遗物、佛门宝藏，如五台山碧山寺之墨迹华严塔；涿州云居禅林之石刻藏经；北京雍和宫之古佛；五台之转轮藏及历朝宝器；天台智者大师之宝钵、朝衣；云岗唐刻石佛；应州之大塔；泰山之唐宋碑铭；伊阙之北魏造像；孔庙之汉魏唐宋古碑；关中之王褚圣教序碑；长安之碑林等，凡此文化美术的结晶品，都经他目睹手摩，这也算是行脚参访中的额外收获。

　　在鹤年一生九十一岁的生命中，可分为四个阶段∶十八岁(一九七二～一八八九年)以前是童年及求学阶段；十九岁至五十四岁(一八九○～一九二四年)，三十五年之中，是天涯行脚参访的阶段。五十五岁至七十馀岁是奔走四方、赈灾救难的阶段。七十馀岁以后的十多年，是修行颐养阶段。当然，在他行脚参访的后一段，已开始参与了救灾赈济的工作；而在赈灾救济的前阶段中，也没有放弃短距离的行脚参访，以上只是概略的昼分而已。

　　鹤年前半生行脚生涯中，有几位对他影响较深的高僧和师友，颇值一述，如光绪十八年，即他开始行脚的第三年，他到宝华山慧居寺参礼大霖律师。大霖与他一见投缘，留他在山上小住，为他讲解佛法及律学，并介绍他到金山谒大定老人，受皈依五戒。

　　在他一生中，与印光法师的关系最为密切。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初春，鹤年由宁波乘民船到达镇海，然后转到普陀山，于法雨寺参访印光法师。他山居两旬，法师开示以「参访学道，精修戒律」等语。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鹤年到镇江金山寺，住藏经楼，日间阅藏，夜来参禅，印师知之，函约他到普陀，相谈五昼夜，研究禅、律二宗。自此他对净土发生信心，专修净土。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鹤年再到普陀，印老告诉他∶「南方饭吃不来，故常有病，欲回陕西。」印老手边有几篇稿子，鹤年带回上海，以「常惭」笔名在《佛学丛报》上发表。这时尚没有人知印光之名，后来徐蔚如把这些文稿带到北京，印成小册，名曰《印光法师文钞》，故印光之名不胫而走，亲近者日多，终至于法化海内。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鹤年在终南山结茅度夏，另修一处大觉茅蓬，原是给印光法师准备的。可是印老以后一直没有回到陕西。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印光法师到上海印书，鹤年介绍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主人简玉阶、简照南，以及佛教名流居士与印老见面，印老开示净土法门、因果报应之说，听者感动，众人捐了千馀银洋，助印老出书之用。民国九年(一九二○年)，鹤年到普陀，与印老长谈，回到上海，撰写了一篇〈印光大师苦行略记〉，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印老到苏州报恩寺弘扬净土，也是鹤年事先与报恩寺住持清禅洽谈的。

　　他与虚云老和尚的交往，始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是年老和尚六十二岁，在终南山住茅蓬，鹤年山中相访，二人一见相契，颇有宿缘。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老和尚往北京熊希龄，途中经上海，这时鹤年与狄楚青、沈惺叔诸居士共同组织了一个讲经会，请月霞法师讲经。鹤年与虚云老和尚重聚于上海。民国九年(一九二○年)，老和尚在云南鸡足山住持祝圣禅寺，鹤年到鸡足山游访，他在九重岩结茅度夏，因受瘴毒，老和尚接他到寺中疗养，后来老和尚住持云栖寺，寺中法侣稀少，鹤年亲赴浙江，邀请得戒成、修静诸法师，到云栖协助老和尚弘化。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老和尚住持昆明云栖寺，因寺中人众缺粮，老和尚航海到沪，找到鹤年，鹤年介绍老和尚与沪上名流王一亭、简玉阶、狄楚青等见面，为老和尚解决了困难。

　　光绪末年(一九○八年)，鹤年在南京，曾依杨仁山老居士学佛，住在金陵刻经处。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正月，他欲出门行脚，特向仁山老居士告假。《名山游访记》是年正月记曰∶

　　二十三日，因欲行脚，向杨仁山先生告假。先生曰∶「出外参访，务须着眼，学必参而得悟，津以知而不迷，知之匪难，行之维艰。」

　　他的行脚生涯中，在终南山住了一段长久的时光，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他曾到终南，到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五月，他在五台山参访，七月离五台赴陕西，八月入长安，九月初再入终南山住拴龙茅蓬，这一次在山中一住三年之久。终南山气候严寒，九月底即大雪封山，银色一片，玉花冰树，修行人蒲团暖坐，静观雪岭山川，也另有一番禅趣。山中同修的道侣颇多，偶尔也可互相往来。

　　翌年开春，在山中修行的志纯老人邀众侣聚集大茅蓬，会谈山中灵骨颇多，无掩埋之处，希望鹤年能发心成此善举。鹤年致函上海诸善士，汇寄二百元银洋，长安一些法师也凑集了六十多千钱，乃至山中起房造塔，置灵柩，供灵位，命名曰十方普同塔院。把这件事情忙完，又到了大雪封山的时候。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他在山中雇工修筑了三间佛堂、一个院子，命名曰「报恩庵」。请了一位江西老尼当家，供女众修行之用。又重修了观音、湘子、拴龙、虎窝等茅蓬，供人修行。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在山中修行的智兴老人，以五十千文的代价，把一大片山场地转让给鹤年，由他在山中结茅开单接众。他在这片山场地上修筑了一处西林大觉茅蓬，预备印光法师回陕时居住。茅蓬刚完成，就接到谛闲、印光二法师，及王一亭、狄楚青诸居士的信，告知他京津水灾奇重，促他出山参加救济工作。十月初二，他冒雪下山，赶到京津巡视灾情，再折返上海与佛教缁素筹商赈济之策，然后于民七年(一九一八年)元月与一行赈灾人员乘轮抵天津展开赈济工作。

　　由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秋天起，他又行脚参访了紫柏、崆峒、武当、中岳、云台、宿城、鹰游、华盖、千佛、东岳诸山，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又参加了湘南的放赈工作。民八下半年，在九华山度夏，并办临时医院义诊施药。秋季又赴广东，游访粤秀、鼎湖诸山，翌年抵曹溪，礼参南华寺，然后入云南，拟游访点苍、鸡足二山。途经昆明，虚云老和尚，欧阳竟无、吕秋逸师弟也都应滇督唐继尧之邀，住在省城。他们游了圆通寺，鹤年欲往鸡足山，老和尚不允，留他多住几天，他俟老和尚静坐时不辞而别，独往鸡足山游访。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春，他自滇粤归苏北故里，祭扫祖墓，见环境清幽，想兴建一所妇女净土安老院，举办各种慈善事业，而财力不足。后来得上海简照南、简玉阶、沈惺叔、王一亭诸居士的协助，建筑三年，始告竣工，以后他即以这个地方为中心，举办了多种慈善事业。

　　在安老院兴建期间，他又游访了天台、雁荡、九华、黄山、云居、庐山。直到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安老院建筑完成，他行脚游访就告一段落。他十九岁开始行脚，至此已有三十五年之久，而他的年龄也由青壮而渐近老境了。

　　行脚生涯结束之后，他又投身于社会赈灾救济的工作，二十年不曾间断，到他七十多岁时才退出。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之后，他隐居苏州香山观音崖，礼佛诵经。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聘任「苏州市人民代表」。一九五三年，北京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他被选为代表到北京出席会议。这年他已八十多岁，赵朴初等迎他于车站。一九五六年，他的《名山访游记》增订本出版，章太炎夫人汤国黎为之作序。一九六二年，病逝苏州，享年九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