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与新轴心时代

生命科学与新轴心时代 “（未来）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期，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这个过程仍十分遥远，隐而不露。”

凯伦·阿姆斯特朗

英国宗教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在雅斯贝尔斯的意义上最早使用过“第二轴心时代”这一概念。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学者唐·库比特在2001年撰写的《空性与光明》中说：“第一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至少创造了三个主要的文化传统，即西方的、印度的和中国的，每一个传统都至少持续了2000年，但如今由于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的发展，在西方出现了知识的大爆炸，因此，现在，我们需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一如‘轴心时代’的伟大奠基者那样。”

是什么深层的原因驱动着我们如此热烈地讨论“第二轴心时代”的构成？是什么深层的原因驱使着我们如此热烈地渴望“第二轴心时代”的到来？在参照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们的相关著作和论文的基础上，我们归纳出以下几点。

（一）精神危机

近当代全人类经历和体验到越来越深重而持久的精神危机，存在着多元而复杂的来源，最显著者如：

1.生存危机

生存危机包括粮食危机、食品卫生危机、转基因危机、人口（过多或过少）危机、雾霾问题等。

2.道德伦理危机

道德伦理危机包括传统大家族的解体带来的种种问题；剩男剩女问题；社会老龄化问题；城市化运动下的个人和家庭的孤岛化问题；因网瘾带来的人际交往能力的退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问题；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克隆人与机器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在工业化和市场化浪潮里，人们被越来越严重地工具化、商品化、感官化、浮躁化和生物化（即去高尚化和去神圣化）问题；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等等。

3.人格危机

包括认知障碍、情感障碍、逻辑障碍，以及越来越复杂的心理疾病和人格异化问题等等。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家、行为学家和管理学家都一致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超级疯人院，精神异常者在人群中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三分之二以上，并且呈逐年上升之趋势。

（二）政治经济危机

追求霸权主义；信奉丛林法则；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层出不穷；难民问题；国家与国家或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种种封闭与歧视；领土争端；恐怖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经济制裁、贸易争端与金融危机；连续两次世界大战和不在少数的国家长期的战乱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等。

（三）文化危机

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如何沟通的问题；各大宗教体系内部问题和相互接触过程中带来的种种问题；知识碎片化的问题；教育问题；各地区文化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等等。

（四）哲学（生命、存在）危机

近当代全球范围内哲学自身的出路问题；存在感的日益式微——因终极关怀的缺失而带来的持久而深重的无归属感、人生（生活）无意义感和无价值感、对死亡的恐惧感、空虚感和被抛弃感；信仰与理性问题；身心的关系问题；物化（堕落）与升华问题等等。

如果我们乐意，可以把这张危机表一直罗列下去。换言之，近当代的人们正在经历的危机是多元而复杂的，是举不胜举的。这种种危机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罗网，将个人、家庭、社团、民族和全人类紧紧地束缚于其中，且越收越紧，使每个人都清晰地感受到无法形容的沉重与痛苦，感受生存的焦虑与绝望，如身处于一间无门的暗室。

在如此重重的危机面前，人们迫切希望开展一场自觉的精神变革。凯伦·阿姆斯特朗女士在其《轴心时代》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已到达了一个转折点……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境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精神危机！”

上述种种危机都属于外在因素，引起人们强烈呼唤第二轴心时代的到来，或者说，引起人们强烈地开创第二轴心时代，那个动力源更主要的是源于内部——来自个人及全体人类对心智（意识或曰生命）成长和觉醒的渴望。如同我们这个身体出生后，在DNA的驱动下进行持续地成长那样，我们的心智（意识或曰生命）同样存在着其内在的DNA，我们东方文化习惯性地称之为“本性”或曰“天性”——佛家习惯性地称呼它为“佛性”，道家习惯性地称呼它为“道性”，儒家习惯性地称呼它为“德性”。

我们不妨把佛性、道性和德性理解成意识（或曰生命）先天本有的DNA。意识（生命）本有的DNA与身体里的DNA有一点是相同的：身体里的DNA内涵着一种强烈的目的（或曰意志）：驱动着身体持续地成长，直至彻底成长到成熟和完美的状态。意识（生命）DNA同样内涵着一种强烈的目的（或曰意志）：驱动着意识（生命）持续地成长，直至成长到成熟和完美的状态。意识（生命）的成长就是意识的不断觉醒——成长与超越自己为同义词，成长与觉醒为同义词。当意识（生命）成长到最成熟和最完美的状态时，佛家称之为成佛，道家称之为真人，儒家称之为圣人。

意识（生命）本有的内驱力，是个人和人类之文明和历史最根本、最持久的驱动力。在这个最根本、最持久的驱动力作用下，个人和人类不断地提升自己、超越自己、觉醒自己，通过持续地否定之否定，实现终极关怀，获得终极觉醒。关于意识（生命）本有的内驱力，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有不同的称谓：儒家称之为“健行不息”，道家称之为“道法自然”，佛家称之为“般若内熏力”，西方基督教传统则称之为“内心深处的上帝之召唤（神的召唤）”。

无论是个人还是全体人类，意识（生命）与生俱来的内驱力的驱动下，不断地提升自己、超越自己、觉醒自己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徘徊，会遭遇到难以想象的重重阻碍，而呈现出波浪式的进程。

从中外所有学者关于第二轴心时代的展望和推想中，可以发现一个共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第二轴心时代都要比第一轴心时代好上很多很多。这不能仅仅被看待成“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这么简单，其更深层的奥秘是：这是意识（生命）对自己未来成长状态的前瞻与预见。

人们对第二轴心时代的关注、讨论、期望和不同程度地参与对它的开创与建构，传递出一个强烈而清晰的信息：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就整体人类而言，我们终将克服重重困难与危机，而升进到一个被称之为“人间净土”或“大同世界”或“共产主义”或类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作者：潘麟先生

五、新轴心时代蠡测

（一）人之三性对应着文明的三个阶段

人类与生俱来的属性，在东方文化中盖称为“心性”“自性”或“本性”。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有三类属性或曰三大层次的属性所构成，即“兽性”“人性”与“佛性”。

兽性即生物性，指人类虽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动物而成为一个有着反省意识的族群，但依然留存着大量的动物特性，最明显者，如：饮食男女，丛林法则，暴力倾向，感官化和物化（堕化）倾向，自私与自我，拒绝成长或曰拒绝精神化，充满了贪婪与嗔恨，非理性化和本能化等等。这些残留在人类身心中的动物属性，被统称为“兽性”。

人性即人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之简称，指人类的族群与文化能持续发展与和谐生存的先天基础。如果没有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性（人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那么，建立在每个个人之上的族群和文化，因为失去了存在基础和先天条件而片刻也难以维系下去，就会顷刻间崩解。但事实上，历史地看，人与人之间、人与族群之间、人与文明文化之间的联系是越来越多元而紧密的。这充分证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人性不断地被彰显和强化的过程。因为人性被持续地彰显与强化，才会出现人与人之间、人与族群之间、人与文明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元而紧密的现象。

人性中最为基本的构成有：关怀与友爱，责任与义务，奉献与创造，精神化（文明化），大我化（认识到他人或族群存在是自身存在的前提），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哲学化（真假）、道德化（善恶）和艺术化（美丑），逻辑化和知性化（reason），较强的反思能力，主观能动性的觉醒，历史意识的觉醒，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自觉追求等等，统称为“人性”。

佛性又名德性、神性、道性、灵性、圣性、天性、道、大梵、觉性、理性、太极、良知、般若等，为了方便称呼，此处则统名为“佛性”。佛性即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超越性之简称。因佛性的存在，个人和人类整体才有可能不断地超越自己，直至将佛性内涵的自在性、自觉性、自由性、自发性、自足性、自然性、自生性、无我性、无为性等基本属性彻底而完美地彰显出来，从而成佛、成圣或成真人，实现人生的终极关怀，达成生命的终极觉醒，获得存在的终极圆满与真正自由。

佛性即超越性，是对自己身心种种局限性的全面升华与超越，是对兽性与人性的全面升华与超越，是对现象世界的全面升华与超越，是对自我和执着的全面升华与超越。超越性即是主体世界（又名意识世界或曰生命世界）的彻底彰显与觉醒。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把兽性（生物性）比喻为站在深谷中看世界，人性则是站在地面上看世界，而佛性是相当于站在山顶上看世界。由于所处位置不同，呈现在眼前的世界的差异就会非常巨大——处于兽性（生物性）之中的人理解人性世界十分困难，对他而言，人性世界之种种，如同天方夜谭；同理，处于人性之中的人理解佛性世界十分困难，对他而言，佛性世界之种种，如同天方夜谭。井底之蛙之喻，夏虫不可语冰之喻，凡类似之言，即此之谓也。

无论就个人的成长史，还是人类全体的成长史，都是按照本性自己的展现或曰觉醒的次第而来。即最先必然是兽性的展现与彰显，接下来是人性的展现与彰显，最后才是佛性的展现与彰显。除非存在着外力的干扰，不然这个本性的次第展现与彰显次第不会混乱。

回顾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第一轴心时代之前被称之为“史前历史时期”“原始社会时期”或“原始文明时期”。其存在时间非常漫长，自从人类脱离猿猴成为智能猿人，直至第一轴心时代之间的数十万年，皆属“原始文明时期”。原始文明时期所对应的是人之本性中的兽性（生物性），或曰所展现和彰显的是人之本性中的兽性（生物性），换言之，此历史时期是兽性（生物性）占主导地位的阶段。

第一轴心时代之所以在人类历史和文明的进程中如此地重要，是因为第一轴心时代成功地战胜和超越了人之本性中的兽性（生物性）而从此进入人性领域，从此人性成为展现和彰显的主角，人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获得了越来越深刻而全面地唤醒，成为此后个人和全体人类的自觉追求和坚决捍卫的对象。换言之，从第一轴心时代开始，人类进入人性苏醒时期，人类的文明进入人性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故雅斯贝尔斯将人类文明的开端确定在第一轴心时期，即公元前500年左右，就人性的全面苏醒而言，我们完全赞同雅斯贝尔斯之见。

第二（新）轴心时代是对第一轴心时代的否定和超越。通过此否定和超越，人类将迎来比第一轴心时代更为重要的飞跃——从此，人类将进入佛性的全面苏醒时期；从此，人类将进入建基于佛性之上的文明文化时期。

近当代乃至自第一轴心时代以来，人类越来越严重的精神危机或曰存在危机，究竟而言，是这一时期之文明与智慧无法根治的，因为这些问题非人性内涵之能力所能洞察和解决。上述被所有思想家和学者们共同认可的种种精神危机，绝大多数超出了人性所能企及的高度和深度，非人性的能力之所及，但这些问题或曰危机恰好是佛性的能力范围，是般若智慧的能力范围。故在佛性彰显时期（即第二轴心时代），这些所谓的重重危机，都将迎刃而解。如同人类处在原始文明时期——兽性（生物性）苏醒并占主导地位时期，它的很多问题如同死结，似乎永远也无法解开。但这些如同“死结”一般的“严重问题”，到了第一轴心时代就被十分轻松地解决了，易如反掌。

在原始文明里，并非全部是兽性（生物性）彰显而无一点人性之曙光。兽性（生物性）与人性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如同犬牙交错之状。同理，人性与佛性之间亦复如是。故在第一轴心时代的开创者们——那些伟大的圣贤们，在他们的著作和教导里，存在着很多关于佛性（德性、神性、良知、道等等）的讨论。可惜的是，两千五百多年来，将佛性彻底而完美地彰显出来的，又有几人呢？除了极少数圣贤们获得此成就之外，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对成佛成圣，望尘莫及！古来有言：求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凤毛麟角。信然也。

求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凤毛麟角，并非全是求道者之错，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现在身处于第一轴心时代，这是一个人性张扬的时代，故在这个时代里，它的文明文化，它的世风民俗，在在处处都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人。故在这个历史文化时期，成人相对于成佛成圣要容易得多。佛家有“世间共业”和“时节因缘”二词，应为此义。

正如以人性苏醒和彰显为标志的第一轴心时代，以及受其规范和笼罩的此后两千多年之历史，兽性（生物性）始终混杂在我们个人和全体的历史和文化中，偶尔成为占压倒优势的主角。正如无数先贤所说的那样，永远不要轻视人性的力量。回顾历史，人性总是能以其不可思议的方式最终战胜和超越兽性（生物性），并将其有力地掌控着、限定着、引导着、含摄着、提升着、转化着、圆融着。

同理，在第二轴心时代里，兽性（生物性）和人性同样混杂在我们个人和全体的历史与文化中，偶尔成为占压倒优势的主角。但幸运的是，正如无数圣哲所说的那样，永远不要轻视佛性的力量，她能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最终战胜和超越兽性（生物性）与人性，并将其有力地掌控着、限定着、引导着、含摄着、提升着、转化着、圆融着。

（二）宗教时代与后宗教时代

鬼神以及围绕着鬼神建立起来的宗教体系、信仰体系、仪式仪轨等，是原始文明时期和第一轴心文明时期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公认的驱动人类的文化创造和历史前进的第一推动力。但我们充分肯定宗教在人类早期（原始文明时期和第一轴心文明时期）阶段曾经发挥过无比重要的价值的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宗教是有其清晰的历史阶段性与局限性的。

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第一轴心时代，及此后的一两千年里，宗教始终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那时候的宗教充满激情与奉献，充满想象和坚忍，充满博爱与智慧，充满启迪和情怀。但不幸的是，近几百年来，乃至上溯一千多年以来，宗教迅速地滑向保守、落后、庸俗、腐朽和持续地边缘化。近几百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宗教迅速式微与边缘化，证明宗教已经丧失了作为原始文明时期和第一轴心文明时期的第一驱动力，难以继续发挥作用。

原始文明建立在兽性（生物性）之上，是兽性（生物性）的展现，属于意识（生命）的初级阶级；第一轴心文明建立在人性之上，是人性的展现，属于意识（生命）的中级阶段；而佛性才是意识（生命）的高级阶段或曰终极阶段。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意识的觉醒史，就是本性中的三性（兽性、人性与佛性）的次第展现史。故处于初、中级觉醒阶段的意识内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浓重的幼稚、非理性、梦幻颠倒、自我和佛家所说的五毒（贪嗔痴慢疑）、种种执着与作茧自缚（自挖陷阱把自己埋葬）等等。

如果把处于初、中级觉醒阶段的意识状态，比喻为一个人的婴幼儿阶段，那么宗教就是此婴幼儿的玩具——结构精巧的、形状各异的精神玩具。对于婴幼儿而言，玩具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伴随着他们精神成长的最亲密的伴侣。如果失去了赖以生存、赖以成长的各类玩具，如同鱼儿离开了水那样，干涸而死。可一旦当我们长大成人后，这些曾经被我们视为性命般重要的玩具，早已失去其价值，被我们当作垃圾清理出家园。

第二轴心时代建立在佛性之上，处于意识（生命）觉醒的高级阶段或曰终极阶段。其时，无论就个人，还是全体人类皆达到高度的成熟状态，业已获得了高度的自在、自由、自足、自然、自发、自觉和自律，故尔不再需要任何形式的精神玩具。站在那个时期来看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看曾经视如性命一般的宗教和鬼神信仰，必然感到恍若隔世，必然感到幼稚可笑。如同我们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来看一万年前的原始宗教里杀婴祭神和种种莫名其妙的禁忌那样，觉得这些已经荒诞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是故，在第二轴心时代之前是宗教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其时几乎所有领域皆被深度地宗教化，宗教的身影无处不在，宗教的影响无远弗届，宗教的信仰深入灵魂。但这一切将终结在第二轴心时代的门前，第二轴心时代的到来等同于宣布宗教时代的终结。在第二轴心时代到来及之后，人类将进入后宗教时代，其时，无论是个人还是全体人类，一任纯理性之伸展与彰显，内在世界（或曰主体世界、生命世界）与外在世界（或曰客体世界、现象世界）皆统一于高度成熟的意识世界之中而贞定之、含摄之、超越之、圆融之；在此高度成熟的意识世界中呈现其各自之终极真相。其时，人类将真正意义上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获得身心两方面的彻底觉醒与真正解放。

由于第二轴心时代标志着佛性占主导地位，文明文化和生活人生所有一切皆自觉地建立于佛性之上，一切围绕着佛性的苏醒与彰显而活动。其时，将出现得道者多如牛毛，不得道者凤毛麟角之现象。也就是说，那时在全社会共业的烘托下，在时节因缘带来的良好缘起的作用下，在对生命内涵与规律的深层了知下，成佛成圣将成为人生的起点，而不再如第一轴心时代那样，成为人们一生的终极追求。差不多到十八岁左右，如没有特别的障碍，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实现了佛性的高度觉醒与彰显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菩萨或佛陀，成为名副其实的真人或至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圣人或大贤。这时，生理（身体）与意识（佛性）同样达到成熟阶段。从此，人生正式起航！

第一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那些全球皆知的伟大圣贤们——佛陀（梵语Buddha）、玛哈维亚（大雄，Vardhamana Mahavira,前？—前475）、摩西（Moses）、琐罗亚斯德等等，当他们实现了生命的彻底觉醒后，非常清楚人类那时所处的意识阶段。为了与时相应或曰与时俱进，他们几乎全部选择了宗教，成为过去宗教的继承者或新宗教的创立者。因为他们深刻地知道，其时民众之心智尚处于初级阶段，需要鬼神来依持和引导，需要宗教仪式来安慰和寄托，需要信仰支撑起生活和人生——以求最大限度地避免它们滑向黑暗的深渊。

唯有大成至圣孔子，终其一生不愿与世妥协，坚持不语“怪、力、乱、神”，将其教导和学说自觉地建基于理性与人文之上。在我们巡礼第一轴心期的圣贤时，唯有大成至圣孔子不仅是第一轴心期涌现出来的最伟大的圣人之一，同时他还是唯一一位如此成功地超越了其所处之时代，以终生郁郁不得志为代价，提前跨入第二轴心时代，提前跨入后宗教时代。非常遗憾的是，两千多年以来，真能明白至圣的良苦用心之人，寥若晨星。当第二轴心时代走近，人类认识与探索之时，我们似乎才明白些什么，重新读懂了那位远去的背影，重新领悟了他果然是一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智者。

（三）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道德分为自律道德与他律道德两大类。自律道德为佛性所本有，是佛性的重要属性之一。故自律道德源于内部，源于佛性，源于意识这一主体世界深处，源于生命本体。自律道德就是儒家所谓的“善”或“良知”。不仅善（良知）源于佛性，真与美同善一样，皆源于佛性。真善美是佛性之别名。

他律道德源于外部，源于皇权、政府、宗教、习俗和乡规民约等。他律道德旨在严格地束缚着人们的言行，令其合乎所需要之规范；自律道德（良知）因为属于佛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自觉遵循自律道德（良知）之过程，就是彰显佛性之过程。故遵循自律道德（良知）之过程，就是修行成佛之过程，其终极之成就即是成佛。但儒家不名为成佛，儒家自己的习惯性术语是“成（为）圣（人）”。

原始文明苏醒和彰显的是兽性（生物性），此时根本无法谈道德；第一轴心时代苏醒和彰显的是人性，只能谈来自皇帝、来自王权、来自习俗和家规的他律道德。因为第二轴心时代的到来以佛性的全面苏醒和彰显为基础和前提。当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有佛性获得了全面的苏醒与彰显之时，佛性内涵之自律性必然获得了苏醒与彰显。故于新轴心时代，无论就个人还是全体人类，真正的自律道德，才会伴随着佛性的苏醒和彰显而一并苏醒和彰显出来。因此，在新轴心时代里，人们将切实地明白真善美之究竟真意而自觉地“惟道是从”，特别是在伦理道德领域，将自觉地恪守良知之指引与规范。

社会是人的社会，世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构成。如果我们个人的意识或曰本性没有获得高度的觉醒与彰显，那么几乎所有的烦恼和危机都将无法在现有的层面上得到解决。

新轴心时代里的人们，因佛性内含的自律性以良知（道德）的方式获得了极大的苏醒与彰显，因此拥有了高度的道德自律，充分认识到，自觉地践行道德生活，就是自觉地践行和彰显佛性。其时人人都会像守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自觉地去捍卫道德的纯洁性与神圣性，自觉地践行道德人生。如此，儒家追求了两千多年的理想将得以实现。儒家所追求的最终理想就是开创一个良知极大地彰显，人人积极而自觉地践行道德生活，将各自的人生使命视之为不断彰显良知（自律道德）的过程——儒圣们将此普遍奉行德性（自律道德、良知）的社会或曰时代，称之为大同世界或曰太平盛世。

在如此的大同世界或曰太平盛世之中，由于人人自觉践行自律道德（良知），故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和谐，冲突与矛盾将会降到最低。因为冲突与矛盾降到最低，就会出现孔子所说的“无讼”的社会。因为无讼，所以法治在新轴心时代里就会降到从属的地步，越来越被边缘化。

佛陀和印度、中国及日本历代伟大的禅师们、孔孟及历代大儒们、老庄及历代高道们、耶稣及历代圣徒们，所有的圣贤皆异口同声而又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佛性与真善美无二无别，佛性与解脱无二无别，佛性与幸福快乐无二无别。新轴心时代的人们业已充分认识到：当我们自觉地践行自律道德（良知），就是在修行，就是在彰显佛性，就是在彰显真善美（成为真善美的化身），就是在走向终极解脱和终极圆满，就是在走向终极幸福与快乐。如果谁试图阻止我自觉践行自律道德（良知），那就是在阻碍我彰显佛性，就是在阻碍我彰显真善美，就是在阻碍我走向终极解脱和终极圆满，就是在阻碍我走向终极幸福与快乐。故我们会想尽办法冲破这些阻碍，跨越这些阻碍，去更好地践行自律道德（良知）。

在第二轴心时代，尊师重道将是个常识。因为人们认识到，高明之师就是般若智慧（佛性之别名）的化身，就是佛性的具体化。尊师就是尊重我们内在的佛性；接受师尊之加持，就是接受我们内在佛性之加持。究竟而言，佛性是我们每个人的终极导师。但在佛性尚未充分苏醒与彰显之前，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佛性之化身的师父来给予启迪与引导，需要外在的师父给予传承与加持。当把这个道理弄明白以后，在新轴心时代，尊师重道将是一个常识。不仅尊师重道是个常识，儒家所谓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以及那个全球人都知道的“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这些生命法则、人生法则和社会法则，都将成为人们自愿遵守和自觉践行的常识。

五、新轴心时代蠡测

（四）经验智慧与般若智慧

人类存在着两大类智慧：经验智慧与般若智慧。把经验智慧与般若智慧相比较，有三个最突出的差异。

1.来源不同

经验智慧来自后天：经验智慧来自出生以后对现象世界的种种经历和见闻，故经验智慧是累积型智慧，如同用许许多多个砖瓦构建起一栋楼房那样——每经历一事，就在精神的大厦上添一块砖，如此日积月累，精神大厦就被建立起来。这个精神大厦就叫经验智慧。经验智慧起始于感官，升华到知性。所谓知性，是经过长期的逻辑与推理的训练，训练出越来越强的对来自外界的各类知识与信息的整理能力、归纳能力、判断能力、分析能力、整合能力、反省能力等能力。这些能力，在西方称之为知性能力或认识能力，简称知性。故感官智慧与知性智慧，皆统称为经验智慧。

般若智慧来自先天：般若智慧与生俱来。佛陀一生都在不厌其烦地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有佛性，皆可成佛。”什么叫佛性？就是成佛的先天（内在）根据性。有了这个根据，成佛才有可能。如果没有这个根据，那成佛将永无可能。佛性是佛家最为重要的术语之一，故佛性在佛家的别名也最多，如法性、觉性、真如、法身、如来藏等，但最为著名的一个别名，是“般若”。儒者称佛性为“仁”“天”“良知”“德性”等；道家称之为“玄览”“道性”“元神”“先天大丹”等；还有“梵”“道”“上帝”“宇宙意识”等等。无论怎样称呼佛性，无非都是为我们何以能成佛、成仙、成圣而指示其先天本有之根据。有此先天本有之根据，成佛、成仙、成圣，皆为可能；如失去此先天本有之根据，那成佛、成仙、成圣等等，就成了痴人说梦。

般若是梵文Prajna的音译，意译为“智慧”。当初翻译家们为何不将Prajna意译为智慧呢？如果将Prajna译为智慧，担心人们将此智慧与经验智慧相混淆。为了区别这完全不同的两类智慧，古代佛经翻译家们刻意将Prajna音译为“般若智慧”，简称“般若”。

因为般若是佛性之别名，故佛陀的这句名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有佛性，皆可成佛”，完全可以置换为“一切众生皆有般若。因有般若，皆可成佛”。此处“皆有般若”的“有”是指本有——本来即有，不是指后有——后天而有。

佛性（般若）有一些重要的内涵或曰属性，如：自在性、自由性、自觉性、自足性、自发性、自然性、自律性等。成佛就是将人人与生俱来的佛性（般若）全然地唤醒与彰显。

2.获得途径不同

获得经验智慧的途径是“三有”——有我，有为和执着。有我的“我”指的是自我。何谓“自我”？指那个在身心中当家作主的主人公。我们认为那个主人公，就是“自我”，简称为“我”。我们一生中的所有言行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个“自我”——起始于自我，最后回归于自我。我们一生甘为自我之奴，随时愿意为保全自我而牺牲一切，包括性命。有为是指自我驱动下的刻意而为；执着是指自我驱动下的刻意纠缠。因为经验智慧是累积型智慧，如果我们想获得越来越多的经验智慧，就必须通过“三有”来获取和增加此智慧。

获得般若智慧的途径是“三无”——无我，无为和无执。无我的全名是“无自我”，是对自我成功瓦解和超越后的无我之我。所谓“无我之我”是指不以自我为“我”，而是以先天本有之般若为“我”。无我必然无为，无我必然无执——所有经验世界的有为与执着，皆在无我中被彻底地消解和超越。

因无我、无为和无执是般若的本有特性，如果我们想获得般若智慧，我们必须遵守般若智慧的本有特性。

3.成果不同

经验智慧只能洞察和呈现外在的客体世界（又名现象世界、物理世界）中的事物之真相，般若智慧只能觉察和呈现内在主体世界（又名形上世界、本体世界、生命世界）中的事物之真相。如果我们想更广泛更深入地了知外在世界的事物及其真相，那就需要不断地增长和强化经验智慧；如果我们想全面而透彻地了知内在世界的内涵与属性，那就需要不断地唤醒和彰显般若智慧。故知，经验智慧与般若智慧，两者之功用与擅长截然不同，不可混淆。一旦混淆，将会引发无穷的错乱与麻烦。

人类只有三大类科学体系：对自然界各事物的探索，形成了自然科学体系；对社会及其发展过程的探索，形成了社会科学体系；对主体内在世界的探索，形成了生命科学体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由于都是探索自身以外的事物，故皆建立在经验智慧之上，是经验智慧的结晶；生命科学由于是探索内在主体世界（即生命世界）的内涵与属性，故必须建立在般若智慧之上，是般若智慧的结晶。由于西方文化偏爱经验智慧，故能发展成长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由于东方文化偏爱般若智慧，故能发展成长出生命科学。

任何智慧皆有两大基本功能：认知事物和给人类带来方便与解放。由于经验智慧和般若智慧的功用不同，故两者给人类带来的方便与解放也不同。盖而言之，经验智慧以及建立在经验智慧之上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给人们带来的是外解放；般若智慧以及建立在般若智慧之上的生命科学，给人们带来的是内解放。

自然科学让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能掌握和利用事物。通过科技，使我们的生活日益便利，将我们从自然界的重重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再被自然界粗暴地奴役着。

社会科学的发展让我们对作为社会一员的个人以及族群，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发现更深层的结构与特性，不断地改进社会结构，使人们从重重压迫中解脱出来，在政治上、法律上、生产关系上的自由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和谐而文明。

但无论是从自然界的重重压迫与束缚中解脱出来，还是从社会的重重压迫与束缚中解脱出来，这些解脱统统属于外解放——外在于我们的解放。

唯有生命科学才能真正地为人们带来身心内在的彻底解放，或曰人生的终极解放——将人们从重重身心的异化与局限中解放出来；将人们从顽固而狡猾的自我中解放出来；将人们从巨大的业障（又名习气或原罪）中解放出来；将人们从沉重的五毒（贪嗔痴慢疑）中解放出来；将人们从“五大（地、水、火、风、空）”和“五蕴（色、受、想、行、识）”中解放出来；将人们从各种各样的颠倒梦幻中解放出来。这些，统称为内解放——主体的彻底解放，人生终极关怀之实现，生命的终极觉醒与圆满。

回顾原始文明时期与第一轴心文明时期，不同的文化流派或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经验智慧与般若智慧的态度上，存在着很多问题——要么重视般若智慧而轻视经验智慧，要么反之。很多时候，仅偏爱其一。在新轴心时代，由于心智更加成熟，人们终于明白，般若智慧与经验智慧各有其擅长，也各有其所短，最合理的态度应该是：给予双方同等的尊重，将双方视之为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让它们分别在人类的外解放和内解放之过程中，同时发挥出对方不可替代的功用。

但究竟而言，无论就个人还是就全体人类来看，决定身心境界和文明高度的是“人”这一主体，决定“人”这一主体的境界与高度的是持续践行“三无”过程中般若智慧越来越全面而彻底地彰显。简言之，品质决定高度。而决定人的品质的不是经验智慧，而是般若智慧。故般若智慧在新轴心时代将会获得从未有过的重视，甚至比经验智慧更加被重视。同理，在新轴心时代，生命科学的重要性将超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为文明的核心部分和推动历史前进最主要的动力。

其时，相信人们已经深深地领悟到，“三无”才是一切幸福、解脱、觉醒、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人们会争先恐后地努力实现“三无”。

（五）形传、心传和神传

以下的“三传”内容，摘自拙著《皇冠瑜伽——从身心健康到生命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