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学研究｜ 阿音娜 N·哈斯巴根：清代雍和宫的金瓶掣签 ——以雍和宫档案为例

乾隆末年，廓尔喀之役即将结束之际，清廷在拉萨的大昭寺和北京的雍和宫各置一只金瓶，规定以后蒙藏地区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由金瓶掣签认定。有关研究，对大昭寺（以及布达拉宫）金瓶掣签的实施情况有较具体深入的探讨，[1]而金瓶掣签在雍和宫的实施情况囿于史料的缺失，至今还不甚清晰。前人研究中仅一笔带过，没有交待其具体的历史过程。[2]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雍和宫满、汉、蒙文档案的公布，[3]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事例。本文通过考察漠南、漠北和西宁办事大臣管辖区域内几位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的掣定过程，[4]讨论金瓶掣签制度在雍和宫实施的具体情况。

一、雍和宫金瓶掣签制度的形成

蒙古地区的活佛转世制度是在藏区相关惯例的基础上延伸和发展起来的。清代蒙古地区的活佛转世是从漠南、漠北蒙古的一些高僧那里开始的。例如，额鲁特部出身的一世内齐托音在17世纪初来到漠南蒙古地区传教，康熙初年圆寂。第二世内齐托音的转世过程在其传记里记载到：

他是承天启运圣武成吉思汗之弟君主哈萨尔的后裔，出身于明安兀鲁思诺颜之门，其父斡齐尔台吉，其母阿迪思。他诞生于辛亥年（1671，清康熙十年）仲秋月初一日拂晓。他刚一出世，即声称：“我要盘腿坐！”又说：“坐上首！”其母初怀孕时，梦见众僧敲锣打鼓，诵经沐浴。……他三岁时，对其祖父说道：“你是大内齐，我是小内齐，应当带头念经。”便读起《无险归依经》《发心经》与《不可思议经》[5]。

前世内齐托音的弟子土默特的察罕毕力克图禅师赴西藏向班禅额尔德尼及护法神等奏报此事，班禅额尔德尼等允许其转世并明示转世灵童的父母名及方位。于是，内齐托音的徒弟们按照班禅等的指示，寻到灵童，灵童认出了前世的释迦牟尼像等物品。随后，奏报皇帝，皇帝降旨：“如果你们这些徒弟们和檀越（即施主）们确信无疑，那就迎入本寺吧！”[6]

另外，清代漠北喀尔喀地区最大的活佛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哲布尊丹巴在清朝与蒙古准噶尔部的战争之际率众喀尔喀归附清朝有功，他在康熙时期多次去漠南的多伦诺尔和北京，雍正初年圆寂。我们从《哲布尊丹巴传》里也可以了解到其转世和被认定的过程：

额驸达尔罕亲王梦中见其念珠的大珠及拇指上节化为金刚菩萨，其妻查干达拉梦中见温都尔格根（即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步入其庭院，后入室内。两人梦中屡见帐内现黄光，山岗上百花盛开，处处好征兆。第二世哲布尊丹巴降生之前，其母头顶现出白光，映得浑身发亮。木龙年即雍正二年仲春月初一黎明时刻，哲布尊丹巴二世诞生。顿时五彩缤纷，种种吉端显现，众人见此异常惊奇，齐声祈福。把四个幼童的名字记下来奔赴西藏，奏报众博格达及法主，以确定谁为真正的转世灵童。众博格达及法主降旨：“达尔罕亲王额驸之子世族高贵。”喀尔喀使者赴藏之际，雍正皇帝梦中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求见，告之曰：“我已转世，那第四位幼童，额驸妾之子即是。”尔后，雍正皇帝颁旨：“朕梦中见到老呼图克图，告朕其投胎为额驸之长子，那幼童当为呼图克图。与西方众博格达及法主所说的四额驸之子世族高贵相符，理当由其坐床。[7]

以上二位高僧的转世资料，显示了漠南、漠北蒙古地区活佛转世的一些基本事实。此外，我们从零星的记载中还可以了解到金瓶掣签制度确立之前甘青地区一些藏传佛教高僧的转世情况。例如嘉木样活佛是拉卜楞寺寺主，一世嘉木样圆寂后，他的转世第二世嘉木样活佛的认定过程在史书里有简略的记述：

于第十二饶迥的土猴年（1728，雍正六年）伴随诸种祥瑞降生，起名为仁钦喀。……他十三岁时在伯父东科尔曼珠室利活佛身前受沙弥戒，起法名为阿旺绛央赤列坚赞贝桑布，学习两部学识，从东科尔活佛听受独雄大威德金刚灌顶并完整地体验，并听受文殊言教的讲解及作明母随许法等许多教法。他十六岁时，由拉摩护法、乃穷护法、噶哇冬护法等认定为嘉木样协贝多吉活佛的转世，并被迎请到拉卜楞寺坐床。[8]

除此之外，在另外一些藏文、满文史料中还记载了雍正初年二世章嘉呼图克图[9]和乾隆五十年代果莽寺敏珠尔呼图克图[10]的呼毕勒罕的认定过程。再结合历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认定过程的记载，我们可以把金瓶掣签制度确立之前呼毕勒罕的认定过程基本概括为以下几个环节：首先，母亲怀孕和出生时，或托梦新呼毕勒罕之父母，或发出黄色、白色的光芒，呈现诸多瑞兆。其次，新呼毕勒罕出生以后，聪慧超人，很快就能诵经或认出前世活佛的物品等。第三，得到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或护法神、皇帝的认可，请至本寺坐床。

下面考察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过程。乾隆五十七年七月，由清内务府造办处开始制作金奔巴瓶，九月初完成一只。接着照原样另制一只，于十月二十六日供雍和宫。[11]金奔巴瓶是乾隆帝亲自监督制作的。[12]五十七年九月初，乾隆帝派侍卫二人把金奔巴瓶送去拉萨，二人在十一月二十日到达，金奔巴瓶被隆重地迎供在大昭寺内。[13]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的诏书中就提到，“令拉穆吹忠四人作法降神指出呼毕勒罕，贮于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令达赖喇嘛等会同驻藏大臣，共同拈定具奏，作为呼毕勒罕。”[14]查雍和宫档，乾隆五十七年八月有谕旨：“此后，如各蒙古地方所恭敬之呼图克图等圆寂后，指认呼毕勒罕时，亦如藏地四名吹忠隆丹，指认几名灵童，将他们的姓名和所生年月缮写入金瓶内，达赖喇嘛及驻藏大臣等监视拈出掣定。不得如往常所恭敬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出生于部落札萨克王公的子孙之内。”[15]看来，最初乾隆帝曾设想在拉萨的金瓶内掣定蒙古地区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在雍和宫供奉金瓶的同时，乾隆帝也颁布了《御制喇嘛说》。在《喇嘛说》中，乾隆帝阐述了清朝藏传佛教政策，以及期间出现的问题和要推行的对策。在此，乾隆帝改变以往的说法，准备在雍和宫的金瓶内掣定蒙古内外扎萨克之大呼毕勒罕。乾隆看来“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但是，“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即蒙古内外各札萨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近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内转世化生者，”“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宫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真传，以息纷競。”[16]当时在雍和宫立碑刻石撰写《喇嘛说》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公布金瓶掣签认定呼毕勒罕之制度。

廓尔喀之役即将结束之际，乾隆帝鉴于藏内外出现的问题，通过较长时间与在前藏的福康安、和琳等大臣讨论，制定出诸多的西藏善后章程。金瓶掣签制度也是作为其一公布出来的。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丙午：“又谕，藏内善后诸事，经福康安等公同酌定后，俱已立法可行。……又前发去金奔巴瓶，原为签掣呼毕勒罕之用，但不必俟该处大呼图克图转世方行试用。或现在藏内，不拘何呼图克图应出呼毕勒罕，即可将金奔巴瓶先行签掣。如此办理数次，定为章程后，该处僧俗人等共相遵奉，将来遇有大呼图克图转世，照此签掣，更可坚众人崇信之心。而从前私相传袭积弊，亦可不动声色，藉以革除。”[17]

以上谕旨就是首先要试行掣签的法令依据。到乾隆五十八年二月，福康安等找到了首批要试行掣签的几个灵童人选，他们的名字是从西宁和内扎萨克哲里木盟科尔沁地方送来前藏拉萨的，并于二月十一日在大昭寺进行了掣签。福康安等人奏折详细奏报了此次金瓶掣签过程，该条奏折的末尾还针对此次试掣选定蒙古和西宁地方的呼毕勒罕掣签做了一说明：

再查前奉谕旨，各蒙古地方所出之呼毕勒罕俱于雍和宫设立之金本巴瓶内抽掣。今此数呼毕勒罕既已送到藏内，臣等遵即试掣。嗣后西宁地方距藏较近，将所出之呼毕勒罕仍就近送藏入瓶抽掣。此外各蒙古地方所出之呼毕勒罕俱应由理藩院行文令其将名字送京，在雍和宫金本巴瓶内掣签，以别真伪。[18]

理藩院的议复档案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从后来不久举行的首次雍和宫金瓶掣签的事例看，当时在理藩院堂官及京城掌印扎萨克达喇嘛等人的参与下，认定漠南、漠北蒙古地区呼毕勒罕的程序基本确定下来了。正在此时，喀尔喀发生赛音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转世舞弊事件，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被革汗爵，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那旺达什被流放河南。乾隆五十八年三月戊申谕曰：

众蒙古地方旧有各旗部落供奉之呼图克图甚多，此内大小不等，如概令赴藏，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掣签，不免烦扰，且路途遥远。轸念众蒙古力量维艰，因于京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奔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年月、名姓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交掌印扎萨克达赖喇嘛[19]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并交理藩院堂官公同掣签。其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之陋习永行停止。[20]

此谕旨强调了两点：一是，日后蒙古地方呼毕勒罕认定不能前去前藏，只能在雍和宫金瓶内掣定；二是，禁止在王公子弟内私自选定呼毕勒罕的陋习。由此可见，雍和宫金瓶掣签制度并不是一次性制定、公布和实施的，而是在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公布基本的条例后又陆续有所补充和修订，直到五十八年下半年时基本确定下来的。

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选认时，取消土谢图汗之子的灵童资格后，经过几次筛选，最后选出五名灵童。乾隆五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皇帝下令在雍和宫金瓶内掣定，这就是雍和宫实施的第一个金瓶掣签的事例。[21]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初一日上谕：“为指认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事，著奎舒等将其访得之五名儿童姓名缮写于签上，放入雍和宫所供金本巴瓶内，众呼图克图喇嘛等讽经三日。四月初一日，在佛像前掣出喀尔喀俗人莎毕伊特格勒之子齐旺扎布，众呼图克图等诚信祈祷，讽经三日，于本月初一日晴朗天掣出齐旺扎布之名。是为祥瑞，朕甚欣慰，即著齐旺扎布为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22]

到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时，皇帝又有谕旨：此后各蒙古地方指认呼毕勒罕时，停止由拉穆吹忠降神隆丹，在雍和宫设之金奔巴瓶内掣签指认。[23]从此禁止拉穆吹忠等护法神参与蒙古地区指认呼毕勒罕的过程。至此，形成了《清会典事例》中的一项定制——“指认呼毕勒罕定制”。[24]

乾隆五十八年，金瓶掣签制度以“事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清朝的一项历史定制，这就是乾隆末年金瓶掣签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制度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到了道光年间，有关蒙古地区的相关法令又补充一条：“道光二年议准，认获呼毕勒罕时，该旗加具印结报院，方准入瓶掣签。”[25]

二、在雍和宫金瓶掣签的几个事例

乾隆五十九年，帕巴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在大昭寺金瓶内掣定。[26]这是西藏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第一次实施金瓶掣签的事例。其后，除了个别得到皇帝允准免签者之外，西藏的历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摄政活佛以及各个教派的主要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也都在拉萨实行金瓶掣签认定。[27]那么，通过雍和宫内的金瓶掣定出哪些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呢？他们的认定过程又是怎样的？以下我们以雍和宫档案中的一些记载为例，[28]并结合其他相关史料，考察在北京雍和宫内实施金瓶掣签的具体情况。

（一）四世隆布诺门汗和七世东科尔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的掣定。

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上谕：“嗣后如西宁所属地方呼图克图圆寂寻觅呼毕勒罕时，不可断然仍旧随意办理，务必选出三、四个灵童，或致驻藏大臣在召地之奔巴瓶内掣定，或报理藩院，在雍和宫之奔巴内掣定。视其便利，以距离近、方便和节省而行。”[29]由此观之，至嘉庆初年，西宁办事大臣所管辖区域内的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认定，按法令来讲，在拉萨或雍和宫都可以金瓶掣签认定。

嘉庆七年十一月，据西宁办事大臣所报，前世隆布诺门汗于乾隆五十九年圆寂。其后，寻得两名灵童，上报理藩院准备在雍和宫的金奔巴瓶内掣定。隆布诺门汗，又译“陇布诺扪汗”或“隆务诺扪罕”，他的转世可以追溯到位于青海同仁县隆务寺的创建者桑丹仁庆。桑丹仁庆是元代的高僧，康熙时，他的转世传到夏日阿旺程列嘉措。1697年，夏日阿旺程列嘉措赴藏入哲蚌寺学经，从达赖喇嘛那里获得诺扪罕名号。1734年，他又在隆务寺创建密宗学院，其转世呼毕勒罕是根登程列拉杰，于乾隆五十九年圆寂。根登程列拉杰的呼毕勒罕洛桑曲扎嘉措，出生在木兔年（1795），父亲是前一世章嘉国师的侄子尕藏土丹南杰。[30]从嘉庆八年十一月的谢恩折来看，根登程列拉杰的呼毕勒罕洛桑曲扎嘉措确实是在雍和宫金瓶内掣定的。[31]

另外，又前世东科尔呼图克图于嘉庆三年圆寂，寻得两名灵童。在此提到的东科尔呼图克图是清代驻京呼图克图之一。据研究，六世东科尔呼图克图名嘉木样丹津嘉措（1754—1798），诞生于隆务辛勒卡，庚辰年（1760）在塔尔寺出家，师从却藏土登旺曲，在拉卜楞寺显宗学院学经。乾隆四十年他赴北京向皇帝请安，受到优待。后赴拉萨色拉寺攻读五部大论。丙辰年（1784），任色拉寺麦巴扎仓堪布。丙午年（1786）归故里。第二年又赴内地，四十五岁戊午年（嘉庆三年）圆寂。七世名噶桑嘉木样嘉措（1799—1811），属阿日首领系统，据以上档案可以推测是在雍和宫金瓶掣定的。他于辛未年（1811）赴前藏，入色拉寺麦巴扎仓学经，同年十一月逝去。[32]而第八世之呼毕勒罕是在西藏大昭寺所供之金瓶内掣定的。[33]

（二）五世噶勒丹席热图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的掣定。

道光四年十一月，因在雍和宫金瓶掣定西宁密那克地方的番子吹津之子喇什为噶勒丹席热图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由西宁办事大臣处代奏噶勒丹席热图商卓特巴扎萨克喇嘛为其师傅被认定和坐床事之谢恩折。[34]在此认定的应该是第五世噶勒丹席热图呼图克图阿旺土登丹白尼玛，生于塔尔寺属的弥药族，是当时察罕诺们汗的亲兄弟，道光初年曾赴北京，后在塔尔寺习经。道光九年，奉旨准在紫禁城骑马。道光十八年，奉旨赏给食札萨克达喇嘛俸银。同年十二月，奉旨补授副札萨克达喇嘛。卒于道光二十六年。[35]

（三）五世、六世章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的掣定。

第四世或第十六世章嘉呼图克图[36]圆寂后，于道光二十六年七月理藩院上奏请旨，依据历世章嘉呼图克图等高僧圆寂后责成有学问的喇嘛编写新的祷告经文，并诵经祈祷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早日转世。[37]

道光三十年宣宗有旨：章嘉呼图克图自道光二十六年入寂后，至今已届三载，何以尚未转世，切勿再行延误，着速寻觅来告，以慰朕望。[38]并派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之大弟子森沙巴等人速往西宁寻觅。“是年三月，他们至西宁，来禀西宁钦差大臣喀拉沁曰，奉谕旨与第十六世章嘉呼图克图之弟超伯森呼图克图同去寻觅。并携前世章嘉呼图克图日常所需之铃杵、念珠暨他法器，令其认领。旋乃寻获幼孩三名，灵异均著。西宁钦差大臣依例上奏清廷，文宗（按：道光三十年正月帝卒，咸丰继位，庙号文宗）谕旨，于十二月十五日在雍和宫法轮殿诵经礼佛三天，同礼（理）藩院大臣满入金本巴瓶中抽签，得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瑞耶巴噶地方唐古忒族童朗波之子，庶名森哈萨托者，为真正第十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十二月十七日理藩院上奏，文宗旨谕准如所请，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着将森哈萨托定为第十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之真正呼毕勒罕。复将转世事由，行文晓谕内外蒙古各旗，敕赐呼毕勒罕人骨念珠。”[39]

五世章嘉呼图克图于光绪元年在北京圆寂。寻访六世章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费时较长。据光绪七年十一月上谕，皇帝接到西宁办事大臣的奏折，交给理藩院来具体办理寻得三名灵童的掣签事宜。[40]据档案显示，到光绪八年七月才最后掣定新呼毕勒罕。“又查，章嘉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拉果呼图克图、南喀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等历世驻京，他们所出呼毕勒罕由本院入于雍和宫所供金瓶内掣定，等情在案”，[41]将访得三名灵童之姓名缮写放入雍和宫所供金瓶后，掌印扎萨克达喇嘛等诵经三天后，于光绪八年七月十四日大臣阿庆噶等与京城扎萨克达喇嘛公同掣定罗藏丹森为新呼毕勒罕。[42]将掣定结果报朝廷认可后，于光绪九年正月西宁办事大臣转奏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之谢恩折。[43]

（四）二十一世敏珠尔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的掣定。

宣统元年十一月，驻西宁办事大臣庆恕奏报“在于雍和宫金瓶内掣出麦勒扎萨克台吉齐莫特林增旗蒙古安加尔之子多吉加作为敏珠尔呼图克图之呼弼勒罕”，本年十月初一日迎请到本寺坐床。[44]折中引只言迎入本寺时间，未及具体掣签时间。敏珠尔呼图克图也是清代驻京呼图克图之一，据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第二十一世敏珠尔呼图克图，法号多吉加，光绪三十一年转世于青海勒地方札萨克台吉齐莫特林增旗内，父名安加尔。入掣于雍和宫之金本巴瓶，宣统元年十月初一在雍和宫签掣，迎至西宁本寺坐床。[45]

（五）乌珠穆沁亲王旗莫罗木兰占巴绰汗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的掣定。

光绪二十七年，雍和宫掣定内扎萨克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亲王旗莫罗木兰占巴绰汗额尔德尼呼毕勒罕。对此事，流传下来的档案记录很详实。据雍和宫档案，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由锡林郭勒盟长处呈文理藩院陈述乌珠穆沁亲王旗莫罗木兰占巴绰汗额尔德尼呼毕勒罕事情：

据本盟乌珠穆沁亲王旗署印协理台吉车凌旺济勒报称，本旗大乘转轮寺施哷根喇嘛入于呼图克图之内莫罗木兰占巴达木林之呼弼勒罕绰罕额尔德尼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间圆寂。当经呈报大部、盟长各在案。据大乘转轮寺达喇嘛、得木齐、格斯贵等禀报，本师傅喇嘛之呼弼勒罕经徒众讽经祈祷，寻访得本旗巴彦博拉克地方游牧居住之护卫唐古忒之子阿巴里玛特，属鸡，年五岁。又本旗阿鲁哈穆尔地方游牧居住之护卫图博特之子色博克玛特，属鸡，年五岁。此二子禀赋聪慧庄重，且能认识历辈所奉佛尊。本师傅喇嘛之呼弼勒罕此二子中究竟为谁，恳乞转报，俾得相会。等因前来。[46]

呈文随后详细追溯了莫罗木兰占巴一系的转世历史：

绰罕额尔德尼前辈系从前本旗有莫罗木兰占巴洛布桑勒万，曾在西藏居住二十余年，习学经艺，乃住于国隆寺，大修经卷。嗣经王萨达克端多布以恭祝皇上万寿建盖庙宇，令其居住，与徒众讽经。终于乾隆二十六年，蒙赏庙名曰大乘转轮寺。后洛布桑勒万圆寂，访得敖汗王旗台吉巴雅尔札布之子噶勒桑多布湍，作为该呼毕勒罕，伊徒众迎接居住原庙。噶勒桑多布湍圆寂后，访得巴勒陈之子达木林，经章嘉呼图克图会同理藩院堂官松连掣定，即作为该呼弼勒罕。达木林圆寂后，于同治十一年经护印札萨克喇嘛会同宗室载鷟、广寿掣出台吉彭楚克之子绰罕额尔德尼作为莫罗木兰占巴之呼弼勒罕，经伊徒众迎居原庙。绰罕额尔德尼于光绪九年，拟往西藏学经。迭经呈报，请领路引，行抵西宁染患腿疾，不克遄行而返。于十六、二十一等年经大部、盟长等处札饬该班，曾经入都瞻仰天颜，入班讽诵洞黎经卷两次，该班瞻仰蒙赏貂皮、缎疋。现已圆寂。访得二子，究竟为谁，恳乞盟长转报大部入瓶掣签指定。[47]

这是锡林郭勒盟长所呈的汉文文书，对比其所呈原蒙古文文书的内容，有很多删节。其中有一些是很重要的内容，如其一世洛布桑勒万圆寂后，汉译稿曰：“后洛布桑勒万圆寂，访得敖汗王旗台吉巴雅尔札布之子噶勒桑多布湍作为该呼毕勒罕。”[48]但是，我们查阅对比蒙古文原文书后发现，内容更为丰富，说洛布桑勒万病故后，“因寻觅其呼毕勒罕事，赴西藏询问达赖喇嘛、拉穆吹忠等，而得到认为敖汉王达钦旗台吉巴雅尔扎布之子噶勒桑多布湍为洛布桑勒万之呼毕勒罕，颁发唐古特文书。乾隆五年，本处将此事呈报大院。”嘉庆六年，噶勒桑多布湍赴前藏习经，班禅额尔德尼嘉奖其获得优异成绩，授予“莫尔根堪布”号。道光六年他圆寂后，于道光十一年上报理藩院，在雍和宫金瓶内掣定达木林为该呼毕勒罕。道光二十七年，他赴藏习经，因成绩突出，从班禅额尔德尼处获得“诺木齐莫尔根堪布”号。[49]由此看来，金瓶设置以前，内蒙古地区的活佛也是通过拉穆吹忠降神认定呼毕勒罕。乾隆末年出台金瓶掣签制度后，该活佛的历辈呼毕勒罕都是通过雍和宫金瓶掣定出来的。

此外，相关档案中还透露出另一个信息，认定呼毕勒罕比以前多了一个手续，即旗里或该活佛的商卓特巴那里要出具一份印结书。此次乌珠穆沁莫罗木兰占巴的印结书如下：

锡林果勒盟乌珠穆沁札萨克和硕车臣亲王索诺木喇布坦旗护印协理台吉车凌旺济勒为加具印结事，本旗旧有大乘转轮寺施哷根喇嘛入于呼图克图分内莫罗木兰占巴绰罕额尔德尼之呼弼勒罕访得二子，秉赋清秀，且能于该喇嘛历辈所奉佛尊认识清楚，实属灵异，相应加具札萨克印结呈报。[50]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理藩院典属司上奏，“臣等详核与例相符，谨将该二子缮写名签，臣宗室寿前期会同护理喇嘛印务札萨克喇嘛丹毕窝系尔封入于雍和宫所供之金本巴瓶内，交该喇嘛等唪经三日。臣宗室会第三日会同该札萨克喇嘛丹毕窝系尔，将护卫唐古忒之子阿巴里玛特掣出，即请作为莫罗木兰占巴绰汗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奉朱批：知道了。[51]至此，莫罗木兰占巴绰罕额尔德尼的呼毕勒罕得到朝廷的认可，其后就是请到本寺坐床了。

（六）卓索图盟土默特左翼旗察罕殿齐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的掣定。

卓索图盟长处报来寻得二名土默特左翼旗察罕殿齐呼图克图之转世灵童事后，理藩院上奏皇帝。该奏折可能是一份草稿，在档案中没有出现日期。从《实录》里去找档案中出现的“土默特郡王衔多罗贝勒色凌那木济勒旺宝”、“喀喇沁辅国公僧格札布”，可以推定档案形成的年代应该是光绪二十年以后。从档案文书中还可以了解到寻访所得两名转世灵童的基本情况：“土默特郡王品级札萨克多罗贝勒色凌那木济勒旺布旗察罕殿齐呼图克图圆寂后，他的徒众寻得哲理木盟科尔沁达尔汉亲王旗头等台吉乌尔土那苏图之子色博克尼玛，今年六岁。我们土默特晋王品级多罗贝勒色凌那木济勒旺布旗四等台吉达里扎布之子雅什达林，今年七岁。”将情况报到理藩院，准备理藩院堂官和掌管京城喇嘛印务札萨克达喇嘛等人会同在雍和宫金瓶内掣定呼毕勒罕事宜，为此请旨。[52]档案中没有记录这次掣定的结果。

据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蒙古佛教史》载，察罕殿齐是博克达额齐格喇嘛一世内齐托因的弟子，他在卓索图盟的蒙古尔津旗的三个静修地专心修行体验达十八年，成为有殊胜证悟的大德，并修建了蒙古尔津寺即瑞应寺。他的转世建立了显宗学院及密宗学院，广弘佛法。[53]

（七）赛因诺颜部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的掣定。

雍和宫档案也留下来一些喀尔喀呼图克图们的转世资料。如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在雍和宫金瓶掣定赛因诺颜部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光绪三十年二月，赛因诺颜部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衮布札布圆寂，当时上报理藩院，命其商卓特巴寻觅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商卓特巴车伯克多尔济禀报，寻得二名灵童，请求将他们姓名缮写入金瓶内掣定。接到文书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护理喀尔喀齐齐尔里克盟（即赛因诺颜部）长印务之副盟长处将商卓特巴的文书及印结交给该商卓特巴处派遣之宰桑达什敦多克，限期他六十天送到北京，将东西交给理藩院指定的地方。[54]

随盟长处的呈文还有该商卓特巴处所出印结：

三音诺彦部落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车伯克多尔济为出具印结事，本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棍布札布前于光绪三十年二月间圆寂时，呈报在案。今访得本徒黑人（按：俗人）索诺木多尔济之子津巴车林，现年三岁，黑人塔尔济雅之子巴扎尔，现年三岁。此二子异常颖悟，笃嗜黄教，气像尤属清洁，识认前辈呼图克图旧用金铃等物。卑商卓特巴车伯克多尔济详查是实。为此出具印结呈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55]

波兹德涅耶夫的行纪对咱雅活佛及其库伦有较详细的记载。当时，喀尔喀三大活佛系统是白色帐幕的汗哲布尊丹巴、黄色帐幕的汗札雅班第达（即咱雅班第达）和黑色帐幕的汗喇嘛葛根。1892年9月波兹德涅耶夫到咱雅库伦时，当时的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是第五世，名为罗布藏纳木济勒，他出生于三音诺颜部的甘珠尔公旗。当年二十七岁。[56]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理藩部上奏，理藩部堂官会同护印札萨克喇嘛乌尔吉巴雅尔封入于雍和宫所供之金奔巴瓶内，札饬该札萨克喇嘛乌尔吉巴雅尔等讽经三日，第三日掣出津巴车林，即请作为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棍布札布之呼毕勒罕。[57]获得皇帝的批准。

从赛因诺颜部所派使者送文书至京到理藩院主持掣定咱雅班第达呼毕勒罕，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即完成了。但是，因为史料所限，在此无法断定此次掣出的呼毕勒罕是第几世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

（八）额尔德尼墨尔根班第达之呼毕勒罕的掣定。

光绪三十四年，认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额尔德尼墨尔根班第达杜噶尔扎布之呼毕勒罕。在该呼毕勒罕认定的程序上，与前述咱雅班第达呼毕勒罕掣定明显不同的是通过哲布尊丹巴的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库伦办事大臣来上报理藩院办理的。光绪三十四年三月，理藩院典属司驳回库伦办事大臣的档案文书中谴责其没有交来寻得二子之印结书。其文如下：

旋经本部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收到请掣额尔德尼墨尔根班第达呼弼勒罕公文，并无该旗原送印结查明咨送，并抄录该额尔德尼墨尔根班第达前辈入瓶签掣成案及有无奸生子入瓶签掣之案查明一并送部，用备参考。等因去后，兹据查明印结疏失，已令补送。并抄录成案咨送前来。查送到奏案，并无奸生子字样。此次如照原咨入奏，殊属有渎黄教。相应咨行库伦办事大臣，查照办理可也。[58]

应该是该文书传达到了，大概半年后由灵童所管旗里出具印结书。[59]

这样，上交文件材料就齐全了，到十二月时已经掣定该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档案记载如下：

“臣等核与例案相符，将该二子缮写名签，臣恩顺前期会同护印扎萨克喇嘛乌尔吉巴雅尔封入于雍和宫所供之金本巴瓶内，札饬该扎萨克喇嘛乌尔吉巴雅尔等讽经三日。臣达寿于第三日会同署印章嘉呼图克图，将温布扎布之子奈当苏伦掣出，即请作为额尔德尼墨尔根班第达杜噶尔扎布之呼弼勒罕。”[60]

三、结语

以上我们考察了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和在雍和宫设立金瓶的时间，以及雍和宫档案所显示的一些金瓶掣签的事例。这一前人极少涉及的问题，通过笔者研究，补充了以往研究成果的不足，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金瓶掣签制度制定的时间和目的。研究显示，从制造两只金瓶到设置于拉萨大昭寺、北京雍和宫都是在乾隆五十七年内实现的。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乾隆帝给福康安等人的谕旨中说得很明确，即以后蒙藏地区的大呼图克图圆寂后寻得若干名灵童，最后须在拉萨大昭寺的金瓶内掣定。当年十月的《御制喇嘛说》进一步明确了蒙古地方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则在雍和宫金瓶内掣定。而乾隆五十八年初雍和宫开始实施金瓶掣签认定蒙古地区的呼毕勒罕。金瓶掣签制度到乾隆五十八年下半年以“事例”的形式确立和固定下来，成为历史定制。

雍和宫金瓶掣定的这种程序，比之以往没有金瓶设置时，其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在蒙古地区呼图克图的选定过程中，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吹忠等西藏方面的权势无法再行干涉了。另外，金瓶掣签制度确立时就规定“各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台吉之子孙，均禁止指认呼毕勒罕。”从笔者所见雍和宫档案有限的事例来看，这一项规定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基本得到实行，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蒙古地方政教势力的联合和权力集中。

第二，在雍和宫金瓶内掣定的呼图克图们的身份问题。按乾隆五十七年八月的谕旨，蒙古地方呼图克图也应在大昭寺金瓶内掣定。五十八年初，根据乾隆帝的指令曾在拉萨大昭寺举行了从科尔沁蒙古等地方送去的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的试行掣定。而在雍和宫举行金瓶掣签也是在这一时候开始的。本文据雍和宫档案举例考察的在雍和宫掣签认定的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其中西宁办事大臣管辖区域内有6位（含两辈章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内蒙古有2位，外喀尔喀有2位，在蒙古地方的各呼图克图当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从三世开始都从藏区寻得灵童，其历辈呼毕勒罕的认定也都在拉萨。除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外，蒙古地方各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基本上都是在雍和宫金瓶内掣定的。西宁办事大臣管辖区域内各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的掣定有些复杂。按规定在拉萨或雍和宫都可以金瓶掣定。从雍和宫档案看到的6位呼图克图都是在雍和宫金瓶内掣定的，他们当中的5位是驻京呼图克图，另一名是当地的呼图克图。那么，驻京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的认定是否都应经过雍和宫金瓶掣签？对蒙古地区的呼图克图是否有免签情况？目前看到的事例虽然有限，但是可以肯定，个别具有雍和宫任职背景的西藏活佛之呼毕勒罕中，也应有在雍和宫进行掣定的，这些问题还有待发掘更多史料进行深入研究。

第三，以金瓶掣签来认定新呼毕勒罕的程序问题。从雍和宫档案记载来看，在金瓶掣签制度确立后，呼毕勒罕寻访、认定和做床的程序，可以概括为几个主要环节：首先是前世呼图克图、大喇嘛等圆寂后，其徒弟或商卓特巴上报盟、理藩院，开始寻访禀赋聪慧、行止庄重的转世灵童。一般找到两名灵童，并让他们认领前世的法器等物品。然后，盟长处或办事大臣处根据旗里或该呼图克图、大喇嘛之商卓特巴的说明，将情况上呈理藩院，请求在雍和宫金瓶掣定。道光二年（1822年）以后又有新规定，即由旗里或商卓特巴处提供寻得灵童的保证书即印结，随盟长呈文一同送到理藩院。再次，理藩院堂官与掌管京城喇嘛印务扎萨克达喇嘛会同将灵童姓名缮写签上，放入雍和宫金瓶内。札饬该扎萨克达喇嘛等诵经三天，第三天由理藩院堂官掣出一签，公布呼毕勒罕之姓名。嗣后由理藩院典属司向皇帝上报掣定的结果，得到皇帝的批准。最后是由该呼图克图之徒弟、商卓特巴等根据理藩院、盟长处转达的皇帝批准，请新呼毕勒罕坐床。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哲布尊丹巴转世之外，章嘉等驻京呼图克图的转世，情愿呈请来京者均于转世后来京瞻仰天颜之日裁撤呼毕勒罕字样。其各游牧处的呼图克图、诺们罕、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等转世后，均俟年至十八岁由该管大臣、盟长等核实报院裁撤。[61]

与拉萨的金瓶掣定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程序相比较，雍和宫的金瓶掣签除了地点不同之外，最大的区别是拉萨的金瓶掣签是由驻藏大臣来主持并在达赖喇嘛等三大寺的喇嘛们的参与下完成的，而雍和宫的金瓶掣签是由理藩院堂官来主持，在掌管京城喇嘛印务扎萨克达喇嘛等京城喇嘛们的参与下完成的。此外，还有一些细节上也有差异，如拉萨金瓶掣签前一般是讽经7天或9天，但是雍和宫的金瓶掣签只讽经3天；道光二年以后蒙古地区该管旗加具印结来证明没有弄虚作假等等。

（本稿修改投稿过程中，邓锐龄先生提出内容和文字上的宝贵的修改建议，致以谢意。——阿音娜 、N·哈斯巴根）

英文摘要

The Implementationof Lottery-Drawing from Golden Urn System in Yonghegong in Qing Dynasty

In 1792-1793, the Qing court hasestablished a golden urn in Jokhang Temple in Lhasa and Yonghegong in Beijingrespectively, and regulated that all the Khutuktus in Tibetan and Mongolianregions should be recognized in accordance with lottery-drawing from golden urnsystem.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ttery-drawing fromgolden urn system in Jokhang Temple is well known, while that in Yonghegong isnot quite clear currently. The publication of Manchu, Han and Mongoliandocuments of Yonghegong kept in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providesus details of implementation of lottery-drawing from golden urn system inYonghegong in recognizing several Khutuktus. Based on these details, this paperfurther discusses functions of lottery-drawing from golden urn system.

[1]主要成果有：柳陞祺、邓锐龄：《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廖祖桂、陈庆英、周炜《论清朝金瓶掣签制度》，《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858－861页，867-875页，881-883页，909-913页、937-943页、997-1001页，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陈庆英：《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4、5期。

[2]金锋整理注释：《kükeqota-yin süm-e keyid》（蒙古文）103页、155页、191页、201页、220-221页、225页,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合编：《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1-24册，以下简称《雍和宫档》），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

[4]据《雍和宫档》显示，作为拉萨“四大林”活佛之一的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的转世也是在雍和宫金瓶掣定的。（“驻藏办事大臣和宁奏报达赖喇嘛等为掣定萨玛第巴克什呼毕勒罕谢恩事折（嘉庆五年九月八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六册，第243-242页。）《八世达赖喇嘛传》248页也印证了这一事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5]达磨三诺陀罗著、乌力吉图译：《内齐托音二世传》，《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69—170页。

[6]达磨三诺陀罗著、乌力吉图译：《内齐托音二世传》，《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73—174页。

[7]申晓亭、成崇德译注：《哲布尊丹巴传》，《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第236页。

[8]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著，陈庆英、乌力吉译注：《蒙古佛教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3页。

[9]土观洛桑却贝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10]“驻西宁办事大臣奎舒奏报认定敏珠尔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情形事折（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初四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四册，第197—195页。（按：满文档案排版是由后页往前页排）

[11]还有信息显示在青海塔尔寺设有金瓶（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5，第2203-2204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需要进一步核实。

[12]“乾隆五十七年各作成做活计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53册，第96-97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王家鹏：《清宫藏有关‘金瓶掣签文物析’》，《文物》1995年3期。

[13]《卫藏通志》卷五“喇嘛”，《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14]邓锐龄：《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藏内善后章程的形成经过》，《中国藏学》2010年第1期。

[15]“上谕为著设立金奔巴瓶掣定大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事（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四册，第355—352页。

[16]《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6册，第37—4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17]《清实录》卷1416，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丙午。《乾隆朝上谕档》1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5页。

[18]“福康安奏报西宁及科尔沁等地送到各呼毕勒罕遵旨入瓶试掣事折（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十三日）”，汉文，《雍和宫档》第十五册，第28—29页。《卫藏通志》卷五“喇嘛”。

[19]此处史料有误，应为“掌印扎萨克达喇嘛”。

[20]《清实录》卷1424，乾隆五十八年三月戊申。“密寄驻藏办事尚书和琳著嗣后掣签认定各呼毕勒罕（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初八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五册，第27—21页。“上谕为蒙古番子地区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于雍和宫金奔巴瓶掣定等情事（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十五日）”，《雍和宫档》，满蒙文，第十五册，第126—94页。

[21]“上谕为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著以雍和宫金本巴瓶掣定事（乾隆五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五册，第158—157页。

[22]“上谕为掣定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情形著遍传内外札萨克蒙古番子等事（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初一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五册，第194—192页。

[23]“寄谕驻藏大臣和琳著将藏地有无出小呼毕勒罕事乘便奏闻（乾隆五十八年五月三十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五册，第304页。“寄谕驻藏大臣和琳等嗣后凡求吹忠指认呼毕勒罕者重惩不贷（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四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五册，第351页。

[24]《清会典事例》卷975；相同内容的上谕见“上谕为蒙古番子地区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于雍和宫金奔巴瓶掣定等情事（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十五日）”，《雍和宫档》，满蒙文，第十五册，第126—94页。

[25]《清会典事例》卷975。

[26]“寄谕驻藏大臣松筠著以奔巴瓶掣定帕克巴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十六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六册，第43—41页；“寄谕四川总督和琳等著将指定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各情速奏（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初四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六册，第45—44页。

[27]个别西藏的高僧因特殊原因有在雍和宫金瓶掣定的例子。见庄吉发：《天高皇帝远——清朝西陲的边臣疆吏》，载《边臣与疆吏》，中华书局，2007年。

[28]据《雍和宫档》序（一）言，先后共十四次在雍和宫经金瓶掣签确认了大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

[29]“驻西宁办事大臣台布奏为请以雍和宫所奉金奔巴瓶掣定隆布诺门汗及东科尔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等情事折（嘉庆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六册，第307—304页。

[30]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上，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92—299页。

[31]“驻西宁办事大臣都尔嘉奏报囊素喇嘛根敦沙喇布以掣定隆布诺门汗呼毕勒罕代为谢恩事折（嘉庆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六册，第346—345页。

[32]若松宽：《青海湟源县的东科尔寺及东科尔呼图克图》，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94年。

[33]《清实录》卷38，道光二年七月癸酉；《清实录》卷53，道光三年六月己亥。

[34]“驻西宁办事大臣穆兰岱奏报商卓特巴扎萨克喇嘛以掣定噶勒丹席热图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请代为谢恩事折（道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七册，第388—387页。

[35]若松宽：《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考——清代驻京呼图克图研究》，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94年。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第五篇第三章第一节“噶尔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

[36]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述章嘉系统往前追认13世。

[37]“理藩院奏为诵经祈祷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早日转世事折（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八册，第221—220页。

[38]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第五篇第二章第五节。

[39]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第五篇第二章第五节。

[40]“上谕为著将访获章嘉呼图克图转世灵童交理藩院照例办理事（光绪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九册，第117页。

[41]“理藩院奏为掣定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等情事折（光绪八年七月二十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九册，第128—125页。

[42]“理藩院奏为掣定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等情事折（光绪八年七月二十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九册，第128—125页。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第五篇第二章第六节。

[43]“驻西宁办事大臣李慎为转奏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谢恩事折（光绪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满文，《雍和宫档》第十九册，第145—140页。

[44]“驻西宁办事大臣庆恕奏报徒众为雍和宫金瓶掣出敏珠尔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谢恩事（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七日）”，汉文，《雍和宫档》第二十册，第55页。

[45]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第五篇第三章第一节。

[46]“锡林郭勒盟长阿巴噶扎萨克多罗郡王杨桑为呈报乌珠穆沁亲王旗访得本旗大乘转轮寺呼毕勒罕情形事（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汉文，《雍和宫档》第二十三册，第397—398页。

[47]“锡林郭勒盟长阿巴噶扎萨克多罗郡王杨桑为呈报乌珠穆沁亲王旗访得本旗大乘转轮寺呼毕勒罕情形事（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汉文，《雍和宫档》第二十三册，第397—398页。

[48]“锡林郭勒盟长阿巴噶扎萨克多罗郡王杨桑为呈报乌珠穆沁亲王旗访得本旗大乘转轮寺呼毕勒罕情形事（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汉文，《雍和宫档》第二十三册，第397—398页。

[49]“锡林郭勒盟长阿巴噶扎萨克多罗郡王杨桑为呈报乌珠穆沁亲王旗访得本旗大乘转轮寺呼毕勒罕情形事（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蒙古文，《雍和宫档》第二十三册，第406—400页。

[50]“锡林郭勒盟长阿巴噶扎萨克多罗郡王杨桑为呈报乌珠穆沁亲王旗访得本旗大乘转轮寺呼毕勒罕情形事（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甘结）汉文，《雍和宫档》第二十三册，第399页。

[51]“奏为掣定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亲王旗莫罗木兰占巴绰尔汗额尔德尼呼毕勒罕事折稿（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汉文，《雍和宫档》第二十三册，第395—396页。

[52]“奏为掣定卓索图盟土默特左翼旗查罕典齐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事折”，满文，《雍和宫档》第二十三册，第408—406页。

[53]《蒙古佛教史》，第114－115页。

[54]“护理喀尔喀齐齐尔勒克盟印务副盟长扎萨克多罗郡王库鲁固木扎布为请掣定赛因诺颜部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事致理藩院呈（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蒙古文，《雍和宫档》第二十三册，第410页。

[55]“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商卓特巴车伯克多尔济为访寻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情形事甘结（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汉蒙文，《雍和宫档》第二十三册，第411—412页。

[56]《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0— 443页。

[57]“理藩部奏为掣定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事折稿（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汉满文，《雍和宫档》第二十三册，第413－417页。

[58]“理藩院典属司为咨驳库伦办事大臣掣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额尔德尼墨尔根班第达呼毕勒罕事致堂呈（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汉文，《雍和宫档》第二十三册，第422—423页。

[59]“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辅国公通阿拉克等为访寻额尔德尼墨尔根班第达诺门汗呼毕勒罕情形事甘结”，汉蒙文，《雍和宫档》第二十三册，第424—425页。

[60]“理藩部奏为掣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额尔德尼墨尔根班第达呼毕勒罕事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汉满文，《雍和宫档》第二十三册，第430—432页。

[61]《钦定理藩院则例》卷56，“喇嘛事例一”，海南出版社，2000年。

原文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4期。

谢谢作者惠赐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