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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宁静系世间和谐之基础——关于佛教心性论与荣辱观

[金易明] 发表时间:2019-06-13 17:14:01 作者: 阅读次数:

  世间万灵之和谐,建筑于天人合一的大厦之巅;

  天人合一之境界,架构于清净恬淡的基石之上;

  清净恬淡之秉性,渊源于平和心灵的涵养之中。

  每个个体的心灵纯洁与否,与人间的和谐,以及世间天地人的和睦相应,有着莫大的关联。佛法特别注重心灵涵养给予社会、自然那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力。佛教净土教义一再将国土之清净的基础安立于众生自心清净之上。故此,凡我佛子,当以缔造世界的和谐,维护世间的和睦安详,树符合伦理的荣辱标准为己任,然而,这一切,须以纯洁众生自心为滥觞。佛陀的教法一贯注重众生“心”之作用,笃行实践于“心”之调伏,应该并可以、也已经由纯洁众生心灵出发,常生惭愧、辨析荣辱,进而为世界的和谐安宁、祥和,作出自身不懈的贡献和努力。

  1933年,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根据美籍奥地利著名探险家、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西南藏族集聚地区情况的报道,创作并发表了影响绵延至今的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其中,突出描绘了他理想中藏传佛教之“香格里拉”的意境,由喇嘛高僧之口,向世界传达了“凡事均需适度”的处世理念,渗透着佛教所强调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观念。纯美、平和的心灵,演绎了世间相濡以沫的温情、适度恬淡的欲求、纯美朴素的真诚。这一切,都源于心灵的纯洁和平实真诚。希尔顿笔下以优美涵咏的文学语言所塑造的人间净土,成为全人类憧憬的境界。当云南省宣布其境内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即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时,中甸藏区一夜间即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胜地。这无疑向世间透露着人类对于心灵宁静、心态和之境界的渴望。

  西方现代物理学之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则以他那惯用的严谨而充满睿智的语言,对佛法作了富有哲理的表述:“佛教具有人们所期望的未来宇宙宗教的特色:它超越个人化的神,无需教条主义和神学,它涵盖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而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将所有的自然和精神世界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所获得的那种宗教意识之上。”令世纪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所折服的佛教,是那种“涵盖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即综合、整合、圆融作为“心”的精神世界和作为“色身”的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佛教决非消极,更非因为佛法强调“心”之作用,即将佛法斥之为“唯心主义”,从而否定其对现实人生的思想引导、情感熏陶、精神慰藉之积极人世之功用。大乘佛法重视“发心”,发心者,以菩提心为出发点、以菩萨心为目标也。人俱菩萨之心,屏除逼恼之心,焉有世间不和谐之理耶!

  佛法对“心”之要义,有着精彩绝伦的阐述:般若学的百科全书《大般若经》阐述到:“于一切法,心为前导。若善知心,悉解众法,种种世法,皆由心造;心不自见,种种过失,若善若恶,皆由心起。”将心法视作世间万法之理解的基础和源泉。《维摩诘经》则对人间净土的建立、从自净其心的角度作了明确的表述:“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庄严净土尤须导源于自心的庄严。而《心地观经》从心法对依报之土净秽的主导作用,揭示了心法在佛法体系中举足轻重地位:“心清净故,世界清净;心杂秽故,世界杂秽。我佛法中,以心为主;一切诸法,无不由心。”禅宗经典《六祖坛经》更是一语道破心法对修持佛法之重要意义:“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

  对于心法的强调,不仅在北传的汉语系佛教经典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论述,构建了恢弘的体系,而且,在巴利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经典中,同样有着极其深刻而严谨的分析。《法句经》云:“心是诸法的前导者,心是主,诸法唯心造。”《杂阿含经》云:“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一切法大圆满菩提心普作王》云:“心性普作王我自身者,即是一切诸法之宝藏。”众生住世,面对纷繁大干,体验正报依报,五蕴炽盛,诸法躁动,佛法之药,乃对治众生之“心”,以达到对心的调适,正确地用心、调心、摄心、静心、安心的。在此,必须首先澄清一个重要而基本的概念:佛法所倡导的“一切唯心所造”教义,属于认识论范畴的命题,是一种对于人们心灵之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作用、影响力度的体现;而西方哲学史上的唯心唯物阵营的划分,则是建立于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是对宇宙万物起源的两大迥异的观点。对此不同范畴的命题,切不可混淆,更不可因而否定佛法强调“心”之作用,注重“心灵”调伏对于世间和谐所发挥的积极意义。

  对于心,佛法中有着非常精确而又精到的诠释。《阿含》经典认为:众生内心的生灭无常,引发心意识三者。一般学佛者均认为此三者乃可以通用,然而,三者的差别尚可细细推敲。《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72云:“心意识三,亦有差别,谓名即差别。……复次、世亦差别,谓过去名意,未来名心,现在名识故。复次、施设亦有差别,谓界中施设心,处中施设意,蕴中施设识故。复次、义亦有差别,谓心是种族义,意是生门义,识是积聚义。”。经文的用语考察,可窥见佛法所指“心”,多谓内心之通称。一切内心差别都可称为心,如善心不善心等。故经论中有言:心染故众生染,心净故众生净;心可说是染净缚脱的枢纽之所在!

  二

  的确,作为佛教信徒,我们不能不以感恩的心理,敬仰我们的佛祖世尊。是他开示了充满睿智的佛教深邃教理,并以此为基础,向世人展现了充盈着浓浓人文气息、饱含着慈悲济世精神的佛教伦理的不朽魅力,激励着佛子们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庄严着和谐的人间净土;佛陀并以他博大的胸怀,以“不变随缘”的精神,鼓励佛教信徒始终把握时代前进的脉络,适时适地适机地将佛教伦理的精髓融人时代伦理规范和荣辱标准之中,为社会的和谐作出佛子们应尽的努力。

  为此,我们不能不感怀——印度,是一片令人神往的土地,信仰的氛围、宗教的神殿、缭绕的烟雾,将古老神秘的德干高原笼罩;印度,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曾经孕育了灿烂的天竺文明,但是,直到信息时代的今天,世人依旧拂不去其神秘面纱,明知其曾度过悠远岁月,却对其知之甚少;恒河,流贯数万年时空变幻,阅尽数千载人间沧桑,历经无数次干涸泛滥。通达理想之途的滔滔大河,积淀出一马平川的沃土。南亚半岛的大河平原,不仅滋养着无数仰赖其维生的大地之子,也安顿了人们惶惑不安的迷茫身心。大水之畔孕育一位圣者,他的教说,穿越时空,二千五百年来,慈悲地灌溉着人们的灵魂。他,就是无上的觉者、人世间的尊者——佛陀!

  公元19世纪末,一位法国考古学家与他的工作小组,在荒凉贫穷的北印度,一个地名早已消失的小村之旁,意外发现了一个砖石土冢,在土冢的底层深处,挖掘到五个装有人类遗骨的容器,其中一个滑石制的容器罐上刻着古老的文字,简约地述说着:“这是释迦族佛陀世尊的舍利容器,乃是有名的释迦族兄弟与其姊妹、其妻子等共同奉词之处。”发现这看似平淡的古物刻文,为当时西方学者争论已久的议题——佛陀是否真有其人或只是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杜撰人物确立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佛陀是“人”,有着真实生命的“人”!他和所有平凡人一样,在这片古老大陆上,历经生、老、病、死,留下了生命的足迹。他那平凡却又不可企及的伟大身影,在五印度的大地上行走。他诞生于蓝毗尼园,从迦毗罗卫国走出,挣脱了太子之位的束缚,走向一条荆棘丛生的险峻的探索之路。整整六年的寻寻觅觅,他终于深深地体察到人类众生之价值的准确定位,探索到人生走向解脱束缚的必由之路。

  佛陀是安详的。当佛陀来到菩提树下作跏趺坐时,对于佛陀,菩提树确实无法理解:佛陀坐在那里,似乎并无起来之意。安静得出奇,悄无声息、纹丝不动。四十九天后,佛陀慢慢睁开眼,他的目光中充满安详,他将身上的蛛网轻柔地取下,朝着菩提树微微一笑,走了。佛陀的一笑是回报的一笑,也是充满怜爱的一笑。佛陀了悟生死,以四万八千法门度化世人,内心充满着慈悲与安详。其要义在于心的感悟和净化。

  佛法将认识的能力喻之为“眼”,《华严大疏》五日:“照瞩为眼”。而将认识的结果名之为“忍”。阿毗达磨有言·:“忍为暖位、顶位善根成熟时所生之善根”。佛陀在自身完成由肉眼向天眼、慧眼、法眼,直至佛眼的提升的同时,也证得了“无生法忍”。无论是舍卫城、给孤独园,还是世尊示寂之地双林,都回响着佛陀那谆谆教诲:众生之苦,世界纷争,来源於众生自心的五蕴炽盛。而五蕴之色受想行识,则归结於自心之躁动、随眠之启动。无怪乎佛陀一再嘱咐众生须调伏自心。

  世尊住世八十载、广演狮吼四十五年,煌煌佛法教典、恢恢八万法门,无不显示其对“心”法之性质、功能、作用、地位的“蚕吐发丝密”般的精微分析、“会当凌绝顶”般的总体把握。发端于印度、发展于华夏、发扬于东南亚、发散于世界各地的佛教,以“心”为中心,推演为辉煌的佛法教义体系,架构出笃实的佛法践行理路,融化于丰富的世间人伦规范,护佑着祥和的天人和谐氛围。佛陀一再教导众生,须以善法护助自心,以法露润泽自心,以胜境净治自心,以精进坚固自心,以忍辱坦荡自心,以笃实锤炼自心,以般若明澈自心,以正行引导自心,以淡泊开阔自心,以佛力照彻自心。佛法无论中外,也无论南传、汉传、藏传,也无论阿含、中观、唯识、真常诸说,溯流徂源,均揭示着佛法的修行,世间的为人,都须滥觞于自净其心之真谛。

  阿含经典基于朴素简洁、务实践行的风格,由人生系苦之蕴集的基本价值判断出发,揭示众生之依无非身心逼恼,众苦之因无非疲惫之心的现实;

  中观论典则以高屋建瓴、力透纸背的气势,开启“无心亦无法,亦无身与界,如是无二道,真实者善说”的中观空理,促使尘世中的众生“无所住而生其心”;

  唯识学派更以严谨深刻、玲珑剔透的构建,建立了“一切唯心所造”、“识有境无”的唯识体系,揭示了众生之“心”为异熟、思量、了别之主体的特性;

  真常学派则以纳川归流、提纲挈领的视野,建立了以染净和合的众生心为中心,以真如缘起说为核心,以“一心二门三大四信五行”为框架的完整教义体系。“众生心”在佛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充分叠现。

  佛法教义对众生自心全面系统的分析,·鞭辟人里的揭示,对众生苦口婆心的劝化,其目的即在于促使众生转迷为悟,正视现实,调适、调伏自心,以达到自心和谐安宁之境界,并以此为基础,普被群机,度化大众,共守唯意业马首是瞻之三业,缔造世间的和谐。而世尊老人家的存在,以及他自身的觉行,非常具体地向众生、僧团、社会展示,并力图使众生和世间的所有社团等领悟到:在世间,有一种视角独特的基本定向和基本态度,一种由佛陀率先垂范,并指出其结局的新的生活,众生应该拥有真实、人性的生活,他们可将佛陀作为自身与众生、社会、自然之联系、井水乳交融般和谐相处的具体的指导和生活楷模。具有充分价值根据、和谐的生活动机和行为,成为可能;人们能领会到为何应当如理而非顺欲生活,为何不应贪嗔而应慈悲,即使在自己受到损害、迫害时,也应该诚实、仁慈、善良;众生应当把握并坚持确定的一贯的价值意向:慈悲、正义、自由、慷慨、宽恕,即使在面临死亡,价值遭遇毁灭及自己受到威胁时,也不放弃这种意向;使人能在孤立无助的状态之中,也能坚持自己的存在与创造,坚持更为人性的价值生活定向,人性的全面、完美、整体之实现,就是佛性完成的基础。使人能在佛国净土及人与人性的完成历程中,确定新的意义域和目的,使人不仅能够承受积极的人的生活,也能够承受生活的消极面,承受痛苦与死亡,并明确了知此消极面、痛苦死亡之源与实际内涵。

  佛法的理论基础及修持之原动力均来自于“人生是苦”的价值判断。意识到苦,意识到人生的苦难、残忍、无道德性,是人性觉醒、回归之开始。佛陀的思想,就是要引导我们冲出动物性的桎梏,惊醒人们摆脱植物性的麻木。因此,佛陀将无明帷幕所遮的人类实际之境遇——“苦”之真象揭示出来,使人们能够得以脱离这种动物性或植物性的窘境。

  由此,我们在被佛陀敏锐、深邃思想所震撼的同时,不得不感怀佛陀的伟大、超凡:佛陀生于其母胁下,虽然奇特而却可信,由此显示其独特的清净;佛陀死于八十高龄,虽然平常但却伟岸,由此昭揭人生之真象。正因为其奇特而令我信,也正因为其平常而使人震颤。对于佛陀的教理的笃行实践,其力量的源泉当来自对于佛陀虔敬而又准确的信仰。

  信仰似乎只能与准备信仰某种宗教、或已信仰某种宗教的人讨论。而此其实应是社会成员所面临的事实。人可终身不信宗教,但却不可无信仰;为人可一辈子不走进寺院教堂,但却必须面对自身。信仰是人之精神直面自身所寻求的目标归宿,是抉择的结果,也是人生意义的开端、基础;是人生旅途的导航仪,也是个体生存的动力;缺乏任何信仰的人是行尸走肉。人是有信仰的,但不等于他信仰宗教,更不等于信仰佛教。既然信仰是个体自下而上的抉择,那么,信仰就不应是盲目的,而应该是负责的。人不应该受到精神上的强制,而应该在理性上深信不疑,或者在感性上达到某种自明,不带任何功利的急切的渴望。由此他才能够作出可以辩解的、自我能够感到踏实安稳的信仰抉择。

  信仰不应该脱离实际,而应该联系现实,人不应该不加检验地获得信仰,人的陈述应该通过与现实的接触,在人和社会现今经验范围内加以证实和检验,因而得到现实具体经验的容纳;同时,理性和理论性思维是有局限的,这种理论和理性的局限性,也揭示众生局限于人类现有的经验范围,超越于经验范围的事实,理性是无权判别的,正如未被实验观测所验证的理论,无论如何完美和精致,都仅是一种假设。

  科学中的很多种理论,由局外人观之,其公式、定律都是那样.的准确无误;但科学家们知道,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仅为近似地解释了我们所知道的经验,是我们心识活动对经验的现’实的感知、了别与解释,因为任何现实当成为事实时,都是众生心识作用的结果,是众生心识所·了别的事实。离开众生心识了别作用的事实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在逻辑上自圆其说的。

  对此,佛学与科学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了回答。以佛学之见,任何客观的事物,都需由人的主观去认识,去辨别分析,然后才具其意义;即色与识的关系,色与识——主客观是相对应的,但并非平等。在此,主观(识)是起主导、支配作用的。由于主观的支配作用,我们所认识的客观,永远是被主观所加工过的。因此,绝对客观的东西,只能存在于人类一厢情愿的想象之中,而在身外无处可寻;这也就是“万法唯心”、“识有境无”之教义所要昭示给人们的。相比之下,科学家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还是本世纪由于微观世界那样超乎寻常的难以把握,由泡利等人被实验结果弄得束手无措后,才恍然大悟。总之,众生所感受的世界,永远被主观所笼罩。由于个人的主观是有差异的,故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并非一个。而是有千百万个:“每天清晨有多少双眼睁开,有多少人的意识苏醒过来”,便有多少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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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不离现实,但现实的理性与经验却并不可靠。貌似矛盾,但是,这就是信仰者的真实心境,信仰的力量来自于现实,但是信仰又恰恰是对现实有所批判与扬弃的。同时,信仰作为宗教术语,又绝非它在西方日常用语所指的意义:对某种人既不能精确认识,也不能加以证明的东西,给予理智的和情感的承认。因为,这个定义的重点是落在逻辑规划与经验证明的方法上,使信仰变成盲目认同不确定的、扑朔迷离的事物的代名词。其实,信仰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也不单纯是一种认识论类型,而且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把日常生活置于永恒的、终极的真理或实体笼罩中。信仰行为不仅使人精力充沛,且使人获得信念,即人们可从至善的无限力量中,获得最深厚的充实感。由此,人们把自己的生活转向最高的精神目标。无论生活风行什么,他们都会充满力量、觉悟与安宁,并且乐意为他人服务。所以,宗教信仰与世俗信仰不同之要点在于两方面:宗教的信仰主要是情感的,但并不排斥理性,而世俗的信仰则主要是观念上的;宗教的信仰将融化于个体生存的生命体中,而世俗·的信仰则主要是认识上的、方法论的。就其实质而言,信仰宗教的个体之主要表现形式,是宗教徒体验到,只有依赖于彼岸的或超然的力量,才能获得拯救或依托的力量;实质上,信仰是确信这种力量能更新自身生活。“彼岸的力量”或“超然的力量”可表达为出世间法。问题在于,众生喜钻牛角尖,如不说明西方净土到底在何处,是否如我们生活的世界一样是个实体,即不会深信不疑,更不会投身于此。于是,类似《阿弥陀经》之类的经典就适应此类根机众生而产生子。实际上“彼岸的力量”自身是模棱两可的——由“彼岸力量”的疏远性,既产生了确定性,也滋生了不确定性。应该说,有信仰的人,总是处于了解与学习的开放状态,而不是处于偏激状态。如处于偏激、偏执的状态之中,其信仰的对象由“彼岸力量”异化为自身的执见。所以,一方面,信仰包含着对于“彼岸力量”——佛陀的先知先觉所指引的解脱之道的直接的和及时的认识;另一方面,这种认识的对象如佛性,又完全不同于人类知识中的常见现象,而是一种令人扩展并且支配人的力量,它打破了那些旧有的、便利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其确定性在于佛陀的觉悟与昭示的解脱之道之真实确然不谬;其不确定性,在于我们凡夫的认识能力千差万别,无法用统一的、一以贯之的方法理解。因此相应的随机说法,就很不确定。从另一方面观之,确定性是彼岸力量真理性的体现,而不确定性则是其丰富性的体现。

  我们也不能将信仰归结为对于事物的根本性质的一无所知,那种偏执于不需搞懂教理就可以修持佛法的观点,在佛教徒中颇为流行,甚而将教理研究者一律视之为执著于文字,无法了生脱死,这不但是一种有害的观点,也是对佛法的歪曲,根本上降低了佛教徒的宗教修养,失去了抵制外道邪教的能力。佛陀的信仰者,是解行并重的,这种信仰是在“戒定慧”三学中,对佛陀作出的自觉而肯定的反应;在“解行”中增强信仰,并融化于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结出圆满的果。不能将对佛陀的信仰高悬在理性上,也不要堕于俗务中。而是须将佛陀的教化晓之于理念而又行之于实际。

  四

  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其实现是一场浩大的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去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又进一步提出了以“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为具体内容,要求中华民族在新的形势下,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对此异常实在而又富于深刻伦理内涵的“八荣八耻”,作为佛教信徒的我们应该感受到是那样的亲切,因为“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与佛陀的教诲和诫命,虽然表达方式、论述视角和语境不同,但其根本的精神——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缔结和谐的人际关系,却是心心相印的。

  佛教界人士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理所当然应该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应当根据佛教的特点,努力发掘优秀的佛教文化和传统,为和谐社会的实现作出佛教特有的贡献。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佛所倡导的教义,以建设众生平等、和谐和睦的社会为理想。佛教是和平的宗教,和谐是佛教的核心价值和精神之一。佛教徒应继续不断开拓进取,发掘佛教文化内涵,弘扬佛教文化精华,对佛教教义作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解释。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以及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谐相处的社会新秩序中,发挥特有的作用。因此,佛法强调众生心理的调适、心灵的调伏,其最终的落脚处则在于世界的和谐和安宁。此即佛陀以出世之道行人世之法的宗旨所在。

  所谓和谐,和即谐也。《说文》谓“和,乃应”,《广雅》谓“和,谐也”。由此可见,世界和谐,其根本精神要诣,与佛法所强调的“瑜伽”是一致的,即以心灵的和谐熏导、感化世界和谐。笔者以为,熏导世界和谐当为佛法的基本社会职能,也系佛法作为宗教,所给予世界、众生精神慰藉的最为直接的体现。

  和谐必不可少的内涵,首先表现于人天的和谐。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自然,同时也影响自然;自然也制约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人与自然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依存关系,正为人们科学的高度发达,人类随心所欲驾驭自然能力的畸形发展所稀释。但是,佛法的因果法则和残酷的现实都在警示着人类,漠视自然规律,对自然过度无序的索取,一切以众生欲望之满足为出发点和归宿,必将遭到、并且已经遭到自然的报复,给人类自身带来深重的灾祸和无尽烦恼。人与自然之不和谐,实在是源自于人心欲念的杂染过于繁盛,源于心之调伏的严重失衡。

  和谐必不可少的内涵,同时也落实于人间的和谐。平等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平等友爱、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使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信任人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和谐社会,是社会成员和谐相处的社会,是能够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人间的和谐应当视作中枢。而佛陀所倡导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那博大深沉的济世襟怀,无疑是人间和谐的最为殊胜的境界。

  和谐必不可少的内涵,自然也体现于社会的和谐。社会公平和国际正义的维护,社会、民族、宗教矛盾的化解,社会公正、公民权利、法律规范的保障,人格、信仰、风俗、语言的尊重,社会性、国际性、地区性突出矛盾、热点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前提,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备因缘。

  固然,社会和谐、世界和谐,需要全球政界领袖的发政施仁、精英阶层的雄才大略、学者专家的硕学睿智,需要强化社会建设,健全管理体制、机制、制度,实施有效社会管理,推进社会整合,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协调各方利益,保持社会均势。但归根结底,一切社会和谐和人天和谐,是以人间和谐为基础的,而人间和谐则唯以众生自心和谐、调适、调伏、知荣辱、生惭愧马首是瞻的。

  五

  为此,佛陀创立佛教,一生说法四十九载,谈经三百余会,在其言教中,佛陀不仅强调“心”之调适调伏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困知勉行的佛教徒开示五戒、十善、四谛、八正道等实修笃行之法,给予众生以韦弦之佩般的劝导,促使众生净化身心、升华自我、修养自身;进而激励众生将自身的清净和自心的清凉,融人于为社会大众无私奉献的情怀之中。这也即是佛陀以“心”为起点,以利益群机为归宿的“自觉觉他”的觉世大业。

  佛陀“理事六和”的精神已拓展为佛子们人际交往的准则。多年来,中国佛教界以人间佛教的理念为先导,、由众生自心清净和慈悲的行持出发,广泛致力于世界和平和两岸三地佛教界的交往,致力于中日韩三国佛教界黄金纽带的架构,借助于共同的信仰、理念,为新型和睦的人际情感交流,从而为世界的和平、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和睦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佛教界诸山长老和僧俗大众频繁出访和接待,其潜移默化、细水长流般的影响,可谓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佛陀“四摄六度”的教诲已演绎为佛子们慈悲济世的行持。“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情怀,已化作佛教界利益社会大众、投身民族振兴的具体作为。无论是洪涝灾害、“非典”疫区的赈灾之举,还是西部大漠戈壁、深山峡谷的扶贫帮困,都留下了佛教界僧俗大众的串串身影;佛教界不仅将希望小学办遍大陆各地,将义诊网络撒满大山深壑,更以佛陀博大的慈悲胸襟,将慈善义举推向国门之外,走向世界。

  佛陀“随缘不变”的思想已凝成佛子们人世济俗的情怀。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佛教济世的背景和环境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佛教界比以往更为注重贯彻佛陀“随缘不变”的教诲,既正视时代的变迁,在改变弘法手段、拓展自养渠道、灵活善款融资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而初见成效的探索;但是,也更加重视在新的时代保持佛教的特色,坚守佛教之根本。笔者了解到,佛教界近年来不仅专注于僧教育事业的发展,致力于佛教文化出版翻译事业的振兴,而且众多禅寺恢复了每年冬至的禅七,并吸收居士参加禅七;更多的寺院恢复了每年的结夏安居祖制,强化了僧尼大众的修行生活。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如今的时代日新月异,但人间所面临的困惑丝毫未因科学的发达、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裕而减少。相对丰富的物质生活与贫乏空虚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反差,蕴藏着潜在的生存危机及精神危机。这些危机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隔阂和裂痕,给世间的和谐带来了致命的噪音。佛教界的同仁忧心如焚,对于产生此种隔阂和裂痕的因缘分析的结果,乃是众生“心”态的失衡、“心”灵的腐蚀、“心”情的破败、“心”绪的颓废所致。为此,佛教界发出了“从心开始”,“心净国土净,心安众生安,心平天下平”那振聋发聩之音。确实,爱因斯坦说得好,“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而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其中的深刻内涵,将震撼每个盼望世界和谐的人们的心灵。

  当代中国佛教,无论是身处都市丛林,或融人于田间乡野的农村茅蓬;无论是名山古刹,或深山寺院,都在更为积极主动地发挥佛教给予人们精神慰藉的作用,扮演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担当慈善济世的使者。和谐的世界,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世界的和谐,则需人类携手努力。佛教的济世,乃是佛法流布于世间的纽带,济世的佛教,则是佛法社会功能实现的基础。巴米扬大佛的人为被毁,佛徒的扼腕叹息,唤起了世界善良人们争取和平的空前热忱;亚马逊丛林的急剧萎缩,佛徒的担忧呼吁,激起了世界负责政府保护环境的急切关注;地区性战争的生灵涂炭,佛徒的怜惜悲悯,惊醒了国际社会致力和平的强烈愿望;印度洋海啸的灾难,佛徒的慈悲济世,激发了人类社会矜贫恤独的高尚情怀。

  佛徒们所作的一切,发乎于“心”,见之于情,行之于世,归之于世界的和谐,人间的净化……

  人类在祈盼和憧憬,文明在呼唤和期望。佛教在新的世纪,可以,而且必须发轫于“自净其心”,立足于感化世界,以佛教的道德实践、伦理坐标、荣辱标杆,熏导世界,为世界的和谐发挥自身不可替代的作用。“心净则土净”只有发乎于“心”,才能归乎于世界的和谐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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