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冷风寒求索兮

　　他是旷古未有的一代圣僧，是华夏历史苍穹中一颗光照千秋的灿星，是前无古人且又后无来者的宗教文化巨匠。他从黄河岸边走来，蕴涵着中州大地的淳朴风骨；他从长安城中走出，充盈着三秦高坡的泱泱大气；他从天竺佛国回归，浸染着异域文明的斑斓纷呈。他的生命并非恒久，六十五载的岁月在艰辛操劳和身心极限拼搏中度过；他的事业堪称无涯，月冷风寒的追溯，在其煌煌巨著之中，所张扬和叠现的是精深博大的文化内涵和伟岸挺拔的人格魅力。无怪乎以特立独行而著称，并一再告诫国人不要将人“捧杀”的浙东文化巨臂鲁迅先生，异乎寻常地赞叹其为“民族脊梁”。他，就是唐代杰出的文化僧玄奘大师。

　　一

　　风雨如磐、腥风血雨的隋末唐初，英雄和枭雄相混，政治家和阴谋家联姻。这是一个成批生产野心家的时代，也是孕育强悍英才的时代。平心而论，这个时代并未为造就文化巨匠准备适宜的土壤和环境。但是，历史往往蕴藏着某种宿命。短暂的乱世必然呼唤长治久安的盛世。一代英主李世民在其兄弟鲜血迸溅的礼花中，昂然跃过玄武门，启开了贞观之治的盛唐帷幕。尽管世人对李世民戮杀兄弟、逼父篡位的行径嗤之以鼻。但西方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尼克松说过：评判政治家的标准，不在其如何获得权力，而应关注其如何运用权力。西方政体下的政治可以将政治家的道德标准从世俗的道德范畴中剥离，何况中华帝制下的政治家，我们更无法、也不必以世俗的道德标尺去责难他。

　　历史和现实都没有要求政治家同时是伦理的典范。艺术辨析美丑、科学判断真伪、道德评判善恶、政治权衡利弊，不同的领域学科，担当不同的社会功能。我们讴歌、赞叹、期盼有一个有利无害、充满真善美、高度和谐圆融的世界。而历史的现实决非童话世界。因此，在纷繁的现实中，始终需要献身信仰的宗教家，对社会和公众担负起天赋的道德楷模职责，给予芸芸众生以精神慰藉，提供心理追求的目标和方向。盛唐的佛教即有效有节地担负起这一重担，缔造了中国佛教的一代盛世，彪炳万古。回眸千古岁月，中国文化的承继者不能不以感恩、崇敬的情怀正视，这一切都滥觞于玄奘大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辉煌事业。

　　就在各路豪杰逐鹿中原之际，历史也在为未来的升平时代准备着文化复苏的种芽。

　　一个年轻的身影从中原走来。他穿着普通的僧装，带着无法释怀的佛学疑问，奔走于纷乱中的华夏大地。十三岁出家时，他既带着孩提稚声，发出了“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誓言。誓言并未随时光的流逝磨蚀和兵燹的风起云涌而淡化，依然犹如寺院长鸣的悠扬浑厚钟声，时时在提醒着他，鞭策着他。此时的玄奘大师，虽还非影响时代的大师，但其恩师道基法师已赞叹为“予游讲肆多矣，未见少年神悟若斯”，可见，缁门一代英才已经在乱世中脱颖而出。路漫漫何处是归宿，寻觅觅求索乃正道。玄奘大师的心中充盈的是满腹的疑虑困惑，绝无丝毫的陶醉和自得。深入如来甚深妙境、领悟佛陀真实谛理，是他的生命；永无止息、对美伦美奂佛陀境界的求索探寻，是他的使命；风餐露宿，与戈壁、沙漠、雪域为伴，以天竺甘露大法普润华夏莘莘佛子，是他的宿命。

　　玄奘大师虽名震寰宇，但其出身却十分普通。他俗姓陈名袆，公元六OO年出身于洛州缑氏，即现今河南偃师一个已经破落的基层官宦之家，公元六六五年圆寂于高宗皇帝李治在距长安城百余里外铜川境内的行宫玉华苑。

　　虽有父亲的家学渊源，但早丧怙恃的他是伴随着贫困家境成长。其兄长于洛阳净土寺出家为僧。嗣后他为隋大理卿郑善果赏识，破格批准，也于净土寺出家。在慧景法师座下听涅槃经，又受摄大乘论。他天智聪慧、悟性罕见，献身佛法之刻苦修学，结合着宿慧之绝世天才，崭露出对博大精深的佛学蓧荡敷衍、从容敷陈，抑扬剖畅的不凡功力。然而，玄奘大师虽“慧器早熟，美名远播。但无奈世事多乖，隋氏失御，群雄竞起，天下沸腾”，洛阳城已容不下玄奘大师品味丰盛法筵。正所谓“帝城为桀跖之窠，河洛为豺狼之穴”。武德元年，玄奘大师即与兄长共入长安，又追随佛教耆宿的脚步，寻赴成都，辗转荆州、相州、赵州，受业于道基、宝迁、慧休、道深、道岳等学问僧门下，听经学法、受戒习律，且登台说法，敷陈佛旨。凡成大气者，与平庸者的区别即在于，杜绝陶醉于已有的成就，善于在不断攀升的事业制高点上，领略崭新的未知境界，眺望疑云密布的地平线。“诸师各异宗途，圣典亦有隐晦”，扑朔迷离的中国佛教义学现状，激起玄奘大师不懈探究的使命感。他用自己全部生命力叩响西去求法的大门，以人类所特有的意志力挑战大漠戈壁、雪域高原，以宗教家的虔敬和热诚唤醒了战胜孤寂、求溯未知的渴望……

　　二

　　西域是无垠的浩瀚疆域，是恢弘的历史舞台。无论亚洲的地理中心，或如今中国的地理中心，都在丝绸古道上。祁连山麓贫瘠的地表，掩盖不住其所蕴涵的文明历史痕迹；塔里木中辽阔的沙海，抹煞不掉其所积淀的文化宗教底蕴。虽有戈壁流沙之隔，雪峰高原之阻，但是，连接君斯坦丁堡与长安之间的漫长走廊上，自西汉时期起，绵延不绝的是深沉悲壮的驼铃马蹄交汇，贯穿历史的是多种文明的激荡交融相契。西域那波澜壮阔的史卷，是由曾经活跃于这片土地上的社会精英们的雄才大略，以及生活于此的百姓大众、商旅马帮伙计们的生命步伐所书就的。无怪乎西域的文明是那样的深沉厚重，是那样的多彩斑斓。千余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和百姓，在这片土地上尽情地挥洒着人生的价值，持久地锤炼着生命的毅力，充分地展现着文明的睿智。

　　千年前的农耕放牧时代，穿梭于丝绸古道上的人们，无外乎三类：诱惑于君斯坦丁堡与长安城巨大商业利润的商人们，他们经营着世界上最早的驼队跨国公司；受命于王权的官吏军人，他们既畏惧于皇权、又肩负着社稷之责，管理着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为稀少，而国际纷争最为频繁的地区；求溯于信仰的虔敬僧侣，他们九死一生，跋涉于大漠雪域，求法问道，在传承宗教文化的同时，也融会了东西方的文明，展现了自身的人生价值。他们的身影盘桓于丝绸古道上，为功利性的商贸大道，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精神张力。无疑的，玄奘大师是所有走过丝绸之路的僧侣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一位。

　　东晋赴西域求法的高僧法显和尚，可说是玄奘大师的先驱。他在著名的求法传记《佛国记》开篇，即以凝重的笔调，描写了西去之路的艰难：“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如此的凄凉和荒芜，可与唐朝边关诗人笔下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悲凉的描述相互印证。这一切，想必睿智的玄奘大师早有心理承受准备。他义无返顾地负笈西行。对大师的决心和动机之渊源，我不能不苦苦追溯，以希冀窥其心路之轨迹。也正因为如此，玄奘大师那矢志求索、精进不懈的心路历程，成为后来者追溯和效法的楷模。唐太宗在其应玄奘大师所请而著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大师的求法西行有着精彩的描述：“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而玄奘大师在其出于弘扬圣教、立足佛意流布华夏的动机下，请求唐太宗书写译经序文的《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中坦言道：“奘以贞观三年往游西域，求如来之秘藏，寻释迦之遗旨。”所以，促使玄奘大师走向西域、走向异国他乡的，是对于佛陀旨意出于虔敬信仰的不懈追溯，务求美伦美奂；是对于学术真理来自严谨态度的孜孜以求，务求准确完备。

　　刚参拜完敦煌莫高窟的我，尚沉浸于对佛教文化艺术的巍巍大观之惊叹，犹如乞丐无意之中饱餐一顿豪宴那样，回味无限。就乘车越过百余公里的白龙堆戈壁，终于在柳园踏上了继续西行的列车。坐在软卧车厢中，我丝毫未被舒适的旅行环境所陶醉。从柳园西行，万里无云的蓝天下，除铁路沿线几棵孤零零的白杨，就是一望无垠，且生机荡然无存的茫茫戈壁，遥远的地平线上是终年积雪的连绵山峰。戈壁之大之荒，即使乘坐火车也令人悚然、惆怅。

　　我的思绪随着列车的西行，飘向了历史，投向公元六二七年的农历八月初二……此时的玄奘大师虽年仅二十七岁，但是他已周行东夏而挹酌诸师，披肝沥胆而尽其精益，博闻强记而学问深邃，堪称一代龙象之辈。但就在此日的黄昏，在暮色笼罩、咋暖还寒的初秋时节，他毅然走出了繁华的长安城。他的背后，正在渐渐隐去的，是当时世界最大城市的西城门；正在淡淡疏远的，是当时世界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的熙攘人流；正在匆匆逼近的，是沉沉的黑夜和即将敲响的头更鼓。长袍裹身，褡裢斜挎，行色匆匆的玄奘大师，迈出的是他人生的关键一步。历史则在不断地阐明，对人类文化而言，这一步的意义则远追张骞西域“凿空”之行，比起张骞的西域之行，玄奘大师此行的文化内涵更为深远，其带来的结果也迥然相异。这一切均发轫于公元六二七年的农历八月朔旦的夕阳之下，玄奘大师行色匆匆走出长安城的那一步。

　　历史上许多著名事件，往往在当时看来是那样轰动，似乎有着非凡重要的价值，但事件的真正价值，只有岁月将附加其上的一切功利性因素剥蚀完毕，方能绽放，也才能判断其价值的璀璨与否。如今印度社会各界只要一提中国，所提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玄奘大师。在印度小学的教科书中，都有关于歌颂这位中国杰出僧人的描述。反之，我们中国许多学生并不了解玄奘大师，提起玄奘大师，就是小说《西游记》中那位无能、懦弱、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的“唐僧”。而近期出版的《沙僧日记》等，更以调侃的笔调，对玄奘大师及佛教所崇奉的观音菩萨等，作了极不严肃的描述，令人甚感迷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怪异现象。试想，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已经成为承载印度古代文化和历史的主要信息宝库，世界考古界在印度的每项考古成就，都是在《大唐西域记》的引导下完成的。仅凭此项成果，玄奘大师就足以屹立于世界学界之林，受到永远的崇敬和赞叹。更何况这仅仅是玄奘大师一生学术生涯中并不那么重要的成就。综观中国佛教事业，自唐代以后所有的佛学学术活动，几乎全与玄奘大师的译经事业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作为国人，对自己的同胞中最为优秀的、为人类文明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伟人不甚了解，甚至于无端贬低，而将热情和颂词全送给那些价值转瞬即逝的此“星”彼“星”，无疑是民族精神沙漠化的表现，是作为曾经创造辉煌华夏文化、璀璨中华文明的炎黄子孙的悲哀。

　　对于玄奘大师冒着被以偷越国境罪抓获的危险、迎着西域茫茫大漠去赴九死一生，任何人都能体会，他决非心血来潮，或逞一时之勇，或希冀博得轰动效应。深厚的学术底蕴、虔敬的信仰素养、笃实的求真精神，是其百折不悔、矢志不渝的力量源泉。玄奘大师对于人生价值，有着非凡的选择，气吞山河般的境界。综观世间，追名逐利者熙熙，混混噩噩者攘攘，急功近利者芸芸，平庸苟且者茫茫。而文化伟人之所以卓绝超越于凡夫俗子，即在于张扬智慧与毅力之极限，虽贫而安，于寂寞中寻觅人生的真谛，于淡泊间实现人生的价值，于宁静内树立学术人格。于顺境不躁不欣，于逆境不屈不饶，唯以探求佛法之精髓、学术之真理为其人生目标。故此，我们对于玄奘大师的作为，以及一生的行持才能作出准确的把握；唯此，我们对于玄奘大师的心路，以及终身的成就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 战国时代 “亚圣”孟老夫子的名话，为世人所频繁引用，但真正能自觉以生命为代价去苦心志、劳体肤者，实在凤毛麟角。无怪乎世间堪当大任者稀有。当玄奘大师迈出西去求法的沉重步履时，回首深情仰望苍茫暮色笼罩下的长安城那一刻，他的心情无疑会波澜起伏：抽身回城，长安是世界最繁华的都市，帝国的首善之地，是丝路上多少商旅心目中的天堂和归宿；长安也是他遍访高僧、研习佛法，并确立自己在佛学界无可争辩地位之处。这里的佛刹见证着他的修学心路，这里的大德印证着他的学道历程。但是，少年时代立下的“远绍如来，近光大法”的鸿鹄之志，“诸师各异宗途，圣典亦有隐晦”的疑虑，“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的宏伟学术使命，使他毅然与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长安告别，长途跋涉于漫长修远的道路，亲身领略法显前贤所描绘的景象。等待着他的，是不决不亚于耶稣所走过的人类精神拯救之路——苦路。

　　三

　　玄奘大师由长安出发一直到印度，历经三年，由贞观元年走到贞观三年，终于来到了当时的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叩首于印度佛教瑜伽行派大师护法的弟子戒贤大师门下。时年一百零六岁的戒贤大师，见到跋涉万水千山、历经生死磨难而登门求法的玄奘大师，可谓百感交集。戒贤大师庆幸的是，在其晚年，东土高僧终于远道而来，承续其法脉，印度瑜伽行派的学说思想终于迎来了走向又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机遇。此时的那烂陀寺，虽无佛陀的遗迹，但却是名满五印度的最高佛教学府。名师荟粹、规模宏大、人才辈出，为名副其实的当时世界佛教中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对此，玄奘大师心向往之。近三年与死神的较量，所期盼的就是来到这所学校，立足于戒贤的门下，释疑解惑，探求佛陀真谛。

　　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最高学府，玄奘大师在此度过了五年的留学生涯，这里是玄奘大师成就其佛学伟业的炼炉，是玄奘大师融贯中印文化、奠定其学术使命、铸就其学界英名的摇篮。这是一所拥有僧徒一万多人，其中不乏精通医药、天文、教理等学问，博大精深高僧的寺院，住持戒贤法师又系天竺佛学权威，一代高僧。玄奘大师来到寺院时，所受到的迎接即别开生面。寺院组织了千人欢迎队伍，人人手持燃香、鲜花，夹道相迎。玄奘大师恭敬地参见了戒贤法师，并拜他为师。此时戒贤法师虽已是百岁老人，早已不再讲学，但为表示对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的友好情谊，以及敬佩于他立志求法弘道的壮举，破例为玄奘大师讲学十五个月，寺院也以最高规格接待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听高僧讲解经义，遍览寺院藏经，在佛法方面日益精进，逐渐成为闻名天竺的第一流佛教学者。

　　但是，以学术追求为其生命目标的玄奘大师，并未自满于那烂陀寺的教育，也未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成就。我们在玄奘大师的身上，处处可见的是善财童子那种遍访善知识的求知如渴风范。他漫游印度东、南、西部各处，巡游圣迹，访求名师。这种求访，成就了他在学术上圆融诸家、贯通各派的特色，使他以后在弘传大乘瑜伽行派教义体系的同时，也成为大乘中观般若体系、声闻乘阿毗昙体系在中国的主要传承者。学术视野的广阔，问学胸襟的宽阔，促使他对印度佛学能够做到兼收并蓄，并在以后的译经视野中，能够全面准确地传达和保存印度佛教各部派佛学之精髓，为他的后人，为世界留下了印度佛教的思想原貌。印顺导师曾经感慨过：由于圣僧玄奘大师的贡献，中国的佛教学者和佛学修学者能够仅凭中文，即了解印度佛学的基本轮廓。导师的赞誉决非虚词，在玄奘大师长达十九年的译经生涯中，他所译的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经典中，包括了印度主要佛学部派的主要经典，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不仅有他以后立宗的，传自于那烂陀寺护法、戒贤系的大乘瑜伽派著作，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显扬圣教论等，而且有重译之能断金刚经，以及般若学集大成之煌煌六百卷大般若经，毗昙部集大成经典大毗婆沙论等。学术大师的胸襟和视野是异乎于凡夫的。

　　由此，玄奘大师在译经事业上确实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我在赞叹玄奘大师的不朽功业之际，再次为另一位伟大圣僧的悲壮命运所感慨。诞生于西域龟兹国的罗什大师，虽具足聪慧异常、意志坚强的素养，也不乏弘法热诚和坚毅品格，但因缘不可思议，由于不可抗拒的力量，玄奘大师西去求法用了十七年的时间，而罗什大师由龟兹到长安，历经艰辛，也走了十七年；玄奘大师以一个偷越国境的偷渡者身份西去，而罗什则是以一个战俘的身份被押解东来；玄奘大师回国后最终以十九年的岁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无奈放下手中的译笔，此时他已是硕果累累；而罗什大师自四O一年到四O九年，只有短短的八年，八年内所完成的煌煌译著达三百余卷。本来，罗什是可以做到如其后继者玄奘大师一样成就辉煌的，但是他的逆缘太多太深，阻碍了罗什大师发挥其才华。作为一代宗师的罗什大师，留给玄奘大师丰富学术遗产的同时，也留下了经验和教训，留下了世间的坎坷和辛酸……

　　玄奘大师在印度的故事应是耳熟能详了，虽然其中不乏讹传成分。但是，真实而又令华夏佛教界与中华儿女增光添彩的事件，在七世纪的天竺国的确发生了。

　　玄奘大师以独到的见解，对印度佛学作出了彪炳史册的杰出贡献。在印度，玄奘大师连续用梵文写出了三部论著——《会宗论》、《制恶见论》和《三身论》。这些论著都曾传诵一时，在印度佛教界和思想界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是中国佛教学者在佛教故乡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力度，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古文明相结合的巨大学术魅力。《续高僧传·玄奘传》、《慈恩传》、《古今译经图记》等备载其事，稍后的《开元释教录》卷八，还据此作了扼要的叙述：“初，那烂陀寺大德师子光等立《中》、《百》论宗，破《瑜伽》等义。奘曰：‘圣人作论终不相违，但学有向背耳。’因造《会宗论》三千颂，融会《瑜伽》、《中》、《百》之旨。先有南印度王灌顶师名般若鞠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论》七百颂。奘申大乘义破之，名《制恶见论》，千六百颂。诸师咸曰：‘斯论穷天下之勍寇也，何敌当之！’又东印度拘摩罗王因奘通化，初开信门，请问诸佛何所功德。奘赞如来三身利物，因作《三身论》三百颂以赠之。王曰：‘未曾有也！’顶戴归依。——斯之三论，义府幽奥，五印度境盛传流布。是知道风昭著，德行高明，学蕴三冬，声驰万里。印度学人咸仰盛德，既曰经笥，亦称法将，小乘学徒号奘为‘木叉提婆’，唐言‘解脱天’；大乘法众号‘摩诃耶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斯乃高其德而传徽号，敬其人而议嘉名。”

　　玄奘大师三论所发挥的思想，对于当时印度佛学的阐扬有其重要的意义，而他最后获得很大的荣誉，也是与三论的写作分不开来的。可惜三论都没有翻译流传，仅仅留下了一些零星资料，它们的主要内容如何，是学术界的一大谜，令多少博学的佛学学者无法猜透其内容。一代学界泰斗吕秋逸先生也只能作简单的推论和揣摩而已。但是，这三部由梵文所写就的论著，对于破斥印度各种外道，融会佛教各教义体系，阐述佛教信仰义理，其意义一定十分重大。玄奘大师回国后未能将自己的论著翻译成汉文，流布于世，乃是中国佛教学术和佛学思想上的重大损失。至今我们还存梦想：哪天考古发现能将玄奘大师带回的梵文经典，包括他本人的论著重现人世。梦想如能成真，那么对于中国佛教界而言，对于世界佛教学术研究和佛学思想界而言，其意义远胜于法门寺地宫的发现。

　　那时，戒日王朝盛极一时，戒日王在都城曲女城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辩论会，即无遮法会。当时的这种“学术研讨会”不仅是件大事，而且是件相当严肃的事情。历史记载，到会的有天竺国十八个附属国的国王、三千名深通经义的高僧，还有那烂陀寺僧徒一千人、婆罗门教和其他各界人士二千多，再加上随从人员，总计不下万人。赴会时，有的乘象，有的坐车，有的步行，浩浩荡荡，数十里不绝，真是盛况空前。玄奘大师被邀请担任论主，也就是主讲人。他在会上宣读了他以梵文写作的论文。无遮法会的参加者都为这位来自东土大唐的高僧那精辟的论述、儒雅的风范、犀利的辩才、深厚的学养所折服。十八天的会期，铸就了玄奘大师在印度民众中不朽的地位，也为玄奘大师西去求法的历程划上了圆满的感叹号。

　　无遮法会结束那天，戒日王送给他金钱一万，银钱三万，僧衣一百领。按当地风俗，戒日王请玄奘大师坐上花团锦簇的大象，绕场壹周，两旁贵臣护卫，群众欢呼雀跃，接受天竺人民最崇高的称颂和尊敬。然而，此时此刻，长安城的朝阳已经在呼唤着这位游历天竺的海外赤子，玉门关的烽火正在翘望着这位饱学高僧的归来……曲女城大会后，玄奘大师怀念祖国的心情越益迫切。戒日王和各国国王以及广大僧俗人民再三挽留。鸠摩罗国王甚至表示，只要大师愿意留下，要为他建立一百所寺院。无奈玄奘大师决心已定，佛法既成，自然应当重回东土。次年春天，西游十七年之久的玄奘大师辞别戒日王和天竺高僧，满载着天竺人民给予的友谊、荣誉和六百五十七函佛经，启程回国。

　　四

　　说到玄奘大师之精神风貌，人们往往津津乐道其爱国情怀，舍身壮举。固然，玄奘大师无疑是具有博大爱国情怀的典范，也无疑是舍身求法的楷模。但仅以此类貌似公允的言辞，概括玄奘大师西行的原动力，未免显得过于单薄草率、笼统含糊。综观大师一生的行持心路，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玄奘大师的西行，他在印度的求法经历、以及他回国后的兢业，都贯穿着中国士大夫阶层所特有的孜孜求索学术的精神，我们必须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史上给予价值定位。佛经翻译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只应定位于这种精神的体现。不然，则难免会忽略玄奘大师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师，虽然其开创的学术事业，后来者难以为继；但是，唐玄奘大师“道问学”、“尊佛性”的学术精神，在中国佛教史以及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迄今也依然有其启迪作用。梁启超称之为“千古学者之模范”，鲁迅颂之为“中国人的脊梁”，也许可以从这一方面加深认识。

　　对于信仰与教义理论探讨研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佛教界早被搅乱，使之本应相辅相成的两者，蜕变为相互排斥，只取其一的人为对立关系。非“道问学”，即“尊佛性”，“尊佛性”势必放弃“道问学”。似乎只要问学，即无法保证其信仰的纯真、佛性的纯洁。信仰之纯真、佛性之纯洁，只有依托于对教义的模糊认识而确立。此荒诞的观念，不仅造成了学术界人士对于教界信徒的轻视，自发地将教界人士排斥于佛学研究领域之外；而且，也造成了教界人士对于佛学研究者的蔑视，以一句“不思修行”，将佛学研究的所有成果都加以否定。更有别有另意者，发出了“教义教理学得越好，信仰越丧失”的奇谈怪论。作为一代圣僧的玄奘大师，他既是佛学研究和佛教思想界的泰斗，达到了世间凡夫所难以达到的学术高度，成为中国佛教思想界的不朽丰碑；同时，他又是虔敬的佛教徒，往生兜率天的信念一直伴随其终身，对于佛陀微言大义的深信笃行，是他信仰的基石和一切学术追求的源泉。在他的身上，我们得以发现信仰与学术追求的高度统一和完美圆融。故此，虔敬的佛教徒和饱学的学界人士，应该从玄奘大师那里得到“道问学”与“尊佛性”之间有机统一和相辅相成的某些启迪。学界人士切不可以高傲的“客观”、“公正”的面貌俯瞰芸芸佛教信徒，佛教信徒也不必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嘲弄和鄙视学界的努力。当代的太虚、印顺、法尊、观宗、仁俊法师，以及杨仁山、欧阳渐、范古农、江味农、吕秋逸等居士，已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他们是玄奘大师学术精神和追求的真正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玄奘大师作为中国慈恩宗的开山祖师，是译传印度大乘有宗思想代表性的思想家，其学术成果有口皆碑。他所译佛教经典，除《大般若经》外，主要以大乘有宗的译传为主，尤其是他以十家《唯识论》注释糅译而成的《成唯识论》，以及他全神贯注、倾心而译的辉煌百卷巨著《瑜伽师地论》、三十卷《显扬圣教论》，是慈恩宗的立宗之本。至此，印度佛教自无著、世亲乃至护法、戒贤一系的有宗思想，注重于心识活动与现象世界之间的识境关系之哲学体系，由玄奘大师的地位和学术影响，能在中国形态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等已经形成之后，成就为当时中国佛教界以及中国文化思想界著名显学，并能构成对现成当下的佛教思想和模式的批判。基于此学术、文化的大背景，玄奘大师的学术地位由此奠定，其学术精神也由此得以形成并发挥深远影响。

　　玄奘大师西去印度取经求法，其缘由即在于他对佛性问题存有疑惑。所以，西去求法的原动力发端于学术追求，是“道问学”、“尊佛性”之学术精神的作用。玄奘大师穷其一生精力，译经著述，创立慈恩宗，弘扬护法、戒贤一系的唯识学说。但作为一位宗教学家，他的学术的历史命运，正如吕澂先生《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所揭示的，“他的成就当然有许多处和他的初愿相违。这就限定了慈恩宗学说的特质和它的命运。或说玄奘大师传来的学说太印度化了，不适于中国的国情；或说它太拘泥形式，未免食古不化，所以不能传之久远；这些都还是皮相之谈。”慈恩宗在佛性的体认方式上，与中国佛教其他宗派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难以调和，特别是对理佛性和性佛性之间关系、佛性普遍性问题上，争论双方水火不容，此为玄奘大师开创的慈恩宗仅能盛极一时的深层原因；当然，玄奘大师的学术成就与西方基本同时代产生的经院神学一样，均系精致的象牙塔信仰。自玄奘大师圆寂后，他作为特立独行、魅力无限的高僧所得到的帝王的扶植和支持，也随之消失，他的继承者所弘扬的精深博大的教义，因其艰深烦琐而无法得到后代帝王的垂青，失去了王室的鼎力支持，也在民间广大信众中缺乏应有的吸引力。这是慈恩宗在玄奘大师圆寂后迅速衰弱的社会因素。这给我们研究中国宗教心理学的学者以很大启发。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的是广大朴实的农民，他们的生存条件既不优越到可以悠闲生活，也不艰辛至即使全身心劳作也无法生活；如此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中华儿女崇尚实际、不善理论思辩的民族个性。勤劳勇敢的民族特征，从一种特殊的语境而言，即为对现实的切切把握、对未来的听天由命、对信仰的务实俗化。不然，“临时抱佛脚”一语就难以如此家喻户晓、人皆认同了。即使以玄谈而闻名于世的魏晋时代，玄谈者毕竟局限于知识界人士。全民族的狂热造神和投身空谈理论、信仰，只会滋生“文革”般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噩梦。

　　由此，对于信仰上的佛性有无、人人是否皆有佛性的问题，对中国佛教界而言，其意义在于能否使更多的众生切实感受到今世信仰、修学佛法的既得利益。其实，深谙佛学教理的玄奘大师，早已敏锐地意识到佛性论上教义认识论，与现实对佛性的超越性需要之间的抵牾。据《瑜伽师地论》记载，玄奘大师知道唯识宗佛性理论与传统中国佛教思想难以融合，本不欲传之华夏，因而还遭到戒贤法师责备。大师曾为此苦恼不已。无论是玄奘大师西去求法，还是回国后开宗立派，佛性问题始终为玄奘大师必须面对的难题。隋唐之际，中国形态的佛教宗派以及佛性论都已形成，超越论的佛性思想也已占据中国佛性论主体。玄奘大师在唐代初年创立的慈恩宗，似乎重新挑起了佛性论问题的争议。玄奘大师带着困惑问学于西竺，希望能“直探原典，启伸宿惑”。他带回的瑜伽宗原典和思想方法，试图以新的思想立场，重新梳理中国佛教界由文化传统、门户之见、义理相异而形成的矛盾。

　　作为译经大师，玄奘大师可谓成果斐然。然而，作为佛学思想家，他的思想及其努力，与他在中国佛教界的影响难成正比。当然，唯识思想体系，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在中国中古时期的一股思潮，依靠唐太宗父子的支持、依托玄奘大师本人的文化影响力，毕竟在中国佛教史上印下了一道不浅的痕迹，一直通向中国近世和近代。玄奘大师圆寂之后，弟子窥基著《成唯识论述记》，完成了中国唯识宗的思想体系。其后有再传弟子慧沼著《了义灯》、智周著《演秘》，与窥基的《掌中枢要》合称为中国唯识宗学说的唯识三疏，成为后人研究唯识之学的文本依据。借助于唯识学绝学再传，玄奘大师所倡导的“尊佛性”与“道问学”的学术精神，在近代中国佛教思想界再次被唤起。但是，这种精神，与中国现实的信仰基础之间的沟壑，决定其终究未能蔚然成风。世人不能不感慨：随着大师的圆寂，“道问学”与“尊佛性”之间圆融无碍的求真求实信仰精神，愈益难觅……

　　五

　　近年来，我国各电视台都轮流播出了电视连续剧《大唐情史》，使玄奘大师的爱徒辨机法师，以及他为玄奘大师所笔录的传世名著《大唐西域记》也一夜间走出了专业圈，成为妇孺皆知的著作。

　　确实，正如前文所叙，玄奘大师仅凭此作，即可名垂千古。这是一本以散文体裁著就的地理学专著，其中记载了玄奘大师沿途游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和途中听到的二十八个国家的山川、城邑、物产、风俗、历史、现状、地理、经济、等情况。这部著作因玄奘大师的天才和努力，从而在世界地理学、历史学上构成了无与伦比的价值。此点仅举英国早期印度史学家史密斯《牛津印度史》中的评价，可见一斑：“由于大唐西域记，印度历史对于玄奘所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计过高的”。《大唐西域记》是一部中国僧人所著的成就最高的历史地理学专著。是中华民族注重历史和地理记载的传统与玄奘大师非凡经历、卓越天才的高度结合之成果。

　　然而，这部著作并非玄奘大师学术志向和计划内的产物，而是玄奘大师应一代英主唐太宗之要求而写作的。公元六四一年的正月初一，长安朱雀大街上人头簇拥，以宰相房玄龄为首的朝廷官宦和长安城的百姓，热情地迎接凯旋而归的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将带回的佛经佛像陈列于长安城朱雀大街南端，供众瞻仰。从朱雀大街到玄奘大师住锡的弘福寺，百姓们排成了几十里长的队伍，焚香散花，鼓乐喧天，热闹非凡。但是，玄奘大师不顾路途劳顿，于第二天即赶赴大唐东都洛阳，与正在洛阳谋划攻打朝鲜的唐太宗见面。玄奘大师向这位雄才大略的天子讲述一路见闻。善于谋略的天子立即敏感地意识到玄奘大师的介绍，对于面临突厥与西域诸国威胁的大唐帝国的军事国防意义，遂立即要求玄奘大师尽快将旅途见闻变为著作。玄奘大师领命著书，书成后定名《大唐西域记》。英明的太宗虽然拒绝了玄奘大师的题经之求，却对其《大唐西域记》珍惜非凡：“又云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其迫切赞赏的心情，跃以言语。嗣后，太宗两次请求玄奘大师脱下缁衣，入朝为官，但是，都为大师婉言坚拒。

　　一方面，接受唐太宗之求，于回国之始，即首先奉诏撰述西域政治、历史、地理及各国风俗；一方面，又多次婉言坚拒唐太宗之命，决不将缁衣换锦袍。一方面多次恳请并督促唐太宗为自己的译经题词作序；一方面多次上表，奉承迎合宫廷琐事。一方面频繁应邀进宫，酬对作陪；一方面夜以继日，通宵达旦译经讲法。玄奘大师最后十九年的生活，就是在此两难境界中度过。后人有诟病玄奘大师者云：作为佛学大师，一位得道高僧，毫无必要周旋于政坛朝廷，特别无必要应太宗之命，于回国后即撰述明显带有军事情报性质的《大唐西域记》，更无必要于则天皇后生子之时上表志贺。特立独行的高僧、博大精深的学者，涉足于此类事件，似乎有龌龊之嫌。有人甚至据此而全盘否定玄奘大师一生的辉煌。

　　佛教系存在于社会现实中的宗教、思想体系，佛教的教义教理及佛教的一切活动、道场的建设和运作，都是与所存在的社会现实休戚相关的。因此，作为佛教的领袖人物，他们在传播佛教、传承教义的同时，首先必须考虑与自身所生存的社会的适应。道安法师就曾经谆谆教导僧团“不依王者，法事难兴”。对此，玄奘大师作为一个具有非凡政治智慧的高僧，是非常清楚的。他所面对的是一位旷古未有的雄才大略的皇帝，又是一位自称信仰道教的天子。唐太宗对于宗教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治的需要，而非心灵的慰藉。

　　玄奘大师归国途中，在于阗国停留多时，书信报告太宗，力陈自己违抗禁令留学天竺之由，直述西域所见所闻，袒露自己归国心切，思乡报国之意。直到收到太宗欢迎其归国，并承诺不追究其擅自出境之举的书函后，玄奘大师才从于阗出发归回长安。因此，玄奘大师与唐朝王室之间的关系之微妙，决定了他以后行事的谨慎；为保证自身译经宏愿的顺利实现，他花费可贵时间，斡旋于王室政坛。

　　以历史的视野分析玄奘大师所为，我们不能不景仰大师的赤诚护教、虔敬事业的人格魅力。其实，玄奘大师回国后的种种举动，十分显著地体现了圣僧的伟大和善巧。作为僧人，信仰是首位的，因此他虽不能违抗皇命，但还是两次拒绝了唐太宗请其还俗任相、辅佐朝政的要求；作为学者，探求研学是首位的，因此他不断请旨，终于在朝廷的支持下，在大慈恩寺组织了宏大的译经队伍，来自全国名寺的高僧大德及一些重要朝廷官员参与译场的监译、润色等事务。为玄奘大师十九年内 “专务翻译，无弃寸阴”地从事译经事业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其晚年，为摆脱俗务干扰，曾一再上奏朝廷，请求住异地专务翻译，后经唐王批准迁往铜川玉华宫，住此四年，译出《大般若经》六百卷，直至病故前几天，玄奘大师还着手翻译另一部帙册浩繁的《大宝积经》，才译数行经文，突感体力不支，憾而辍笔，直至圆寂。十九年里，玄奘大师先后在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宫等译场组织翻译。玄奘大师所译经论大小二乘、五科经典，甚至诸家宗派学说囊括其中，因其译本准确可靠，而他所依据的原印度梵本散失很多，故他的译本被视为“第二梵本”、“准梵本”,因而才有了唐代佛教的鼎盛时期，后代海外高僧入唐求法的新局面。

　　这一切，都再明白不过地表明玄奘大师无愧于圣僧的称号，无愧于学者的良心。而玄奘与朝廷间所作的一切，也只有一种解释：作为佛教领袖的玄奘大师，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事业的畅顺，佛法的弘传，庞大译经系统工程的完成，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须取得那位自信为老子李耽后代的李世民的支持与扶植。因此，玄奘大师以圣僧的魅力，卓绝的才华，善巧的方式，赢得了太宗、高宗两代帝王、则天武后的好感、同情、支持、辅佐。特别是与唐高宗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个人情谊。这是他回国后事业得以发展的基础。

　　我们看待一位僧人与政治的关系，应该分析其是将政治作为弘法利生之增上缘，还是将出家为僧作为走向世俗事业成功的阶梯。决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以出世之道为由而因噎废食。政治始终在每个人的身边，与社会的接触和融洽，犹如空气对于人一般的重要。无论是出家在家、为僧为俗，概莫能外。

　　也许，玄奘大师并未想到，伟人不仅累在当世，还会连带身后。不仅玄奘大师的学术成就随着会昌法难的发生而在历史上被长期堙没，难以得到继承，更无从得以发扬光大。其学术成就的肯定和发扬，直至近代，由于杨仁山居士等佛学研究者的努力，才得以实现。更有甚者，由于吴承恩《西游记》的传世，使玄奘大师由历史上的真实圣僧，变为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一个昏庸、懦弱、无能的“唐僧”。

　　然而，世间的误会并不能掩盖玄奘大师伟岸的形象，舆论的沉寂也无法掩埋玄奘大师杰出的成就，学术的寂寞更难以掩隐玄奘大师非凡的贡献。作为圣僧，他的信仰之路始终为传承者所敬仰；作为学者，他的精神之旅永远是后来者探寻的宝藏。路漫漫，玄奘大师决非孤形吊影；雾重重，芸芸众生必将创业垂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