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商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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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纳沟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东南20公里处，距西宁800多公里，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文化遗存之一。贝纳沟东端以勒杰嘎牙山与勒巴沟相隔，西端与214国道相连。大日如来佛堂（即著名的文成公主庙）即位于贝纳沟内，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次调查以大日如来佛堂为中心，新发现5处摩崖石刻，学术价值与意义均十分重大。

有关大日如来佛堂内浮雕造像 及古藏文题记的调查

大日如来佛堂背依高山，面临贝曲，为藏式平顶建筑，庙内殿堂正上方的岩壁上凿刻有九尊浮雕佛像，依自然崖体凿刻而成，后世曾对这九尊浮雕佛像表层进行敷泥施彩。1938年和1989年修建了佛堂，现由藏传佛教噶举派的禅古寺管理。佛堂内正中供奉大日如来佛，在主尊两侧分上下两层排列着八座菩萨像。此次调查首次运用3D扫描技术对大殿内一佛八菩萨造像进行测量，获取了比较准确的数据资料。通过考古调查证实：一是佛堂大殿前庭碑文内容是真实的，但凿刻年代是近现代的。二是佛堂崖面上的一佛八菩萨与其西侧的“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赞”中的名称一一对应，从崖面泥皮脱落暴露的文字、图案、纹饰均与崖面原有题刻内容相符、位置重叠，说明一佛八菩萨造型基本保持唐蕃时期的原貌。

新发现大日如来佛堂

东侧崖壁古藏文题记

此次调查中，在大日如来佛堂背后的山崖上新发现凿刻出的摩崖题记。崖面坐北朝南，从西到东依次为横书梵文、竖书汉文、横书藏文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东边还有一处古藏文题记，字迹模糊，经初步辨认可能是无量寿经。

新发现大日如来佛堂

西侧崖壁古藏文题记

共分为上下两段，第一段为《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赞》，题记宽约6.40米、高约2米，共18行。文字古朴，苍劲有力，是典型的古藏文书写格式，与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吐蕃古代碑刻文字的书写方式一致，时代特征明显。这也是在大日如来佛堂首次发现古藏文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赞，题刻内容和大殿内的浮雕造像完全一致，充分显示出题刻和造像的同时代性。第二段是著名的“狗年题记”原刻，宽约2.45米、高约0.65米，共5行。此题记和佛堂大殿内前庭左侧的碑刻内容完全一致，但在书写方式和语法上具有吐蕃时代特点。经古藏文专家鉴定，这通题记为吐蕃时期所刻，是狗年题记原来位置所在。题记中提到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狗年（806年）、大译师益西央以及多名工匠的名字，透露了若干重要的历史信息，特别是“狗年题记”原刻位置和原始版本的发现，是贝纳沟摩崖石刻断定年代最为直接、最为准确的证据。

新发现大日如来佛堂外西侧 崖壁线刻佛像及古藏文题记

位于大日如来佛堂西约130米处。崖面坐西朝东，高约13米、宽约8米。石刻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阴线刻佛像，通高约6.7米、宽约7.9米，根据造像内容暂时命名为“大日如来及二胁侍、十方佛摩崖石刻”。石刻最上端是汉式宫殿殿顶象征佛刹，呈梯形，共5层，从上到下依次为花瓣纹、连珠纹、花瓣纹、垂帐纹及莲瓣纹。所有佛像凿刻于以莲瓣纹装饰的方框内，主尊大日如来，通高约2.82米，双层桃形头光和双层马蹄形身光，头戴五叶宝冠，袒上身，斜披帛带，下着裤，衣着贴体。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双层仰莲座之上。二胁侍，光头，广袖长袍，似汉式风格中的弟子形象，整个佛刹和佛造像融合了汉藏文化元素，极富特色。

此处石刻下半部的藏文题记共36行。通高约4.4米，上部宽约5.2米、下部宽约7.9米。此次调查表明，古藏文题记总共为36行，前8行为《普贤陀罗尼》，第9行起为《普贤行愿王经》。将此处《普贤行愿王经》分别和德格版大藏经、敦煌版中的经文对比后发现，该处题记与敦煌版最为接近，反映出两地佛教文化之间密切的联系。

新发现大日如来佛堂外西南两处线刻佛塔

一号塔，阴线刻，覆钵塔。通高6.40米，莲座长4.48米。9级相轮，顶端即第九级形如华盖。塔基处有一行古藏文题记，可辨识部分题记内容。二号塔，位于一号塔西面，阴线刻，覆钵塔。通高4.72米，底层塔基长4米。7级相轮，其顶部还有一级形如伞盖，塔基处古藏文题记已模糊不清，难以分辨。古藏文题记表明，这两处阴线刻佛塔均为吐蕃时期，这是吐蕃时期石刻佛塔的首次发现。

综上所述，玉树贝纳沟摩崖石刻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图像与藏文题记相互配合，是一批非常重要的吐蕃时期佛教考古的实物考古资料，它不仅可以纠正、补充、完善以往曾经公布过的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批资料将极大地丰富整个吐蕃艺术史的面貌，成为研究公元8至9世纪汉地、藏东和敦煌等地佛教文化交流、汉藏文化交融、唐蕃古道等诸多方面的原始依据，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例如，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赞古藏文题记、大日如来及二胁侍与十方佛线刻造像、吐蕃线刻佛塔以及过去广为学界所知的“狗年题记”的原始版本与位置的新发现，提供了大日如来佛堂及其周边吐蕃佛教石刻全新的资料，不仅为科学判断大日如来佛堂内外摩崖石刻的年代、内容、宗教意义等提供了科学的断代依据，也为研究青海及其周边地区类似的摩崖石刻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新的佛教造像题材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吐蕃时期汉藏边境佛教考古与艺术交流互动的资料，大量古藏文题记的发现，提供了考证吐蕃时期所流行佛典的确凿证据，两座吐蕃线刻佛塔的发现，也为研究吐蕃时期的佛塔提供新的考古实物资料。这一发现同时也为研究玉树地区的吐蕃文化以及编制本地区的文物保护规划提供了科学的基础数据。

乔 虹 张长虹

《中国文物报》（2014年4月4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