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山水佛教诗可要追溯到晋宋时期了

要说山水佛教诗可要追溯到晋宋时期了

“山水佛教”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汉学家马瑞志在论文《第5世纪诗人谢灵运的山水佛教》中提出，该文以谢灵运的《山居赋》《佛影铭》为根据，提出“山水佛教”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开拓了文学的研究领域，为佛教文学的研究打开一个新天地。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渗透于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许里和先生将佛法深入上层士大夫阶层的时间限定为公元四世纪初。

佛教深入士大夫阶层，也就意味着深入中国文学内部，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随之深化。发展至咸康末，佛教开始山林化，名僧由建康徙之划水流域，在这片山水文学的发祥地催生了山水佛教诗。孟浩然以山水诗闻名，且其山水诗给人空寂而禅韵渺渺之感，其集中有不少的山水佛教诗。

中国诗歌中描写自然最早可追溯至先秦，《诗经》《楚辞》就己出现对自然山水的描写，且随着文学的发展，对自然的描绘不断的增加，却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山水诗，对此葛晓音先生云：“从先秦到魏晋，诗歌中景物描绘逐渐增加，而且出现了一些与山水田园诗有亲缘关系的题材，从取景视角，谋篇布局到表现艺术等方面都给山水田园诗提供了初步的经验和程式。但由于晋宋以前，景物描写主要为表现人物活动和抒情言志服务。”可见晋宋以前的山水并非独立的审美对象。直到晋宋时期，自然山水开始走入文人士大夫的眼中，开始成为诗人笔下的审美对象，成为诗人笔下寄托情感的客体。

晋宋之际，玄学兴起，佛教深入上层士大夫，催生了山水诗这一新题材，“游仙学道的生活虽与山水有缘，但并未促使山水诗在短期内大量涌现。直到佛理和玄言结合之后，人们才产生了对山水的自觉审美意识”。玄言与佛理两者的结合，让山水诗成为一个独立的新题材。东晋咸康末年，名僧东下，佛教山林化运动出现，壁潜、支遁、于法兰、壁法旷等僧人纷纷由建康迁徙到山林，趋向于会稽郡的刻水流域。世人所谓的玄、佛合流，佛教的士大夫化于此得以深化。支遁为当时高僧，与会稽名士交往甚密，在支遁的诗中，己开始展现一个山林世界，山水与佛教开始结合。

近人沈曾植认为支遁是“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的“开其先”者。支遁圆寂后，慧远于庐山立东林寺，创立庐山僧团，继承并发展了支遁的山水佛教传统。慧远特别强调自然山水中的精神的主导，强调佛为万感之宗，强调自然山水的审美的愉悦。李亮先生说“就一般审美判断而言，只有感性的存在构成某种微妙难言的精神要素时，美之为美才被显示出来。而佛家却认为山水之美并非源于山水形质的自身存在，而是出于所不在的佛光普照，‘神’的‘冥移之功’。”慧远的山水世界正是佛光普照之下的世界，其《游石门诗序》中佛的报身示现是“相待于既有之场气即示现于“蔚然光目”的美景之中，也就是其《庐山东林杂诗》所谓“幽帕栖神迹”也。慧远及信徒所写的一些诗作中就已经展示出了山水诗与佛教的关联。于这样的关联为谢灵运大规模的创作山水佛教诗打下坚实的基础，谢灵运扬慧远庐山僧团山水佛教之风，大力创作山水佛教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谢灵运是山水诗的鼻祖，也是释迦的重要人物，受佛教影响颇深，被誉为“杰出的佛教诗人”，汤用彤先生称谢灵运为南朝佛法隆盛时期元嘉之世的佛学“巨子”，饶宗颐先生亦谓谢灵运是“第一个懂梵文的中国诗人飞他与僧徒交往密切，汤用彤先生说＝“康乐一生常与佛徒发生因缘。”他是慧远的俗家弟子，与罢隆、慧严、慧观等高僧来往频繁。谢灵运在永嘉时期，尝与诸僧辩论，作《辨宗论》，申道生顿悟之义。又与释慧严、释慧观改《大般涅樊经》，并在慧睿以经中诸子并众音异旨，注《金刚般若经》，作《十四音训叙》《维摩谙经中十譬赞八首》和《和范光禄抵垣像赞三首》等。

谢灵运在《山居赋并序注》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可见其受佛教浸淫之深。他的佛教思想也深受家族的影响，谢氏家族是南朝的名望世族，有着其独特的家学门风，而对佛教的信仰是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汤用彤先生云：“陈郡谢氏之名人，与佛教常生因缘”，又云＝“谢氏世居乌衣巷。举湛深佛理。家族的熏陶，自己与僧人的交游，让佛教思想成为其主要思想。

谢灵运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山水诗的文人，深厚的佛学底蕴让其山水诗打上深深的佛学烙印。其山水诗创作主要集中在出守永嘉，隐居始宁及临川任上时期。谢灵运的山水诗作“风格典丽精深，声调平易流畅，写境密实繁复”，可谓代表“晋宋之交山水诗的最高成就”。肖驰先生在《佛法与诗境》中对其山水诗中“叙述行旅 一描写景色一一以玄言作结”的三段式结构进行分析，指出“这一程序其实与慧远僧团游庐山石门的序和诗结构相似”。为谢灵运山水佛教诗承慧远僧团山水佛教而来提供证据。谢灵运自己喜好山林，在其《山居赋》中有明确的交代，其赋云“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谢平生于知游，栖清旷于山）”，自注云“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

版依佛法后，对于山林宜居程度加深，纵观其一生，佛教思想成为他的主要思想，其诗歌佛家思想明显，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云：“虑潜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诗歌正是劝慰世人清净寡欲，不要执着于世俗的束缚，用佛法之道，追求自我内心的自由。甚有些诗作是完全宣扬佛教理念的，如《石壁立招提精舍》云：“四域有顿服，三世无极已。浮欢昧眼前，沈照贯终始。壮龄缓前期，颓年迫暮齿。挥霍梦幻顷，飘忽风雷起。良缘殆未谢，时逝不可候。敬拟灵莺山，尚想抵垣轨。绝溜飞庭前，高林映窗里。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诗中多用佛典借释迦牟尼悟道的经历，联系人生的无常，阪依佛教的妙理。胶然《诗式》云“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耶？”谢灵运因山水诗而闻名，其山水诗与佛学水乳交融，对山水佛教诗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中国文学史向前推进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