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佛教研究学术价值增加

　　佛教对西夏王国影响深远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各处出土的西夏文献来看，佛教文献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以及社会文书。无论是西夏历史或语言研究，皆会涉及西夏佛教的不同侧面。在西夏历史文献不足的情况下，佛教文献的学术价值不断增加，因而对西夏佛教文献的研究逐渐变成西夏学领域不可缺的要素之一。1904年，法国学者莫里斯（M. Maurisse） 发表的“Contribution preliminaire a l’etude de l’ecriture et la langue Si-hia”，可以看作西夏佛教研究开始的标志。文章初步讨论了《法华经》的西夏译本，提出关于西夏文佛教术语、人名等解读的看法。而黑水城文献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西夏语言、历史、文化的研究。　　西夏佛教文献目录　　黑水城出土文献大部分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西夏学研究起步阶段，黑水城文献中的佛教文献就已被聂历山（Н.А. Невский）发现。聂历山的研究兴趣虽然集中在语言学领域，但其论文中对西夏佛教文献也做了讨论。在1931年发表的《西夏国的天体崇拜》一文中，聂历山总结了部分西夏文密宗数据，对西夏密教特色以及术语做了初步研究。后来在《西夏文及西夏文学》的论文中，聂历山又分析了黑水城西夏文献之数量及其内部结构，初次介绍西夏文佛教文献的汉传和藏传两种来源，确认了一部分西夏文佛教文献的中文和梵文标题等。他的研究为西夏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罗氏兄弟（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周叔迦等中国学者也开始对中国藏西夏文资料展开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周叔迦在1936年发表的有关北京藏西夏佛教文献的初步目录。上世纪60年代，苏联西夏学者对西夏佛教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1963年，克恰诺夫与戈尔巴切娃（Е. И. Кычанов,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发表《俄罗斯科学院亚洲研究学院西夏文抄刊本目录》，向学术界初次展示了黑水城出土佛教文献的丰富多样。该目录虽然只发行了800本，但在长时间内是唯一一部比较完全的西夏佛教文献目录。在此简略目录基础上，日本学者西田龙雄另编选圣彼得堡西夏文佛教文献之目录，并初步划分出翻译自汉文及藏文文献之间的区别。该目录收录在西田氏编著的《西夏文华严经》一书中，逐渐取代了克恰诺夫与戈尔巴切娃的目录。　　西夏佛教文献目录的编纂在20世纪80年代由史金波承续，其出版的《西夏佛教史略》附录世界各处西夏文佛教文献清单。1999年，克恰诺夫与日本学者荒川慎太郎共著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藏西夏佛教文献目录》是目前最为完整的西夏佛教文献目录，包含了768条具有标题的西夏佛教文献。该目录虽然为比较完整的一本，但未收录大部分缺标题西夏文献，因而保留着庞大的研究空间。至于黑水城出土的汉文佛教资料，其中一部分收录在1984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孟列夫编辑的《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目录》内。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藏黑水城文献》（1—6册）也收录了部分汉文佛教文献，但大部分还未收录整理。现有的西夏佛教数据目录，虽可提供对西夏佛教的初步了解，但并不完整，还需更多整理工作。　　西夏佛教综合研究　　虽然所有讨论西夏文化、历史、语言的著作皆会从不同的角度涉及西夏佛教，但是，在西夏学研究开始至今的百余年中，系统研究西夏佛教的专著只有3本，即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美国学者邓如萍（Ruth Dunnell）的《白高大国：十一世纪西夏之佛教与立国》、俄罗斯学者索罗宁（K. Solonin）的《佛法之传入：华严禅佛教在西夏》。　　其中，史金波的研究包含对译经、寺院建设、汉传、藏传佛教在西夏互动、西夏大藏经刊布、西夏遗民在元代的活动等问题的系统性探讨，是迄今最完整的对西夏佛教的介绍。他在总结西夏及汉文数据的基础上，判断西夏佛教早期被中原佛教统治，到西夏晚期，随着藏传佛教不同宗派的大量进入，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分量不断增加。邓如萍主要的研究材料为《凉州感通塔》碑文。邓如萍认为，西夏主要执行“双权”制度，佛教在西夏的初步流传似乎与皇后家族掠取政权有关。上述两部专著是迄今少有的对西夏佛教综合讨论的学术著作。　　索罗宁在研究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及汉文佛教文献的基础上，对西夏佛教的性质有一些新的判断。他认为西夏一部分佛教信仰来源于辽国，依据是一部分辽代佛教文献仅以西夏译本存世。　　文献为西夏佛教研究基础　　西夏佛教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文献研究”上。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和汉文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针对“西夏佛教与汉藏交流”、“西夏遗僧在元佛教之活动”、“西夏文大藏经研究”、“西夏佛教与辽金佛教关系研究”、“西夏社会中的佛教”等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目前突出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如下：西夏流行的汉传佛教与同时代的北宋佛教不完全相同，北宋佛教受辽代“圆宗”佛教影响较大。西夏存在的辽代佛教文献包括与辽代禅宗相关的文献，主要是通理大师、圆通道□的著作。目前比较西夏译本与汉文原典，可以发现西夏译本对汉文文献的文字顺序进行了大量修改，其原因不详。　　西夏遗僧在元初活动范围广阔，在编辑各种大藏经的同时，西夏遗僧还弘扬有西夏、辽代特色的华严信仰和仪轨。

在编纂大藏经方面，西夏遗僧对汉文大藏经有所补充。至于“河西藏”之存在问题，目前的研究资料尚不足以得出明确的答案，虽然有相关记载，但尚未发现可确定为属于“河西藏”的西夏文文献。而对西夏是否曾刊印“汉文大藏经”的答案则应该是否定的。　　西夏佛教包容不同佛教传统早已众所周知，在此领域主要的研究成果出现于最近几年。根据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传为元代著作的《大乘要道密集》，有一部分属于萨迦派和噶举派的佛教文献，是在西夏时期翻译成汉文的，藏传佛教也通过西夏遗僧的活动得以在元朝盛行。收录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一系列涉及“大手印”的文献，其大部分也见于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之中，各个不同的藏传佛教传承体系中都出现了西夏僧人法号。由此可知，元初的藏传佛教是通过西夏僧人传入中原的。　　至于佛教和僧团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学术界看法不一致：有的认为西夏以佛教为国教，也有的认为西夏是儒教之国，或此二者在西夏共存。在历史记载不足的情况下，此问题尚难得到彻底解决。　　（作者单位：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台湾佛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