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 汤用​彤

菩提达摩 汤用​彤

菩提达摩——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魏世禅师以菩提达摩为有深智慧，而其影响亦最大。达摩称为中国禅宗之初祖。唐代时晚出禅宗史记，所叙达摩平生，不可尽信。兹姑不详辨。惟今日所存最可据之菩提达摩史记有二。一为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所载。一为道宣《续僧传》之〈菩提达摩传〉。杨炫之约与达摩同时，道宣去之亦不远。而达摩之学说，则有昙琳所记之〈入道四行〉。此文为道宣引用。知其在唐初以前即有之，应非伪造。兹据此诸书，略述菩提达摩之平生及学说如下。

菩提达摩者，南天竺人，或云波斯人。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其来中国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在洛见永宁寺之壮丽，自云年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遍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又尝见洛阳修梵寺金刚，亦称为得其真相。达摩先游嵩洛。或曾至邺。随其所止，诲以禅教。常以四卷《楞伽》授学者，以天平年(534～537)前灭化洛滨。或云，遇毒卒。

菩提达摩以四卷《楞伽》授慧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禅师每依此经说法，那、满等师，常赍四卷《楞伽》以为法要。可师后裔，盛习此经。达摩一派，因称为楞伽师。按《续僧传》〈法冲传〉云，冲先于三论师慧暠听《大品》、三论、《楞伽》。又以《楞伽》奥典，沉沦日久，所在追访。

又遇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中略)其经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罗三藏翻，慧观法师笔受。故其文理克谐，行质相贯。专唯念慧，不在话言。于后达摩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后行中原，慧可禅师，创得纲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领宗得意者，时能启悟。

据此达摩一脉，宗奉宋译《楞伽》。其学颇与时人不同。因遭讥议。慧可后裔亦自知其法颇与世异。其讲《楞伽》，谓依“南天竺一乘宗”，则知当世讲者，或有不依此宗者。又〈法冲传〉叙《楞伽》师承，谓有迁禅师出《疏》四卷，尚德律师出《入楞伽疏》十卷，均“不承可师，自依《摄论》。”则依《摄论》者“不承慧可”，亦即非“依南天竺一乘宗”也。故此“南天竺一乘宗”者，自有其玄旨，与迁禅师等之依《摄论》者不同。而其玄旨何在，大为可注意之事。

“南天竺一乘宗”即上承《般若》法性之义。何以言之。南天竺者，乃龙树空王发祥之域。佛法自大众部之小空，以至《般若》之大空，均源出南印度。达摩据《续传》本南天竺人，故受地方学风之影响。龙树之学，出于《般若》。扫尽封执，直证实相。此大乘之极诣。不但与小乘执有者异趣，且与大乘言有者亦殊途。《续僧传》〈习禅篇〉论僧稠与达摩两宗之禅法曰︰“然而观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续传》言僧稠习《涅槃》圣行，四念处法。此谓稠师依《涅槃经》〈圣行品〉所载四念处法以修心。《涅槃》虽为大经，而四念处法则原为小乘最胜之方便。僧稠特重四念处法，故与达摩取法于大乘虚宗者不同。故曰，即乘之二轨也。四念处法，观身、观受、观心、观法，其阶藉所由，步骤井然。故情事甚显，而易于遵行。大乘虚宗，以无分别智，无所得心，悟入实相。依此正观，立证菩提。故其旨玄妙幽赜。由常人视之，其理难通，必领宗得意，乃能启悟也。

《楞伽经》者，所明在无相之虚宗。虽亦为法相有宗之典籍。但其说法，处处着眼在破除妄想，显示实相。妄想者如诸执障，有无等戏论。实相者体用一如，即真如法身，亦即涅槃。菩提达摩主行禅观法，证知真如。因须契合无相之真如，故观行在乎遣荡一切诸相。必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必心无所得，必忘言绝虑。故道宣论又有曰︰

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中略)审其所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罪福之宗两舍。详夫真俗双翼，空有二轮，帝网之所不拘，爱见莫之能引。静虑筹此，故绝言乎。达摩所修大乘禅法，名曰壁观。达摩所证，则真俗不二之中道。壁观者喻如墙壁，中直不移，心无执着，遣荡一切执见。中道所诠，即无相之实相。以无著之心，契彼真实之理。达摩禅法，旨在于此。

然所谓契者，相应之谓。不二则相应。彼无著之心，与夫真实之理，本无内外。故达摩又拈出心性一义。心性者，即实相，即真如，即涅槃，并非二也。密宗曰，达摩但说心。心性一义，乃达摩说法之特点。而与后来禅宗有最要之关系。

菩提达摩以四卷《楞伽》授学者。大鉴慧能则偏重《金刚般若》。由此似若古今禅学之别在法相与法性。然而不然。

达摩玄旨，本为《般若》法性宗义。在史实上，此有六证。(1)摄山慧布，三论名师，并重禅法。于邺遇慧可，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2)三论师兴皇法朗教人宗旨，在于无得。达摩所教《楞伽》，亦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3)道信教人念《般若》。(4)法融禅师，受学于三论元匠茅山大明法师。而禅宗人认融为牛头宗初祖。此虽不确，然《三论》与禅之契合可知。(5)慧命禅师，曾着《大品义章》。其所作〈详玄赋〉载于《广弘明集》中。而禅宗之《楞伽师资记》，误以为僧璨所作。可见宗《般若经》之慧命，与楞伽师之僧璨，义理上原少异致。(6)法冲，楞伽师也。然初学于三论宗安州慧暠，后学慧可之《楞伽经》义。

据上六事，可知北方禅宗与摄山三论有默契处。二者均法性宗义，并崇禅法。达摩禅法得广播南方，未始非已有三论之流行为之先容也。且般若经典由于摄山诸师，而盛行于南方。禅宗在弘忍之后，转崇《金刚般若》，亦因其受南方风气之影响也。再者达摩原以《楞伽经》能显示无相之虚宗，故以授学者。其后此宗禅师亦皆依此典说法。然世人能得意者少，滞文者多。是以此宗后裔每失无相之本义，而复于心上着相。至四世之后，此经遂亦变成名相。于是哲人之慧一变而为经师之学，因而去达摩之宗愈远。《金刚般若》者言简意深。意深者谓其赅括虚宗之妙旨。言简者则解释自由而可不拘于文字。故大鉴禅师舍《楞伽》而取《金刚》，亦是学问演进之自然趋势。由此言之，则六祖谓为革命，亦可称为中兴。革命者只在其指斥北宗经师名相之学。而中兴者上追达摩，力求“领宗得意”，而发扬“南天竺一乘宗”本来之精神也。

摘自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