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出身于孝道之家，长于官宦之族，自小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百家原创作者：盼晓谈历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才辈出，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时期非常有名的书法家，他就是王羲之，王羲之（公元303—公元361年）字逸少号澹斋，小字阿菟。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南），后迁徙至浙江山阴（绍兴）。王羲之起官为秘书郎，先后任会稽王友、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会稽内史、右军将军。

最后因为与上司王述的矛盾，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辞官，以后以游观山水弋钓为乐隐居养真，采药服食，终于山林。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书法家之一，被称为“书圣”，其子王献之也是书法名家，被誉为“亚圣”。以王羲之一生的作为与成就，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姿多彩的名士形象，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正直伟岸的人格追求：王羲之生前死后都受到人们的尊敬与高度评价。“庾公（庾亮）云:逸少国举。’故庾倪（庾清）为碑文云:‘萃国举。”（《世说新语·赏誉》）可见当时已有定评，而此评价足以见出王羲之的人格之伟岸。殷浩也是当时名望甚高的名士，评之云:“逸少清贵人。吾于之甚至，一时无所后。”（同上）时人评名士阮裕:“骨气不及右军。”（同上）所谓“骨气”当指品格中的正直伟岸之气概，也就是《晋书》本传所言的“以骨鲠称”。

王羲之“东床袒腹”而成为名士郗鉴的女婿，此一佳话一般以自然释之。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听到郗家来求女婿，其他王氏少年都有矜持之态，实际上表明他们的欲念驱使他们紧张，或曰努力要表现得“好”一些，内存私欲而行为难免作态。王羲之的袒腹，显然具有坦然正直的人格内涵，无私无欲，无欲则刚，无私则直。王羲之的书风，也可见其人格。前人之评甚多，现略举一二:“羲之书如壮士拔剑，壅水绝流。头上安点，如高峰坠石。

作一横画，如千里阵云；捺一偃波，若风雷震骇；作一竖画，如万岁枯藤；立一倚竿，若虎卧凤阁；自上揭竿，如龙跃天门。”“道耸雄迈，有威风翔霄，神骥追影之势。”“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以上均见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六）我们不必再作具体分析，从这些品评之语可以看出，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具有万钧之力、排山之势，而其风格之由无疑是创作主体的正直伟岸之人格所致。

2.爱民忧国的拳拳赤子：王羲之自己素无廊庙之志，喜欢清净的大自然，爱好平淡的家居生活，但是他系念于社稷苍生，救民忧国之心，也是相当炽烈的。他在会稽内史任上，冒着极大的风险，打开仓库，将百姓上交的赋税发放给灾民，真是为民父母，不计后果；他在名士风流、饮酒成风的东晋，看到因灾害与战争等原因导致严重的粮食紧张状况，断然下达禁酒之令，节约了谷物，缓解了粮食的紧张他谏言朝廷复开漕运，以方便百姓，发展生产；他要求严惩贪官污吏，肃清吏治，解救百姓的苦难…这些足以看出王羲之对社稷百姓的赤子之心，也可以看到东晋名士新的人格形象。明末张溥题其集曰:“东晋君臣之良药，非同平原辩亡，令升论晋，此乃实为苍生之虑，而非为一家之情也。羲之忠怀，拳拳可感。”

3.三家兼摄的宽广心胸：东晋是我国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开始并流的时代。王羲之生活于这样的时代，并以包容并蓄的心态吸收各家营养，成为三家兼摄的名士。著名学者商承祚先生说:“羲之的思想不仅儒、道混合，还或多或少受佛家支遁思想的影响。支遁是‘即色宗’的代表人物，羲之既然对他倾倒而与之交游，在思想感情上自有交融相通之处，因此，可以更确切地说，羲之的思想是儒、释、道三者的混合物。”

王羲之出身于孝道之家，长于官宦之族，自小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执政理念上，王羲之更赞成儒家的勤政爱民，对清谈务虚持否定态度。诸葛恢是崇尚儒家旧道的，其家风严守儒家之道。他生前无论如何不肯把女儿嫁给谢家，尽管当时谢家已经是东晋显贵。待其亡，还是与谢家结为婚姻，王羲之前往谢家看新妇:“犹有恢之遗法，威仪端详，容服光整。王叹曰:‘我在遣女裁得尔耳！

他对诸葛恢家的遗风深为感叹，可以想见其内心深处的儒家法度的情结。道家思想对王羲之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他的家族世奉五斗米道，爱好服食养性，以为服食可以得道，可以延年益寿。到了晚年更是不远千里地到深山采集药石，服食从不间断。他还有巢父、许由之志:“刘真长（刘惔）为丹阳尹，许玄度（许询）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

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世说新语·言语》）显然，王羲之对两位名士的贪图物质享受甚为不满，而与轻物质重精神的上古贤士相通。他素无廊庙之志，更喜山水幽林。在自然中优游不倦，乐其所在。他自从辞官始，一直生活于乡间山林，告诉友人其乐无穷。这种彻底的自然之乐，只有老庄的意味相契。

王羲之接受释家思想影响当也有征。《世说新语·文学》有这样一段“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事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支道林对《庄子》的阐释明显具有释家的意味与思维方式，这是为哲学史家所公认的。王羲之对这样的阐释，一改素日轻视的态度，立即披襟解带，甚至是情不自禁地“留连不能已”！这样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支道林的文章辞采华茂，更重要的是他对以释阐玄的新理由衷地欣喜，可能深中其内心，可以说支理与其内在的佛性玄理高度地契合自此以后，王羲之与支道林过从甚密，经常一起游处。

王羲之佛教的“色空”观无论逻辑的严密还是思辨的玄妙，都胜过道家。所以，他认为精于佛理，就会看到《庄子》理论的不足，以为“诞漫如下言”。他以自己理解的道教教意与佛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有些小的差异，自然表明了这位信奉道教的教徒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他对于佛教“诚心终日，常在于此”，并旦旦而言:“足下试观其终！”自己对佛教的虔敬之心早已昭然。这段文字虽然简洁，还不很详细，但是王羲之对佛教的深刻认识与虔诚信奉，已经非常清楚了。

小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古今罕有其比。究其因，然与时代的风气相关，更与他以艺术为生命的人生观念和人格理想有关。他的书法风格显示了人格完美时代的名士风度，我们可以从其书法思想中见出他的人格风范，充分表现出书法艺术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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