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时期，谭嗣同法律思想的背后，是以什么样的思想作为支撑？

近代时期，谭嗣同法律思想的背后，是以什么样的思想作为支撑？

谭嗣同法律思想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多元的理论，传统民权观、启蒙思想、西方进化论甚至于佛教众生平等思想，都拿来为他的变法做理论支撑，投入其变法事业中。在《仁学·界说》第二十五条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

从这段文字可以总结出他法律思想的主要来源。 谭嗣同一生接触了非常多的知识，古今中外都有涉猎，但是受传统学说影响最为深刻，如在著述《仁学》时他就表明自己的学术由来：“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西学与佛教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才得以接触。这显示出谭嗣同认识的深刻性，因为传统内部的原动力更有打击力度。

这里的传统不是整个封建传统，可以分为多个部分：首先是传统思想如《周礼》之类，谭嗣同认为早期社会的政治观念才符合现实的需要，但是他并不一定真的复古，而是和当时很多维新人士一样的托古改制心理：为让正统古籍和圣人为变法护航，谭嗣同论证西学与《周礼》可暗合——“又况西法之博大精深，按之《周礼》，往往而合。”

此外他还喜读《墨子》、《庄子》等先秦思想之书，里面有一些朴素的“民贵君轻”的民权观，即先秦法家专制形成之前的民本思想资源，谭嗣同加以推广，如“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能暇治，于是公举一人为君。夫曰公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这话颠覆封建君本民末和君权神授观念，于实践有巨大的战斗意义。谭嗣同非常推崇“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孟子·尽心下》，“兼爱则人我如一”，就是谭嗣同谋求本阶级的“平等”地位，这是他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 其次，在老师教导下受明末启蒙思想影响。

谭嗣同以攻王船山的《船山遗书》为主，同时还较多地阅读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著作，里面的一些观点在谭嗣同后来的著作《仁学》中得以发扬光大。黄宗羲民本儒学之核心观点激发谭嗣同立志从根本变革封建专制政治，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和痛斥君主专制的思想，为谭嗣同所继承来发出冲决网罗的强烈呼声。 谭嗣同尤其将王船山的“道器观”加以改造，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道随着器发生变化时，作为道内容之一的法也应该发生变化，有力地论证了变法的历史必然性。还有许多“民主性”的思想给了谭嗣同很大的启示，谭嗣同认为船山先生的民权思想非常有意义。王船山的法律应该“趋时更新”、立法“必循天下之公”、反对君主“家天下”、主张分权分治等法律思想都被谭嗣同吸收和发扬光大，成为推行的重要法律政策。

王船山的民族主义学说谭嗣同毫不批判地接受过来，是他反清革命思想的直接来源，对谭嗣同法律思想上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良起着良好的作用。 再次，如康有为一样，谭嗣同也推崇“公羊学”。认为只有《公羊传》“托诸隐晦之辞，而弯曲虚渺，以著其意”含蓄地表达了孔子的“微言大义”。但是“先生（谭嗣同）并未完全接受公羊学说和传统的保皇思想，先生的思想更富于革命性……”谭嗣同将变法依据托之于孔子，前后有两种不同态度：1895 年所著《短书》体出尽变西法，“变法适所以复古”；在两年后的《仁学》里则说孔圣人“贵日新、反好古”。时隔两年孔子在谭嗣同的著作里有复古派变成维新派，都说明孔子一直都是他维新变法的一面旗帜。

谭嗣同这么分析的目的是以《公羊传》牵强附会地为资产阶级改良作宣传。 谭嗣同极力论证孔子本意是“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这是面对强大封建顽固敌人一种无奈的迂回战术。他宣称要尊最初的孔子，即富有创造性、主张“仁通”的孔子，而绝不是秦汉之后被歪扭的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孔子。为批判“好古论”为变法扫清障碍，谭嗣同极力论证孔子是“好古”的批判者：“（孔子）晚而道不行，掩涕于获麟，默知非变法不可，于是发愤作《春秋》，悉废古学而改今制，复何尝有好古之云云也？”谭嗣同以此说明自己承圣人之教诲的变法主张符合正理。此说不仅严厉打击传统纲常伦理学说，也为自己变法中兴民权、开议院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