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来，佛教在人性论问题上，大踏步地向中国儒家的性善论靠拢

自唐代来，佛教在人性论问题上，大踏步地向中国儒家的性善论靠拢

为去世的和尚所写的碑，称释碑，或称禅碑。柳宗元所写释碑，除《曹溪禅师碑》外，都是永州时作品，其中又多是为湖南衡山寺院的高僧所作。南岳衡山是南方佛教重地，寺院很多，柳宗元的朋友重巽本是衡山云峰寺法证和尚的徒弟，柳宗元本人是著名的文化人，又好与僧徒交游，亲近佛教，这就引起许多人都来请他撰写释碑。写碑文，免不了为碑主歌功颂德，柳宗元写释碑也是如此。

应重巽要求为法证和尚所写碑文中，说法证佛道非常高明，弟子有三千，信徒有五万；又说他苦苦修行，冬天不穿棉衣，饿了也不吃饱肚子，还率领大家推土伐木，建造佛庙、佛塔，如此等等。他写的另一些释碑，大都也是这样替碑主说好话。这些碑主都是高僧，在佛教界是领袖人物，社会上有地位，与政界高官有来往，为这样的高僧歌功颂德，当然也是为佛教张目，十分有利于佛教扩大影响。那些去世的高僧，柳宗元都未见过，只是根据立碑人的介绍来写，所以在碑文中大多用转述语气。应别人请求为陌生人撰写碑文，作者只能遵从立碑人的意思，人云亦云，自己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这是常见的事。

有时候，柳宗元也会在碑文中发起议论来。恰好遇到一位一辈子最重视佛教戒律的碑主，人称“律和尚”，为适应碑主情况，柳宗元在碑文中大讲戒律的重要，还把佛教戒律与儒家礼法相提并论，看来是完全拥护戒律的。可是，读了他《戏题石门长老东轩》这首诗，知道他对佛教戒律其实并未看得多么神圣。由于碑文的内容应与碑主的情况相符合所以与作者的思想未必一致，碑文的体裁决定了这种特点。尽管如此，柳宗元还是愿意给僧徒树碑立传，在碑文中颂扬佛理，所讲佛教中话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多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佛教作宣传，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又是佛教本身所不能有的，这些都是实际情况。柳宗元所写释碑，最著名也最重要的是《曹溪禅师碑》。这碑文作于逝世前不久，此时他已离开永州任柳州刺史。

曹溪禅师是何人？就是慧能和尚。他是初盛唐时人，比柳宗元早生一百三十五年。在佛教史上，慧能是鼎鼎大名的改革派人物，他所创立的禅宗的正系南宗，是唐以后中国佛教中最大的宗派，此后禅宗不仅风靡全中国，而且远播海外日本、东南亚等地。所以，在今天的佛教界，慧能和尚也是无人不晓的人物。“曹溪”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市），慧能和尚传道于曹溪宝林寺三十余年。唐宪宗诏赠慧能“大鉴禅师”称号。因此，柳宗元又应别人之请，在慧能逝世一百零六年时写下这篇碑文。在此之前，盛唐诗人王维，已为慧能写过《六祖能禅师碑铭》。在《曹溪禅师碑》中，柳宗元对慧能的赞扬显得更为直率和热情。当时高僧都出身名门贵族，慧能在高僧中几乎是唯一出身微寒的人。在家时卖柴养母，出家做和尚后，一开始在寺院春米劈柴，做低级僧侣，所以柳宗元称赞他“始以能劳苦服役”。

慧能得到师传的衣钵以后成为宗六祖，但是为了躲避本教派中敌手的陷害，隐姓埋名十六年，才出来公开传道，创立了风行全国、远播海外的新教派。他生前传道活动主要在南方，去世后他的弟子取得了朝廷支持，从而把教派势力从南方扩展到北方。柳宗元在碑文中称慧能学说“今布天下，凡言禅者皆本曹溪”。他敏锐地觉察到，慧能的禅宗势力正在全国迅速扩大。慧能是前辈的宗教改革家，他的事迹不必靠别人介绍。慧能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宗教思想家，从对慧能宗教思想的评价中，可看出柳宗元自己的一些宗教观点。碑文介绍慧能的佛教思想，突出这样两点：一是“始而性善，终而性善”，意谓慧能是性善论者；二是“不假耕耘，本其静矣”，意谓慧能思想合于《礼记》所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慧能言行全都记载在《坛经》中。从《坛经》可以看出，慧能讲的全是佛教中话，怎能有“性善”之类中国儒家的语言？不过，他确有这种思想。柳宗元在此，是用儒家语言介绍慧能的思想，表明他站在“儒者”立场，重视的是慧能思想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的东西。

慧能佛教思想的中心是佛性说。他佛性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认为人人皆有佛性。慧能认为，人可分南北，而佛性无南北之分，人可分少数民族和华夏族，而佛性不论地区和民族，人人无差别，全都具有。由于人人皆有佛性，所以人人可能成佛。禅宗甚至认为，人无论有多大罪恶，放下居刀可立地成佛。柳宗元所说“始而性善，终而性善”，就是指这一点。慧能这种思想，与儒家早就讲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就一致起来了。印度传过来的佛教，本来没有这种性善说，而它的轮回报应之说，在本质上还是与性善说矛盾的。现在，慧能在佛教中大讲人人皆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其实是佛教在人性论问题上，大踏步地向中国儒家的性善论靠拢。

就慧能来说，他的佛教思想至少还应有顿悟成佛这个内容。刘禹锡继柳宗元之后写的《曹溪禅师第二碑》中，就讲了慧能的“顿门”（顿悟法门）。柳宗元撇开宗教色彩特别重的顿悟这一点，强调性善和虚静。他作这样介绍，意在肯定慧能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儒学相同相通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肯定佛教走与中国同化的道路；而佛教中以性善和虚静为基本内容的心性理论，又是儒学在自我改造中应该重视吸收的东西。柳宗元在这方面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宗教思想。当时的思想界，正处于儒、佛、道三教合流的过程中。三教合流的过程，对佛教来讲，就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同化的过程。佛教自汉传入中国，由于没有与中国同化，在忠、孝等观念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抵触很大。因此在以后的数百年间，虽然谁也无法把它禁绝，可是它也不易站住脚跟。在慧能之前，天台宗、华严宗等教派，都已做了有关佛教中国化的许多工作，但慧能是在这方面取得最大成功的一个人。宗教改革家慧能创立的禅宗，已经与印度佛教大不相同。

禅宗把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适应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观念，成为中国僧人的一种独创。它在强调人人有佛性的同时，又呵祖骂佛，不承认佛国的权威和佛的至上性；在突出人的内心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中，破除了佛国极乐世界和现实世界、出世世界和世俗世界的界限，从而使佛教带有某种平等性和平民色彩。因此，慧能的禅宗很快风全中国，又传播到其他国家。宋代以后中国的佛教，几乎可说是禅宗的天下。而柳宗元在唐代，通过赞扬慧能，肯定了佛教走与中国同化的道路，是符合宗教历史必然性的。慧能的禅宗，从思想上看是更加彻底的唯心主义，从政治上看无非是向人们廉价出售进人天堂的门票，既有利于社会安定，又具有广泛的麻醉作用。柳宗元在反对天命鬼神等迷信思想时，表现出清醒而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但对佛教迷信却置若罔闻，对佛教唯心主义也不置一词。总的看来，柳宗元缺乏用认识论的观点去探究佛教的唯心主义本质，又过于重视在政治上利用佛教，因面忽略了佛教可能有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