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若舟：达尔文的生物学错误

赵若舟：达尔文的生物学错误

1.达尔文的错误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已经有146年了，虽然我们现在的人不能要求一个科学家在146年前不犯错误。但认识到这种错误却可以让我们以后在科学上少犯错误。
达尔文有好多种错误，如：他同意拉马克所说获得性状遗传作为一个法则。现在看来那咱获得性遗传对生物的进化并不重要。再有，达尔文强调物种形成的渐变方式，否定质变的可能，他多次引用的“自然界没有飞跃”的观点是很偏面的。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生物进化中既存在量变，更存在质变。而质变则有可能是物种形成的主要方式。
达尔文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把生物进化的单位确定为个体而不是种群。现代进化理论则确定了生物真正的进化的单位是种群而不是个体。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概括也四点：1.过度生殖；2.生存斗争；3.适者生存；4.遗传与变异。其中他把生存斗争看成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分为三类：种内斗争；种间斗争；与无机环境的斗争。
生存斗争一词的使用的确连他本也认为不太合适，所以用了“当作广义用的生存斗争这一名词”。现在看来这一词的使用已经不是不合适，而是错误的了。
同种生物食性和生存空间相同，竞争应最激烈。事实上绝大多数种内斗争是温和的。狼为了争夺食物常常争斗，但胜利的狼一般不会把失败者咬死。失败者也绝不逞强，而是把自已最薄弱的部位暴露给对方，胜利者得到食物就中止了。狮子常常为了领地和配偶发生竞争，但真枪真刀打的情况很少，而是用吼声和长长的鬃毛恐吓对方。因为两狮相斗，必是一死一伤。野生的狮子如果牙或是爪出了问题是很难存活的。
种内相残现象在生物界是很少见的。这说明自然不仅选择生存斗争中的胜利者，同样选择那些对同种个体具有同情心的物种。可以想象一个相互残杀的物种在没有恶劣的自然环境选择之前就已经死的差不多了。这样的物种可能在地球上生存吗？
相反，种内互助却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我不必说社会性昆虫的协作，也不必说哺乳动物家庭内的雌雄分工为了它们的后代而合作。单说食肉动物，如狼群和狮群的合作捕猎，食草动物野牛群对捕食者的合作防御也是十分普遍的事。
对于种间竞争，如果一方能迅速致对方于死地这自然是最佳结果。

可是事实上如果双方长期对峙，可能对谁都没有利。所以，许多生物都可以有效避免种间竞争。生活在同一森林的鸣禽就尽可能的占据不同的生态位，而避免种间竞争。在空间上，许多生物群落都呈现分层现象，从而占用不同的空间，有效避免相互的竞争。
再有捕食和寄生关系是不能算作竞争关系的。而达尔文则将它们也归入了他的广义的竞争的范围。寄生可以看做是生物合作的前奏，内共生学说则认为，真核细胞的线粒体和叶绿体分别是好氧菌和蓝藻侵入真核细胞中而形成的共生体。而寄生则是共生的前奏。聪明的寄生者只有和寄主和平共处甚至是为寄主服务才有更多的生存机会。否则，它必随着寄主的灭绝而灭绝。虽然这个合作的前奏是痛苦的传染病，仍应看作是自然的必然过程。人这样的复杂的哺乳动物其实就是多种生物的共生体。也可以说没有寄生就没有共生，没有共生就没有高等的生物，包括人。
捕食者和被食者则是协同进化的典范。1907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凯巴，40多万公顷的草原上，约有4000头黑尾鹿以该草原上的牧草为生，同时也有美洲狮和狼等捕食者同时存在，鹿群和捕食者保持动态平衡。后来为了发展鹿群而开始捕杀美洲狮和狼，鹿群的数量随着天敌减少而不断上升。到1918年鹿群达40，000头，开始出现草场过渡损耗的迹象。1924年捕食者几乎被捕杀殆尽，鹿群数量猛增到10万头左右，草场受到严重破坏，牧草无法满足供应。两个冬天后，鹿群数量下降至6万头左右，到1939年，鹿群仅剩下1万头左右。被食者为捕食者提供了食物，而捕食者总是捕食那些体弱多病的个体，从而使被捕食者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自然状态下，捕食者的捕食过多的过猎现象是很少发生。这也说明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外表的竞争其实存在着合作。
生物有能力和无机环境斗争吗？这个说法达尔文本人也觉得勉强。其实对于无机环境而言，生物更多的只能是被动的适应。当然，改造是有的，那就是全球的植物对大气和土壤的改变。但对于动物来讲战天斗地的事除了人，没有哪个物种能做得出来。动物对环境是以破坏为多，改善则很少。自然选择的胜利者就是能适应环境和保护好环境，那些破坏环境的物种是注定要灭绝的。有关这一点，恐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狭食性，很挑食，又很贪婪，食肠大。最终把自已的环境破坏的不成样子而走向灭绝。（恐龙灭绝的原因仍有争议。以上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
赵若舟：达尔文邪恶的错误之二
2.达尔文错误的后果
达尔文并没有看到在进化中生物的合作是多么的重要性，而把竞争的重要性片面的扩大了。他说：“因为同属的物种通常在习性和体质方面，并且永远在构造方面，是很相似的（虽然不是绝对如此），所以它们之间的斗争，一般要比异属的物种之间的斗争更为剧烈。”当然，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容易把它引用为人和人之间的竞争也更剧烈一些。同时，他把捕食、寄生等种间关系都扩大成竞争关系也是错误的。也并没有看到生物协同进化的实质。
在“生存斗争”的口号下，斯宾塞迫不急待地为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找到了科学依据。（据说斯宾塞在达尔文以前提出了他的理论。）而英国殖民主义者终于为他们的殖民侵略找到了借口。达尔文于是声名雀起。尼采则依此提出了他的反动的超人哲学。而希特勒则成为这一学说的实践者。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近现代的人类的灾难：殖民侵略、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和达尔文的这一错误有了关系。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没有达尔文，殖民侵略和两次世界大战也会发生的”。但历史不能假如，如果没有达尔文，可能会有人代替达尔文。如华莱士，他就与达尔文同时提出了一样的学说。但现在我们只能说事实。
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生存斗争”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样成立，而且更正确一点。那么四点就成了三点：1.过度生殖；2适者生存；3.遗传与变异。如果达尔文能就进化中的合作有更多的论述，学说曲解的可能性会更小一些。从现在的进化理论来讲，社会达尔文主义许多理论就占不住脚了。
如：种内竞争一般是温和的，非敌我性质的。那就可以推出殖民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剥削是违背科学原理的。动物对环境主要是适应和保护。那么产业革命对环境的破坏就是违背科学原理的。当然这样的进化论如果提出来，可能会不对资本主义的胃口，其提出者也就不可能出名。事实上是达尔文的错误符合了资本主义的胃口，这才是他的理论迅速走红的原因所在。尼采如果在中世纪或是在中国，百分之百的会被看成是疯子。事实，在他有生之年，他的哲学也无人问津。由于法西斯的需要，这样的疯子哲学却成国家哲学，一个疯子就这样变成了哲学家。这样看来，哲学家或多或少是政治家利用的工具。
当然，我们并不能用生物学的规律去解释社会规律，但要完全否定生物规律在人类社会中起作用，这仍然不是一个单简的问题。
在生物学上，我一直认为达尔文的贡献应在孟德尔之下，但其名声却在孟德尔之上，这和他的理论迎合的时势的需要是分不开的。当时，资产阶级正和封建神学在意识形态上做斗争，达尔文的理论就成最好的素材。如以科学要最好的应用数学为依据。这一点，孟德尔的遗传规律做到了，而且孟德尔是在完全不知道什么叫DNA的情况下预言了基因的存在。可孟德尔本人的科研成果一直不被人重视。其原因就是他的理论对资产阶级没有什么用。
在这一点上我一直为孟德尔鸣不平。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生物学中地位应该是在遗传规律之下才对。华莱士做为一年青学者，和达尔文同进提出了进化论，也说明进化论并没有了不起的。和物理学相比，孟德尔相当于牛顿，达尔文可以算是伽俐略，拉马克则可以算是哥白尼了。
孟德尔的遗传规律和达尔文的进化认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孟德尔的遗传规律可以指导育种和遗传病研究。而育种技术所有引起来的绿色革命则成功解决了人类的粮食问题，今天我们还在简接受着孟德尔的恩赐。而达尔文的进化论除战胜了神学特创论的错误以外，就是为殖民主义的侵略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为了反抗这种殖民侵略，亚非拉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为了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马克思主义领导无产阶级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中国人民和无产阶级受到达尔文简接的是这样的“恩赐”。
当然，达尔文本人道德仍是需要肯定的，他只是无意被人利用了。但他的无意错误仍是十分邪恶的。据说他晚年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学说被人利用了，但他却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达尔文主义一个必然结果，他也没有更充足的理由解释。如果简单说一句生物学规律不能适用于人类社会并不能说服人。
如果说希特勒和殖民主义者是杀人犯，那么斯宾塞和尼采就是教唆犯，达尔文怎么也算一个过失犯罪。对于达尔文和学术界来讲，这可能是一个小错误，我的指责仍有可能看作是对科学家的求全责备，但对人类来讲则是一个大错误。虽然，在资本主义贪婪的物欲的驱动下，人类这个错误不可能避免。
也许有人会说没有达尔文殖民侵略和世界大战也会发生。这一点我是认同的，强盗就是强盗，他不会因为没有借口就不杀人了。但有借口的强盗会正大光明杀人，并不以自已脸上还有血迹而羞耻，没有借口的强盗不免有点胆怯。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0多万战死的人儿阴魂未散。短短不到20几年，帝国主义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悲剧对二战几乎没有任何警示的作用。以致许多名将连续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
二战刚结束就进入了冷战，十分值得庆幸的是冷战没有变成热战。今年，是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60周年的时间。60年了，二战的伤是否还在痛？
但我们不要忘记一点，种族主义者提出的人类的进化问题还没有解决。多少年来科学主义的人工干预人类进化的想法并没有改变。我们知道：人工选择的许多家作物和家禽家畜优良品种，在自然界是很难成活的。那么人工选择下的人会是怎样的呢？人不能选择人，人只能接受自然的选择，而不是人的选择。不要企图当造物主，甚至是人本身的创造者。
这是大自然和两次世界大战对我们的警示。现在种族主义者和新纳粹主义者还在寻找着他们的超人梦。如果不彻底打破他们的梦，比二战更大的悲剧也许就要在这个星球上上演。这也就是我今天要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因。达尔文做为在殖民主义时期的伟人，仍是一个错误的时期的错误的伟人。在科学上的一个小错误，对人类而言却是一个大错误。我们该是认识这个错误的时侯了。我们不能看着在错误时期制造的一个偶像，在犯了如此巨大的过失错误之后还在科学的圣殿里享受者过分的荣誉。
我们要夺走这荣誉，以告诫未来的科学工作者：“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末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爱因斯坦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