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森和他的《藏传因明》

中华书局近刊“真如·因明学丛书”，除日本学者武邑尚邦两部旧作的译本外，我仅购置吕澂（1896-1989）《因明纲要》和王森（1912-1991）《藏传因明》两种。其中《藏传因明》还是罕见的错版书。主编妙灵法师为丛书所写“总序”有个严重错误，一直未能得到纠正。就是这句：“西藏学问僧，如释迦慧、慧作护、胜者、法胜、商羯罗难陀、寂护、智吉祥、律天、善护、胜友、宝作寂、宝金刚等著名因明学家又撰著大量注疏……”这个名单里都是印度学者，怎么成了“西藏学问僧”？

王森《藏传因明》所收文字，包含论文、讲义和译文三类。论文四篇，《藏传因明简史》（1-62页）、《因明》（63-75页）、《关于因明的一篇资料》（76-123页）和《玄奘法师所传之因明》（124-130页）。讲义一种，即《〈因明入正理论〉讲义》（131-190页），此前从未刊布。梵文作品汉译三种，法称造《正理滴论》（191-203页）、寂日（古印度胜论派学者）造《七句义论》（204-218页）和吉答利（胜怨，古印度晚期佛教因明学者）造《因真实论》（219-232页）。

全书最后是编者王澂（王森之女）、王杨所撰“后记”（233-239页），主要叙述王森生平，内容不出以前发表过的祝启源（王森的学生，1943-1998）的《王森先生传略》（《佛学研究》，2000年第九期，134-137页），王湛（也是王森之女）与王澂的《王森先生略传》（《世界宗教文化》，2000年第一期，22-24页）以及刘培育的《藏学家王森先生》（《学问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12-20页）等文范围。

王森传记补述

王森是梵藏佛教因明论典和西藏佛教史权威，本名瑞陞，曾用名森田、孑农，生于河北省安新县，家庭世代务农。中国现代研究西藏佛教和西藏语言的人，河北籍人士很多。除王森外，杰出人物尚有李安宅（迁安县人，1900-1985）、法尊法师（深县人，1902-1980）、王静如（深泽县人，1903-1990）、李荫庭（生年不详-1940，丰润县人）、张克强（张建木，武清县人，1917-1989）等人。

1931年，王森考入北大哲学系，1935年毕业后协助老师汤用彤搜集中国佛教史料，随德国印度学家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 1886-1982）习梵文，并受汤之托为李讲解《肇论》（李华德后来出版《肇论》英文译注本）。当时和王森一起学梵文的，还有哲学系的韩镜清，中文系的吴晓铃和中研院史语所的丁声树（吴晓铃：《我的第一位梵文老师李华德博士》，《吴晓铃文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68页）。1936年，王森入清华哲学系任助教，讲授印度六派哲学和因明。我曾在海王邨中国书店买到一册温特尼茨（Moriz Winternitz）《印度佛教文学史》日译本（中野义照、大佛卫共译，高楠顺次郎校补，1923年），为原清华学校图书馆藏书，书后借阅卡上留有王森的借阅记录。

抗战开始后，王森因家庭原因滞留北京，先后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菩提学会、私立中国佛教学院等处。在此期间，王森曾会勘《因明入正理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约十三四部经论的梵文原本和藏汉译本，为“弄清字形、字义、文法关系”，三语对照抄录。部分会勘成果以王孑农之名出版，即《佛教梵文读本》第一册和第二册（北京：中国佛教学院出版部，民国32年），编进“中国佛教学院丛书之四”。《读本》第一册收《般若心经》梵（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校印本）、藏（寺本婉雅《西藏语文法》附录校印本）、汉（唐智慧轮译本）三语对校本（第1-17页），《广本般若心经》译音（拉丁字转写）本（18-19页）及缪勒英译（20-22页），还有《佛说阿弥陀经》梵（缪勒校印本）、藏（原依池田澄达影印写本，后以寺本婉雅影印北京赤字版校改）、汉（鸠摩罗什译本）三语对校本。第二册收《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真实义品》梵、藏、汉三语对校本，并附《刊误表》。正文尾题“壬午仲冬病中写讫”，“壬午”即民国31年（1942年）。《读本》外间不易见到，我曾托友人隆藏法师（现任教于河南佛教学院）从法源寺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复印一套，后来友人王丁（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购得此书原本慷慨相赠。

关于王森研究梵藏佛典的因缘，“后记”解释说：“先生说，当时之所以下工夫研究上述梵藏文佛学原著，主要是认为《中论》讲缘生性定，定有一如，其中有独特的唯心辩证法，值得深入研究……”这段话来自祝启源《王森先生传略》，“定”字为“空”字之误，原文作“缘生性空，空有一如”。我怀疑王森之女王澂与王湛的名字也同因明有关，典出《翻译名义集》卷十三讲“定位现量”（佛家因明讲二量[量是知识标准、工具之义]，即现量和比量，现量又分定位、散心二种）的“定心澄（按：澄通澂）湛，境皆明证，故名现量。”

王森于1946年到北大东语系工作，其间曾助印度学者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校《俱舍论颂》梵文贝叶照相本，编出梵藏汉文索引。新中国成立后，王森于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8年进中科院学部（现在的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任研究员。因种种原因，他在1949年后仅出版专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一种，编写民族宫图书馆所藏梵文贝叶经目录，发表不多的论文和译文。1991年2月1日，王森在北京病逝。他精湛的学问在中国虽无真正的继承者，却不乏仰慕者。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的《藏学研究文选》，是专门祝贺王森从事藏学研究五十周年的。2009年由中国藏学中心出版的北京藏学研讨会梵文论坛（2008年10月13日-17日）论文集《中国梵文写本》（Sanskrit Manuscripts in China），也题献给王森。

《玄奘法师所传之因明》勘误

《玄奘法师所传之因明》（王湛、王澂《王森先生略传》引作《论玄奘新传之因明》）是1956年王森（受师觉月邀请）随团赴印参加纪念佛陀涅槃两千五百年大会时准备的论文，此前从未正式发表过。此文在录文上有不少错误。术语方面，如“识认论”（127页）应作“认识论”，“合和色”与“名言重习”（129页）应作“和合色”与“名言熏习”。书名方面，“《掌珍论》、《广百论》、《释论》、《成唯识论》”（130页）断句有误。“《广百论》、《释论》”是一部书，即护法造《广百论释论》（全名《大乘广百论释论》，是对提婆《广百论本》所造的注释书）。

断句错误最多的是下面一句：“他（按：指玄奘）的门下所作的注释书里，所精心阐释的如言生了义生了智生了等六因宗分体依三项将定编喻分体依为他比量又分自他共三，寄言简过的方式等，也都是侧重辩论或论证的形式方面。”（130页）“六因”指“言生”、“言了”、“义生”、“义了”、“智生”和“智了”这六种，王森略为“言生（言）了、义生（义）了、智生（智）了”。“编”为“遍”字（“因三相”之一“异品遍无性”的“遍”）之误。尝试重断如下（括号加字以畅其义）：“他的门下所作的注释书里，所精心阐释的如言生（言）了、义生（义）了、智生（智）了等六因，宗分体、依，（因）三相讲定（有）遍（无），喻分体、依，为他比量又分自、他、共三，寄言简过的方式等，也都是侧重辩论或论证的形式方面。”

《〈因明入正理论〉讲义》勘误

《〈因明入正理论〉讲义》是王森“1983年给研究生讲解《因明入正理论》的讲稿”，从字义和文法方面逐字解释梵本《因明入正理论》（参考了Dhruva、Mironov和宇井伯寿校印的三种梵本，以及称幢与合尊[即出家为僧的宋恭帝]先后翻译的两种藏译本），颇便于初学，为《藏传因明》一书精华所在。只可惜全文乃根据录音整理而成，整理者对梵文和因明似乎不够精熟，梵文拼写讹误尤多，若再版的话应请熟悉梵文的学者细校一遍。

因明义理部分的录文，错误也不少，这里只能简单说说。有些地方完全无法理解，比如这句：“当然，如果追溯到陈那以前，甚至世亲以前，那就不行了，因为那时是以讲Vadam Nyya七种书，Vadam是之间、之中、一部分。等到陈那作论时，就以Nyya为名，就是‘正理’，专讲七种书，专讲这个东西。”（133页）“七种书”怀疑整理者听错，王森原意似指《瑜伽师地论》卷十五、《显扬圣教论》卷十一和《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卷七提到的七种“因明处”（“处”“书”音近）或七种“轮轨抉择”。实际如何，还需细听录音。

再如关于“四种相违”的第二种“法差别相违”，第163页倒数第6行错录成“法自相相违”。第三种“有法自相相违”，第164页将所举印度六派哲学之一胜论学说中的“德”（梵文“求那”），全部误当成“业”（梵文“羯摩”），反之亦然。同段提到的“窥基曾在《胜宗十句义论》说胜论分为十八部”，以及“《大唐西域记》中，胜论的六句义是：实、德、业、同、同异、和合”（165页），都有错误。窥基“说胜论分为十八部”是在《因明入正理论疏》（“十八部中上首名战达罗，此云慧月，造《十句论》”），《胜宗十句义论》是印度胜论学者慧月所造、玄奘所译，并非窥基本人著作。提到胜论六句义的不是《大唐西域记》，而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胜论师立六句义，谓实、德、业、有[即同]、同异性、和合性”）。

“十种喻过”中，第一种“能立法不成”，第172页第十六、十七两行，“无常”都应作“常”。第三种“两俱不成”，第174页第二行，“有质碍性”应作“无质碍性”。第六种“所立不遣”，第176页第九行，梵文“质碍性故”一句，多写一个否定前缀“a”，结果意思变成相反的“无质碍性故”。第七种“能立不遣”所举例证，第176页第十六、二十一行的“业极”，应为“业报”之误。第九种“不离”（177-178页），录文本身似有严重失误，乃至释义完全错误，且将其与第八种“俱不遣”混为一谈了。对于梵文这种高度简括的古代语言，以及因明这样极为复杂的外来学问来说，多一字少一字都会严重影响整体的阅读和理解，更不用说错几个字了。据整理者说“此稿整理完成后，作者因体弱多病，未能审阅”，那么这些错误和问题，应该不能算在王森账下。

王森因各种原因未发表的作品，尚有“梵文汉译的《胜论经》，梵文古写本《七句义论》校注，《正理滴论》、《中论》、《辨中边论》（按：‘辨’应作‘辩’）梵藏汉文会勘，贝叶本《俱舍论颂》梵藏汉文索引，以及《正理滴论》梵汉对照索引等”。这些稿件所体现的工作，有些前人已经做过（如《辩中边论》梵藏汉文会勘），有些前人没有做过（如梵文古写本《七句义论》校注），从中国具体情况（比如我们没有《俱舍论颂》梵藏汉文索引以及《正理滴论》梵汉对照索引这样的工具书）以及王森本人精湛的学术水平（奥地利梵藏文唯识因明佛典权威Ernst Steinkellner对王森十分推崇）考虑，都值得认真整理出版。

据《藏传因明》“后记”说，王森“为了参考日文著作还自修了日语，译过日人著《梵文文法》”，并且翻译过汉纳（Herbert Bruce Hannah）的《藏语文言口语文法》（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和贝尔（Charles Alfred Bell）的《藏语口语语法》（Grammar of Colloquial Tibetan）。这些文法书不论出版与否（各种回忆文章交待不清），都应尽力搜寻一下。在梵藏因明论典研究这样极为国际化的学问中，王森毕竟是吕澂之后治学最精密、方法最严格的中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