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森林派的佛教史

1868-1910 暹罗国王朱拉隆宫Chulalongkor 开始划定疆土，成立一中央集权的暹罗国。统一语言, 以曼谷语言为国语, 地方民众必须接受老师、政府官员与曾在曼谷接受训练的僧侣，来教导此种语言。
1871-1949 阿姜曼 Ajan Man Phurithat
1888-1985 阿姜汶 Ajan Waen Sujinno、阿姜顿 Ajan Dun Atulo
1898-1977 阿姜范 Ajan Fan Ajaro
1902-1994 阿姜帖 Ajan Thet Thettrangsi
1907-1961 阿姜李 Ajan Li Thammartharo
1911-1996 阿姜拉 Ajan La Khempatato
1918-1992 阿姜查 Ajan Cha Phothiyan
1920-1980 阿姜撰 Ajan Juan Kulachettho
1922-1980 阿姜宛 Ajan Wan Uttamo19世纪初,在中央平原的暹罗族（Siameae）、东北的寮族（Lao）、北方的原族（Yuan）、西部边区与掸州为邻的掸族（Shan），与沿着柬埔寨东北边区、紧邻南方的吉蔑族（Khmer），还有分佈于中央平原与北部地区之间的蒙族（Mon），存在着不同型态的佛教，甚至在一个公国之中，王国与王国或村落与村落之间，宗教习俗皆有所不同。在东北的寮族，其佛教习俗不同于普安（Phuan）、拉瓦（Lawa）、宋（Song）、普泰（Phu Thai）与瑶族（Yau）。再者，在蒙族的传统裡，南喷省蒙族的宗教习俗，也不同于拉武里、堪布里、巴克雷特、巴吞他尼、暖武里或巴南等省。同样地，在原族的传统裡，清迈、清来、帕尧、南喷、南邦、难省与帕省地区的佛教习俗也各异。在这裡的每一个佛教传统，皆或多或少受到当地鬼神信仰形式，和早在十四世纪之前即已盛行的大乘与密教传统的影响。1830 曼谷出现了另一类型的佛教宗派，此教派的创始人，是三十三岁的暹罗王子—拉玛二世（Rama II）之子孟库（Mongkut）。孟库早期于暹罗佛教传统出家，孟库出家达二十七年之久，直到其胞弟身故才还俗。孟库出家六年之后，遇见一个位于曼谷河畔的蒙族寺院方丈，蒙族的严持戒律令他震慑，于是建立一个严持戒律的新教派—「法宗派」（Thammayut），意指奉行「法」的教派。在孟库的僧团裡，他强调巴利文的学习，特别是要精通戒律。为了持戒精严，孟库坚持在家信众必须履行一些必要的义务，诸如供养僧伽食物、清扫居住空间、洗涤僧衣与照料僧伽的公有物等。该宗派的僧众大多来自中上阶层的家庭，为了与曼谷寺院所见到的暹罗传统有所区隔，孟库改变了若干寺院的修行方式。他引进了新的僧袍穿着方式（一种蒙族遮覆双肩的着法）、新的出家仪式、新的巴利经典语言的发音、新的作息（包括日常课诵），与新的宗教节日，孟库坚称这一切改变是为了让法宗派更真实。
然而，依欬瑞•雷诺（Craig Reynolds）指出，此一新宗派事实上「引发怨愤、意见不和，造成纠纷，而非团结」。若非有王室的支持，法宗派势必无法持续下去，因为其引发曼谷寺院暹罗传统的抵制。孟库贬抑尊奉「大宗派」（Mahanikai）传统的僧侣，他认为大宗派是「沿袭旧制」的教派—意指这些僧侣与在家人，只是盲目地遵从父亲与祖父所传下的佛教。孟库同时极力主张，研习巴利经典与注释，比修习禅定更为重要。他相信真正的宗教，应是理性的教义与信仰，而轻视一切用来弘法的民间故事与寓言的传统，以及与佛法结合的当地文化。1851 孟库还俗为国王。现代佛教的创始者是孟库之子瓦契拉央（Wachirayan）王子，他是朱拉隆宫王同父异母的兄弟，也是曼谷布翁尼维（Wat Bowonniwet）寺的住持。瓦契拉央是一位巴利文学者，迫切希望巩固他认为已经走下坡的佛教，他认为以学术与戒律为主的法宗派，优于遵奉其它佛教常规与习俗的教派，瓦契拉央与孟库一样也称后者为「大宗派」。所以，主要座落于曼谷皇家寺院的法宗派与新设立的中央集权政府，两者间的关係密不可分，成为现代国教的典范。1902 通过的法桉，建立了一个以暹罗教会长老（由曼谷当局任命）为首的僧伽组织。先前自治、隶属于不同传承的佛教僧侣，如今都归于拥有标准经文与常规的暹罗宗教体制中的一部分, 现今的教制将原本无组织的僧伽，纳入平民政府的体制之下，僧伽与政府如今是平行的单位。瓦契拉央同时以他个人对巴利经典、注释与律藏的诠释为基础，成立一个僧伽教育系统，现代佛教奉瓦契拉央所印行的经典为权威法典。此系统至今仍沿用，所依据的是学位、考试与僧伽制度中的层级化。它将模范比丘界定为：严守戒律、精通瓦契拉央法典、以曼谷泰语教授、履行行政责任、遵守以曼谷习俗为基准的神圣节日与宗教仪式。1941 披汶（Phibun）政权时更名为泰国（Thailand）, 玛哈太寺的住持阿薑皮蒙昙与僧伽内政部长在一九四一年的「僧伽法桉」中，试图整合禅修与经典研习，将它们合而为一，以改革并複兴现代佛教。自从泰国成为现代国家后，曼谷政府一直将云游僧与村落僧视为目标。他们称头陀僧为流浪汉，企图以中央集权来管理各种佛教传统的僧侣，在曼谷菁英的眼中，实践苦修的头陀僧是毫无价值的。
1949 玛哈太寺的住持阿薑皮蒙昙从龙盖、孔敬、柯叻与乌汶等省，邀请当地传统的禅脩大师到玛哈太寺，指导比丘与沙弥修习奢摩他。1950年代, 禅修在都市佛教徒中建立起地位，大宗派高阶僧侣阿薑皮蒙昙（Phimon-tham），以曼谷的玛哈太寺（Wat Mahathat）为中心，开始全国性的禅修课程，并授予几位教授禅定的老师—包括一些头陀僧荣誉头衔。但不长久, 主因是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间，右翼军人及新政府的国家经济发展与闢林政策。1951 玛哈太寺的住持阿薑皮蒙昙建立毘婆舍那禅修中心, 推广襌修。
阿薑皮蒙昙的改革受到缅甸宗教复兴，以及行政院长乌努（U Nu） 对僧俗禅修的支持所影响。他觉得缅甸式的毘婆舍那禅法，对泰国的都市人来说，既简单又实用。
法宗派南方领袖邀请阿薑辛（Sing，阿姜曼的资深弟子）到南方的碧武里省，教导僧侣与在家信徒禅修。1952 阿薑皮蒙昙从东北送一位具有九级巴利文程度，名为玛哈求度央拿西提（Maha Chodok Yanasithi）的泰寮大宗派比丘，到缅甸修习毘婆舍那。当玛哈求度回到泰国时，也带回两位缅甸禅师（其中一位是他的指导者）到泰国来教授毘婆舍那。

1953-1960 玛哈求度一直在玛哈太寺禅修中心指导禅修。这项大宗派行政管理高僧的创举，引发了法宗派长老对该派禅僧的注意，并善用这些资源。1957 具有皇家头衔的「洛恰喀那大师」（Phra Racha Khana）赠予阿姜曼的三位弟子—阿薑辛、阿姜帖与阿姜李（Li）, 这是一九○二年建立僧伽官僚制度以来，法宗派长老首度将皇家头衔，赠予未接受过巴利文考试的僧侣。
阿姜曼的第一代弟子五十九岁的阿姜范，开始定居于沙功那空省帕那尼空县（Phanna Nikhom）的康穴隐居所（Kham Cave Hermitage），后来称为帕森康寺（Wat Pa Tham Kham），他在那裡停留了六年。
四十八岁的阿姜拉，定居于麦克打汗省的召卡小山丘隐居所（Jau Kau Hill Hermitage，即普召卡山寺（Wat Phu Jau Kau））。1958 阿姜撰出发去寻找适合隐居禅修的洞穴，阿姜撰过了四天没有食物的日子后，他决定走到卡慕族村，如他所预料的，卡慕族村民并不知道供养僧侣的习俗，阿姜撰教导他们，之后他们便定期供养。阿姜撰发现森林独居有助于他的禅修，因此他停留于珍树穴（Jan Tree Cave），次年，一位年老的八戒女（mae chi）、一位男性淨人与沙弥，来此与阿姜撰共度雨安居。由于卡慕族村民没有能力负担四人的饮食，阿姜撰决定靠水和野菜过日子。1959 四十岁的阿姜查，在乌汶省他出生村落旁的巴蓬（Phong Pond）森林裡，创立了森林寺。
阿姜夸（Khaw）在乌隆省建立中日鼓穴隐居所（Midday Drum Cave Hermitage）。
阿姜李在位于曼谷南方二十五公里的巴南省，建立了教导禅修的阿梭卡蓝寺（Wat Asokaram），于三年后的一九六一年逝世。1960 阿薑皮蒙昙遭到撤职，头衔被撤销，更身陷牢狱，在玛哈太寺的禅修中心也被拆除。至于两位缅甸来的禅师，一位回到缅甸，而另一位到春武里省的威维卡松（Wiwekasom）教导禅修。到底是什麽原因造成这次的瓦解？一九五○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使泰国产生根本社会性的改变，这个蜕变造成「森林僧团期」的结束。以反共律令来逮捕或拘留他们。阿薑皮蒙昙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而遭逮捕的另一原因，是他藉由禅修教育的推广，而致力于现代宗教改革。唯有理论与实修结合，才有可能证得阿罗汉果。1961 东北地区的百分之四十二（即泰国的百分之五十一）是森林，到了一九八八年只剩百分之十四了（整个泰国的百分之十九），如今剩下的更少了。1962 「新僧伽法桉」彷照一九○二年的「僧伽法桉」而重新制订僧伽职权，并赋予僧王无上的权力。在军事戒严之下，任何一位不顺从的僧侣—不论是城市僧、村落僧或森林僧，也不管其传承为何，都有被贴上共产党卷标的危险，也可能在不准保释或未经审判的情况下遭收押。
七十二岁的阿姜汶，住进清迈省湄庞山（Maipang Mountain）的寺院。1965 六十二岁的阿姜帖，定居于龙盖省的巨岩隐居所（Huge Rock Hermitage，后来成为希玛蓬寺（Wat Hinmakpeng）），并且在两年后开始建造寺院。1970年代, 泰国皇室开始在东北地区寻找法宗派的森林僧，皇室夫妇在一九七二年首度拜访阿姜范，并在一九七五年到阿姜宛的洞穴隐居所拜访他。政府称头陀僧为流浪汉。1988年11月，剥蚀丘陵区的大雨造成了大洪与山崩，淹没了许多南部的村庄，上百位居民因而丧生。这是曼谷政府第一次被迫面对森林无限制开发的后果，为了响应强烈的公共抗议，政府暂停国内的伐木行为，最后甚至全面禁止(3)。1989年6月, 僧侣普拉甲（Prajak）与四位从沙拉武里省邀请来的僧侣，举办了一场佛教剃度法会，以加持树木，使之神圣，他们恭敬地将像僧侣们身上穿的橘黄色衣，穿在森林裡每一株最老、最大的树上。普拉甲偶尔会参与监督的工作，伐木者为了要报复而恐吓僧侣，还对着静修场所开枪来激怒他；当地的政府官员也来拜访他，并要求他离开。在一切恐吓行动都失败后，政府官员向武里南省僧伽省长投诉，命令他离开，还要他还俗。1994年还俗, 僧猎十七年。因为多数的森林隐居所是大宗派。1987 大长老僧伽会下令，除了住在「合法」森林寺院之外的头陀僧，其它全部都要离开森林。所谓的「中央集权改革」，对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意义是不同的。对改革者而言，目标是将不同族群的僧伽纳归于曼谷的体制之下，使他们更趋近巴利圣典（由僧伽当局所诠释的巴利圣典），让国家脱离他们所认为的迷信，透过实施以曼谷为标准的经典、仪式与戒律，僧伽当局因此认为佛陀的教导是可以有单一的理解与诠释方式。在今天的泰国，不同的佛教行为会引起别人怀疑的眼光，这或许是因为学者与名作家—不论过去或现在，均主张外地的佛教常规是腐败与不纯正的。不同宗派的存在并不一定会使宗教恶化，也并不表示僧侣不够团结。当各宗派林立时，僧伽会彼此监督，也会尽力拥护他们自己的常规与原则，各宗派会力求自我革新，随着社会改变而改善，以免遭到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