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过是人生的驿站

去年春天到大连采访，酒店老总受我朋友之托安排我的住处，当然是免费的。我进门一看，吓了一跳：是一套三大间的豪华包房，房价是1888元。我连说换个普通间就行了，可老总说：现在是淡季，普通间总还是容易租出去，你就住下吧，总得有人住对不对?

盛情难却，我只好住下了。想想自己这大半生走了多少路，住了多少旅店，或者在多少亲朋好友家下榻过，可真是数不过来了。

记得我第一次住旅店是整整40年前，我大学毕业不久。那时我在《文艺报》社工作。我被派去重庆出差，任务是了解长篇小说《红岩》的成书过程。同行的是我的顶头上司沈女士，她是老作家张天翼的夫人。重庆市文联把我们安排在一座木结构的看样子很旧的招待所里，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全楼都听得见。时值10月，重庆的天气不冷不热，也没有雨雾。印象最深的还是重庆的饮食之美之便宜。招待所食堂里，几分钱一顿早餐，两毛钱一顿午餐，就蛮好了。老作家沙汀和《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宴请我们，一桌十来个人才花了20元，如今想来真叫人咋舌。印象深的还有旅店门口一个卖担担面的小摊，一毛钱一碗。我和张天翼夫人一人要了一碗，我边喊辣边说好吃。沈女士说，你再来一碗，小伙子嘛!于是我又要了一碗。谁想这第二碗作料少了许多，竟食之无味了。我抬眼看到那摊主老头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方明白他的狡猾：第一碗是吊你胃口，料你个书生不会吃第三碗，他便省一点作料了。

在那个招待所，沈女士住的是两人间，2元一晚;我住的是3人间，1.5元一晚;都没有卫生间。

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中档水平。文联接待的人开始不知道沈女士是张天翼夫人，沙汀老头恰恰是张天翼的老友，只见沙汀跟他们耳语了一阵，他们便马上要让我们住到什么交际处去。我们说住不了几天了，这儿办事情方便，坚持不换了。

斗转星移，谁想7年之后，我竟然住过4毛钱一晚的小店。那是我在湖北经过3年重体力劳动之后，在经过大轰大嗡大风大浪触及灵魂洗心革面之后，终于获得可以去庐山放松一下的5天假期。

约了两个同伴，从武汉坐江轮到九江，已是当晚10点。站在码头望去，这座名城当年竟没有几盏灯火。好不容易发现一家又旧又脏的旅店，就跟见到救星似的，今晚总算有个地方可以把自己放平了吧!可一问，没有空房间了。有通铺没有?连通铺都没有。旅店附近漆黑漆黑，怎么办?我们只好恳求服务员无论如何想想办法，凑合一夜。服务员说，那只好在走廊尽头给你们一张席子。我们一脸无奈又十分痛快：也只有这样了。于是一张草席，一个枕头，一条脏兮兮的被单。身下是两平方的矩形水泥地，头顶是嗡嗡盘旋的蚊子。一人收4毛钱。这便是我有生以来住过的最便宜的旅店。为了以后几天快乐的旅行，这点付出真是很值得的。

我一直以为我那4毛钱一夜是中国之最世界之最，没有人能比了。后来同奥地利一位华人朋友、浙江人鲁先生谈起，鲁先生说：你那不算最差的，我住过一晚两毛钱，几十个人的大通铺，理一次发才8分钱。想想也对，我那点“苦难”根本算不了什么。比起当右派劳改的呢?比起“文革”中的“牛棚”呢?

第二年我再去江西时，我已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我的同伴是资深编辑周明，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文坛基辛格的周明。我们的线路是南昌——吉安——赣州——瑞金——长汀再进入福建永安——三明——福州——厦门——漳州，再到广东汕头——广州。一个月中，光是在长途汽车上就颠簸了2000多公里。每到一站自然先急着找旅店，哪像今天一到站就有许多人拉你去旅店，那时是求爷爷告奶奶地找住处。政府招待所也罢，学校礼堂也罢，路边鸡毛小店也罢住了个够。那年我们的任务是沿途遍访业余作者，为筹备一家全国性文学刊物做准备。我们手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介绍信，住走廊的苦头倒是没有再尝过，偶尔还住过两天4元一晚带卫生间的宾馆——那是很奢侈了。为了旅途之夜有个放平身子的地方，磨嘴皮子遭白眼的情况也不止三回两回。你那一纸“人民文学”算老几?又不是中央文革军宣队。

可也有愉快的时候。在江西吉安的招待所里，我们被安排在四人间，虽然挤一点，出门就是洗漱间，还有蚊帐。我们很知足。妙的是同住的另外两位是分别从两个地方出差来的，大家萍水相逢，彼此没有戒心。一聊起来，四个人3年前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都遭受过关押，写过离奇古怪的逼供信。于是四人哈哈大笑，分明是难友分明是他乡遇故知，述说当年冤屈如饮醇酒，真是有点人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两天后，服务员要我和周明搬到带卫生间的双人间去，意思是你们从北京来，理当优先。我和周明一再拒绝：这儿挺好，不换了。我们其实是舍不得两位室友。

转眼之间，改革开放都快30年了，每年我都有几次长途出差或旅行的机会。我住过珠穆朗玛峰下登山队的帐篷，钻进鸭绒睡袋忍受高山缺氧和零下20度的室温;我住过塔克拉玛干边缘农垦人员干打垒的招待所，那粉白的土墙和干干净净的被子令我十分惬意，而那位服务员兼厨师要我这个北京来的12品芝麻官给中央递一封告状信又让我啼笑皆非;我曾同诗人李瑛、牛汉、谢冕等一起访问初创时代的深圳，三个人挤一间不大的屋子;我也曾在厦门华侨补校享受一人一大套间的殊荣。特别是近些年，中国几乎都是带“星”的饭店了，我甚至在广东惠州四星酒店的“豪华美景房”一住半个月，从十几元一杯的橙汁到近千元一道的“虾龙船”，一律签单了事——想来，这是我人生中最奢侈的旅行了。因为我想不可能有人请我去住总统套房，就这样我已经惶恐不安了。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5月我去德国明斯特市参加国际诗歌节，我和同行的山东诗人桑恒昌原以为怎么也会给我们两人安排一个“标准间”，岂知拿到钥匙进门，每人不过十平方米，一张床一个小桌一把椅子一个水龙头，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电视电话，卫生间在走廊那一头。一看便知是给过往学生住的廉价旅馆。两天后去老诗人邹荻帆和绿原的住处，有卫生间和电话，但也够不上标准间的水平。我忽然想到我访问匈牙利时我的匈牙利朋友卡尔玛·埃娃对我说过：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人那样招待客人的。于是我也便心安理得了。一个诗人，一个旅游者，不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吗?推而广之，什么委员部长省长，不也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吗?管你什么国家，你是总统自有总统级的接待，你是富豪就自己掏腰包住五星级酒店。

我们在明斯特过得很愉快，以后到小城斯威比斯哈尔，住28马克一晚的小旅馆，睡威廉时代摇摇晃晃的铜床，也优哉游哉。再以后10年，我作为团长带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西，在圣保罗的几天我住在并不宽裕的一位华侨艺术家的小阁楼上，朴素、简陋，却充满乡情和友情，令我回国之后诗兴大发。

说起来，一个人的要求和欲望是有极大的伸缩性的。只要不挨冻受饿，不染上梅毒艾滋病，住得豪华一点简朴一点又怎样呢?人的价值并不是由你住的房间的标价来决定的，更何况每个人最终的归宿都一样是一个尺把长宽的木盒，至多是一个小小的深坑。我还想到，无论是中国或世界，30多年前4毛钱一晚的地铺怕是不会有了，即便再有，它和1888元一晚的豪华套房一样，都不过是长长的人生之旅中的一个小小驿站，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