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利法师：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思想及其当代反思(四)

能利法师：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思想及其当代反思(四)

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思想及其当代反思(四)

三、僧制的革新与现代寺院管理反思

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说“我历来的主张，是要在寺院僧众制度的改进上做起”[1]当时，一方面北洋军阀政府提倡庙产兴学，使僧人们惶惶不安，因为政府把庙产一提，生活就没有着落。另一方面历史沿流已久的腐败僧制，僧人的制度受历史的影响形成家族制、法派制，丛林寺院违反僧团的十方公有制。所以大师为了佛教的发展而提出了教制与教产的革新。佛陀在世，以六和合精神为僧团共住原则，在古印度佛灭度后僧团的生活以托钵为主，僧人所拥有的财物极少，到佛教入中国后，初期因信众的乏少，可以说都是以“贫僧”为自居的。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被接受与信众的大量供养，寺院财产与僧人拥有物质渐多，在事实上产生出要进行寺院丛林的管理。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僧制仪轨”、隋唐之际的“丛林清规”，以及发展到当今的“共住规约”。在中国佛教史上，僧制与戒律并行，起着安僧护法的作用。然而当代佛教现状，既有别于印度佛教，也不同中国古代佛教，时空因缘的变换对佛教制度的建设有着更为迫切的要求。

太虚大师建僧思想按时间上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以早期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期的《僧制今论》、后期的《建僧大纲》和晚期的《菩萨学处讲要》为代表。太虚大师革新佛教初期，其满怀豪情，“乘此世界文明过渡之潮流，安知其不能化而为世界佛教之中兴与全盛时代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历史第为英雄之谱谍，宁不信哉！”[2]太虚大师对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的革命十分强烈，将佛教寺院化私为公的愿望非常迫切。1915年民国四年作《整理僧伽制度论》，对全国僧众、寺院数、分宗为寺都作了具体的说明。特别在整理制度品对教所、教团、教籍、教产、教规作了分论，其中心在于实行集产制度。到1930年大师作《建僧大纲》时，对前期的思想作了回顾与评判，认为虽然理论上很圆满，但由于时代的变化“但现在已颇见有不宜者”[3]到1940年，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对其早年僧制的思想论述道：“前议改建僧制之评判：对旧时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佛寺管理条例、支那内学院及大勇等主张返归佛世的律仪，都一一加以评判，因为这些办法，均思根据原有的僧寺制度而改设者，其中虽都有具体的理论办法，但在事实上、环境上，皆难以通行。”

尽管如此，大师对僧制的理论很难实施，其操作也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事物随着时间的变化也可能有一天自然实现大师的理想。太虚大师的学生惟贤老和尚2005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太虚大师思想及僧制建设研究》演讲中说：“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僧制今论》，再到《建僧大纲》，它是一步步的提高，一步步的升级。结合时代，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宏大的主张。我们今天的寺庙，实际上来讲，都要朝这个方向走，不然是走不通的。所以太虚大师的思想在那个时候是很先进的，登高望远，胸怀宽广。”

太虚大师在佛教僧制的建设中已然包括中国传统固有的丛林建设。目前中国的丛林制度也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形成的一种适合佛教僧人集休修行的管理制度。丛林中僧人是平等无差别的，平等的修行、平等的福利，其实仍是按六和之精神为原则的。但是丛林制度流传久矣，久则生弊，南怀瑾在《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中说：“‘法久弊深’，这是吾国传统的一句名言。尊为方外清高的丛林，历传久远，仍然跳不出这个法则。

因为丛林的制度，是天下一家的制度，其中绝对不能存私。但既要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结果，往往亲亲之情，会超过君师之义，所以便生出个人自我的私见。佛戒我执，教人要切实修到无我的境地。丛林戒为私，而且认为它是十方众生所共有的，所以通称为之十方丛林，因此僧众在丛林里，就不能随便收徒弟。即使勉强收了徒弟，这种师徒的关系，只能算是个人的行为，不能算作全寺的关系。如果住持和尚收了徒弟，也不能随便承受和尚的位置，后任的和尚，仍须要在十方高僧中，遴选接位。这样一来，从道理和法理来说，一点都不错，可是人毕竟还是人，站在人的感情行为上，慢慢的就有些行不通了。于是在十方丛林制度以外，渐渐的便有子孙丛林的建立，和庵堂小庙等的兴起。”[4]所以佛教十方的财产渐为个人占有，形成我执严重的世俗风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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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虚大师全书》之《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

[2] 《太虚大师全书》之《佛教史略》

[3] 《太虚大师全书》之《建僧大纲》

[4]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90期，大乘文化出版社出版，1980年，P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