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最后的刽子手-没事的时候吃斋念佛[组图]

湖南最后的刽子手:没事的时候吃斋念佛[组图]

民国刽子手。

清末刽子手。

1925年11月22日，刽子手邓海山为自己不能入善堂(旧时民间慈善机构)十分懊恼。有人说“他杀人数百，无入善之资格”，邓海山则回以“被杀之犯，系犯国法，与我何罪”，还是决意成为善堂中的一员。(1925年11月湖南《大公报》)

邓海山是否成功加入善堂尚未可知，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邓海山旧的刽子手身份，则必须经历新的死刑执行方式的考验。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国人开始注意人道主义的死刑执行方式，时人认为斩刑“极其残酷”“受刑之人感受无穷痛苦”“与人道相背驰，成野蛮举动”。

国人的讨论得到政府的回应，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规定“死刑需用枪毙”，其后分别在1924年的《司法公报》、1928年国民政府《暂定刑律》得到着重强调、重申。

直到1932年的《六法全书》，再次确立“死刑用枪毙”，枪毙遂成为主要的死刑执行方式。

尽管如此，邓海山那时“对于杀人职务，仍未肯解除”。从近百年死刑执行制度的变迁来看，邓海山们终究没能抵挡执行方式的人性化潮流，他们早已失业，活在后人的历史剧、小说、掌故之中。本报记者杨湘徽长沙报道

行刑前

向冬瓜上的划线砍去刀痕不偏不倚砍技方算到家

1925年，时年60多岁的邓海山在长沙县公署供职，民国成立后，湖南《大公报》说他就在长沙县充当刽子手，“历年以来，经手斩杀之盗犯，不下二三百名”。

相比之下，郴州人佟绍箕1921年后流落到湖南茶陵县衙，当了刽子手，1988年出版的《茶陵文史》登载的一篇回忆文章说，他在18岁时就拜过师傅了，“受过专门训练”，他显得更职业。

二人有着几乎相同的训练经验。邓海山临近行刑日期时，要做的一件事便是，磨刀。刽子手的鬼头大刀平时用布包着，容易生锈，为减少死者痛苦，行刑前必须磨刀。而且，“干这营生必须学会‘择颈之细处而砍之’”，这都需要真本事。佟绍箕平时训练时，先砍划在冬瓜上的横线，“随手砍断，要求达到离线不差丝毫，才算到家。夜晚，又练习砍‘香火’，即看准‘线香’的发光部分，随手一刀，不上不下地切准火炭头子”。

由于经历奇特，邓海山们成为沈从文《刽子手》小说“将爷”的原型，他在1927年的小说写道：“‘将爷’行刑前几天，天天在家练习如何下刀、回头等整趟动作流程，以免在刑场丢了丑，”“一个刽子手是容不得泼许多次汤才弄好的。”

行刑时

绕到死囚背后，趁其不注意瞄准后颈“咔嚓”砍去

1890年，在香港警察司任职的田尼注意到，清朝官府在香港九龙城外海滩上对几名海盗执行死刑时，从维多利亚湾到九龙的许多香港岛的居民赶来观看。

他在给香港总督的报告中描述说，“海滩上横躺着的是刚被砍下头颅的8具尸体，张大的眼睛茫然地朝向天空，尸体的后面站着同样数目的8个围观者”。田尼特别提到，行刑的刽子手是特地从福建请来的。

田尼描述的只是这一套砍头仪式的“末端”。在此之前，颇有一套排场。

处决死囚时，知事(后称县长)需在法堂前对他验明正身，当场捆绑后，“将事先写好死囚姓名的纸‘灵牌’由知事用朱笔朝姓名上勾一红杠，然后将‘灵牌’插在死囚背上，随即一阵吆喝解赴刑场。”同时，佟绍箕喝了壮胆酒守在刑场等候犯人。“死囚解到刑场，即令就地跪下，死囚的正前方，这时另有一个持刀者，状似伫立以待”，1988年出版的《茶陵文史》描述说，“这称为‘引刀’，让死者在生前一瞬间，防前不防后，分散注意力。”这时佟绍箕已经到了死囚的后背，用他平日里训练的砍瓜、砍香火技能，瞄准死囚的后颈，“咔嚓”一声，人头落地。

民国初期，文人小玉在《司门口缩影》里提到，长沙司门口曾有一段时间是刑场，有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在司门口被杀，“并且还把头颅挂在电杆上示众。后来刑场移到识字岭和曾家冲”。

刽子手们一技傍身，自然不缺收入来源。佟绍箕在下刀之前，有的死者家属因不忍心死者“身”“首”异处，请他在颈项上断筋留皮。“能这样，甘愿送给他一些好处。”此外，刽子手还能从县衙中领到报酬，湖南《大公报》说，邓海山“每斩犯一名，由公署赏洋四元”，每次办完差领到赏洋后，他便在长沙县警备队买肉共分而食，他还享有“例不派差”的特权。

而那位从福建赶到香港“斩首”的刽子手，想必会获得更为丰厚的报酬。

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