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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佛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总结

[心得体会] 发表时间:2019-06-13 18:49:53 作者: 阅读次数:

  一、吴越佛教的定位

  各位代表:大会组委会委托我对“吴越佛教与社会”研讨会的成果作一简短的总结。本次会议收到近七十篇论文,用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新鹰副所长在开幕式致词上的说法,可说是“异彩纷呈,美不胜收”。

  惟贤老法师在论文《道济禅师与吴越佛教》中,对吴越文化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古代吴越,包括长江南北。吴是江苏到长江中游的武汉、荆州;越是浙江延长到山东一部分。吴越文化,包括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文化。”这个地理定位,涵盖了我们通常所讲的江浙地区。从出席代表的地域来看,也超出了长三角区域。那么,如何给吴越佛教定位呢?我想是否可以用三条线索进行分析,同时也以此线索对这七十篇论文作一疏理。

  第一、佛教作为世界宗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中呈现波浪式的潮汐运动,表现为四个波次和三个特征。

  首先谈四波佛学。第一波是印度佛学,分南传、北传,把佛教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波是中国佛学,通过海陆二路传到中国。陆路是由西向东,再由北向南;海路是从南向北,或者说从东向西。在这个东西南北的交流过程中,吴越地区处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经受东西南北各种文化的熏陶,各种佛学思潮相互融汇激荡。第三波是海东佛学,隋唐时期,佛教从中国传到日本、朝鲜等国,五代以后又反馈回中国。第四波是欧美佛学,进入更大范围内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近现中国佛教产生重大影响,刚才龚隽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即给我们介绍了欧美佛学研究方面的学术动态。

  这四个波次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从宗教传播角度看可概括为三个标志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传译,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首先体现在经典的传译。它经历了从印度到中国、从中国到日本、朝鲜,再到今天的欧美的过程。第二个特点是求法,它是由东向西到佛教的发源地和鼎盛区域主动求法,首先是中国高僧到印度求法,然后是朝鲜、日本僧人大量进入中国学习佛法。第三个特点是反哺,当我们中国屡遭法难,典籍毁失之后,曾经受到过我们文化馈赠的日本、朝鲜,又对我们进行了文化反哺。在上述四个波次中,无论是传译、求法,还是反哺,我们吴越佛教都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从康僧会、真谛、道元、圆仁、谛观,到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杨文会,吴越佛教为佛教的传播与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许多论文有很详尽的表述。

  第二、佛教进入中国,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受到三重关系的制约。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传播与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三重关系的制约。一是受政教关系的制约,对中国佛教影响至深的,像度牒制、僧官制以及对我们吴越佛教关系密切的灭佛事件、庙产兴学等事件。二是受佛教与其他宗教、特别是与儒教之间关系的制约,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与儒教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进入近代,则在更大范围内面临着与基督教的关系。三是受佛教与世俗社会关系的制约,出世间的佛法,在一个红尘滚滚的俗世中存在、发展,必然要和世俗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或顺或逆的关系。

  第三、佛教作为社会存在,从横剖面看,呈现为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圈。

  佛教最核心的是其超越的思想信仰层面,从宗教传播学的角度讲,它应该是从信仰层面进入到社会层面,再扩展到文化层面,获得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表现形式。但有时也有事与愿违的情况发生,它在发展过程中,停留在社会、文化层面,回归不了信仰核心层面。那么我们称它是宗教的边缘化或世俗化,形成“谈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的两难困境。中国佛教两千年的佛教文化背景,也就是六祖慧能所说的:悟则转法华,迷则法华转。把这个说法改变一下就是:悟则转世俗,迷则被世俗所转。

  二、会议研讨的十个门类

  按照上面所讲的三个线索,我们把这次会议论文归为十个门类,简述如下:

  一、吴越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中的地位。 这方面的文章有:张家诚的《“吴越佛教”辩名》,董平的《浙江佛教及其历史特点》,王仲尧的《吴越佛教与当代世界佛教》,吕建福的《南京佛教之传入与发展略述》。这些文章对吴越佛教的定位、特点,都作了非常精彩的辨析。董平的文章虽然谈的是浙江,亦可用来概述吴越佛教的特点。第一、多元发展,内容丰富;第二、胸襟开阔,含摄面广;第三、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第四、历史意识,文献汇萃;第五、对外交流,文化邦交。上述特点相当准确地描述出吴越佛教的特征,以及它在中国佛教中的位置。

  二、中外文化交流与佛教反哺。 本次会议讨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论文较多,主要集中在天台宗方面。有宋道发的《吴越王钱俶与宋代天台宗的复兴》、李廷佑的《谛观及其天台四教仪》、黄焘的《湖州佛教对外交流史初探》、张宏为的《五代宋初天台宗祖问题的再研讨》、章波娜的《中日曹洞禅者交流纪要》、沈仁岩的《四明尊者扶宗》和冯树芳的《天台宗观心法要》。在唐武宗和周世宗灭佛对中国佛教造成巨大破坏的大环境下,吴越王在吴越地区维持了佛教的一线命脉,对佛教文献的保存作出了非常难得的贡献。尽管如此,中国的佛教文献还是遭到了大量破坏,有赖朝鲜和日本的典籍反哺,促成了宋初的佛教复兴。许多论文对此展开热烈的讨论。

  三、国家与佛教的关系。 与第二个主题相关,有不少论文讨论王权与佛教的关系,这方面有隆德法师的《赞宁三教思想初探》,文章虽然讲三教关系,但重点谈佛法不违背王法,展示了赞宁论证佛教与王权关系的良苦用心。龚隽的《近代中国佛教与政治》、麻天祥的《庙产兴学中的吴越佛教》、方祖猷的《谛闲法师二三事》,也都是重点讨论政教关系的论文。

  四、禅净双修与教禅一致。 宋代以后,佛教内部走向禅净双修、禅教一致,与儒道教之间亦日益走向融合,亦为吴越佛教的一大特色。本次会议在这方面的论文最多也最为厚重,有杨曾文的《延寿禅教会通思想》,陈荣福的《永明延寿与中国佛教新结构的形式》,朱封鳌的《延寿〈宗镜录〉之天台修持思想》、高柏生的《永明大师绝待圆融的佛教思想文化与启示》、刘元春的《法眼宗精神简论》、吴忠伟的《宋代涅槃学中双游义》、纪华传的《中峰明本禅净融合观》、魏道儒的《契嵩及其儒释融合思想》、严耀中的《试论儒家对诸宗教的融和》、崔正森的《印光法师思想研究》、沈去疾的《印光法师和吴越佛教文化》、孔令宏的《论中国道教哲学与佛学关系》等。

  五、佛教与世俗化。 赖永海在《净慈道济与后期禅宗》一文中,以道济为个案,反映了宋以后佛教日益走向世俗化的趋势。文正义在宣读《解读济颠》时表达了与赖永海文章不同的看法,特别提出不能把文学与历史混同起来。宋以后随着市民意识的崛起,尤其是吴越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市井文化渗入到佛教。如何处理真俗之间的张力,惟贤法师在《道济禅师与吴越佛教文化》中引用济公临终时的一个偈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六十年来狼籍,东壁打倒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六十年来狼籍”,这是由俗显真,即对济公的放浪形骸,要把他理解为大隐隐于市,不能把他混同于俗人的那种趋炎附势。济公的归宿是回俗向真,“依旧水连天碧”。针对市井文化对吴越佛教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佛教界的代表人物,如永明延寿、孤山智圆,都是为了对治不讲经教、不讲修持的现状,捍卫佛教的神圣性,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陈永革的《论晚明吴越佛教复兴现象及其特质》、林克智的《莲池大师与云栖寺》、王公伟的《晚明佛教的危机与应对》、释一方的《浅谈蕅益大师对当代佛教的启示》、释来华的《蕅益大师台宗思想略探》、释圣凯的《慈云遵式的忏法实践》、释界崇的《试论沙弥受戒次第与内涵》、释觉恒的《受持大般涅槃,早证实相念佛》等文章,针对如何对治佛教世俗化问题,作了不同侧面的探讨。圣凯的文章探讨了天台宗的忏仪,同时也是为了对治当今经忏商品化的流弊。

  六、佛教伦理与当代文明重建。 佛教的伦理思想对当代世界的作用,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方面文章有:林国良的《从热点事件看佛教参与现代道德建设的基本立场》,董群的《论佛教伦理的基本特点》,姚卫群的《佛教等宗教派别的伦理思想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李明友的《论中国思想的价值》,罗颢的《佛教在现代社会所应负的使命》,邓子美的《追寻人间佛教思潮之源》。

  七、佛教宗派与因明研究。 本次会议对各个宗派,尤其是因明学,也提交了一批非常有份量的论文:有蔡日新的《永嘉玄觉的山居禅观》、释慧仁的《试论无相唯识与有相唯识理论差异及其实质》、周贵华的《瑜伽行派三大师唯识著述的流出分期》、胡晓光的《从唯识学角度看佛教心性义》、释刚晓的《蕅益因明的得失例举》、沈剑英的《敦煌藏经中唐净眼法师的二种因明写卷》、范观澜的《弘一大师与华严宗》等。

  八、观音研究。 关于观音的研究有三篇论文:李利安的《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古代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儒教文化的交往》、梁雄辉的《观世音菩萨娑婆众生之功德母》、韩秉方的《观音信仰与吴越佛教》。

  九、佛教文化艺术。 有张新鹰的《浙刊佛藏述略》,黄征的《敦煌草书卷写《大乘起信论述卷上》考订》,孙昌武的《南朝佛教史传的成就与意义》,宫哲兵《吴越之地的舍利文化》,黄夏年《七塔寺浦常法师的振兴佛教与佛教教育思想》,高燮初的《以文为主 以教为主——吴地佛教文化馆创办述略》,李小艳《浙江佛教艺术概论》,曾其海《天台遗则佛窟学之特色》,韩廷杰《寒山诗赏析》,周祝英《吴越佛教与五台山佛教文化交流》,赖天兵《元代飞来峰佛教雕刻造型与内容探讨》,鲍志成《高僧辩才》,悟真《白云深处 韬光胜景》,隆净《中天竺对于澄观的影响》,曹曙红《吴越佛教遗风与当代中天竺的发展》等。

  十、批判附法外道。 此类文章虽然只有刚才陈兵教授宣读的《莲池大师对邪外及迷信的批判》一篇,实际上这恰恰体现了吴越佛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在振兴佛教的努力中,不妥协地展开对邪魔外道的批判。据我所知,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台州佛教》就发表了许多批判附法外道的文章,当年陈兵教授以佛日的笔名批判外道邪教的文章,就是发表在《浙江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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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会议的特点

  最后,谈一点个人拜读这些论文后的感想。

  第一、这次会议佛教界展现了自身的实力。老一代的惟贤法师和沈仁岩居士,都是德高望重的教界老一辈学者。杭州佛学院年轻的师生,在这本论文集里占了很大比重,虽然有些文章看起来还比较稚嫩,但是它展现了我们佛教界后继有人。

  第二、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展现了不凡的功力,有些论文写得非常严谨厚重。

  第三、论文集的涵盖面非常广,以天台、禅宗、净土为主,同时也包括了唯识、华严等方面的研究。

  第四、许多作者在字里行间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为中国佛教的复兴,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精神,积极地献言献策。

  因为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由于水平有限,如果有所遗漏的话,还请大家原谅。最后,谨代表所有与会者,特别是学术界的代表,对杭州佛教协会、浙江大学中国思想研究所、杭州佛学院辛勤筹备这个会议,给我们提供各方面的关照,表示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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