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的若干思考

[心得体会] 发表时间：2019-06-13 18:55:02 作者：阅读次数:

　　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可以说是一步步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海峡两岸的佛教，无不以人间佛教为主要的发展方向。佛教在当代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间佛教”理念的推展，但从人间佛教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地方，本文即在这方面略做思考，以求教于方家。

　　一、佛陀本怀与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

　　佛陀创教的本怀是什么？佛教的根本宗旨和根本精神是什么？它与人间佛教的关系如粤？换言之，人间佛教是否合乎佛陀创教的本怀与佛教的根本精神？这实际上是反思人问佛教的理论和实践，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从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的提出到当代包括台湾佛光山在内的“人间佛教”的实际推展，这其实是秉承佛陀之本怀，以现实的人生为本位，以增进人间福祉为指向的佛教现代化运动，它是佛教界有识之士有感于自晚明以来整个中国佛教的衰败，为顺应现代社会与文化的急剧变化而作出的积极回应与自觉调整，同时也是对唐宋以来中国佛教人生化、入世化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我们对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中国化特色也不能给予过分的强调。说人间佛教具有中国特色，这本身并没有错，笔者也曾专门撰文论述过这个问题。1 而且从佛教在中国发晕的实际历程来看，中国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倾向由来己久，它构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隋唐佛教宗派理论的核心是心性论，心性论既是本体论，更是人生论，它在对宇宙人生的整体思考中重点探讨的就是主体的解脱问题。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强调每个人的自性白度，反对离开现实的社会人生来追求解脱，并通过突出自我主体而肯定了挑水搬柴、穿衣吃饭等每个人平常的真实生活及其意义 2 ，既反映了它深受传统文化重现世现生精神的影响，同时也为它自身入世影响社会生活打开了方便之门。中国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倾向，一方面是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和人生的需要所做出的随机调整，另一方面也与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和基本精神密切相关。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具有一种关怀现实人生的入世精神和现实主义品格，因此，本质上追求出世解脱的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日益获得了关注现实人生的品格，立足于“众生”(人及一切有情识的生物)的解脱而强调永超人生苦海的佛教在中国则更突出了“人”的问题。宋明以后，中国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倾向表现得更加充分，“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3 成为佛教界的普遍共识，憨山德清甚至提出了“舍人道无以立佛法”的说法，并明确地说，这里“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民生日用之常也”。4 主张“出世”的佛教在中国终于面向人生，依“人道”而立“佛法”了。近现代复兴的中国佛教更是一步步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台港兴起的新型佛教团体和佛教文化事业，均以面向现代社会和人生为主要特征，中国大陆的佛教目前也正在大力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以期自利利他，实现人间净土。这样，“出世不离入世”、“入世以求出世”不仅在中国佛教理论上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肯定，而且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具体实践。

　　但是，笔者近年来也开始感到，对于佛教的人间性以及人间佛教的中国特色，也不能片面地加以强调，否则就容易产生两个问题：其一是佛教的中国化与普世性的问题，其二是佛教的出世解脱与入世化人生化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更多地关涉到上面提到的人间佛教是否合乎佛陀本怀这一理论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则更多地与人间佛教的推展这一实践相关。当然，这两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

　　笔者一向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出世的宗教，其根本宗旨是把人从现实的“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佛教的全部理论学说都可说是在论证解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重心都在于说明万法无常，缘起无我，从而揭示人生痛苦的本质及其原因，并为人们指出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涅巢解脱的途径与修行方法。这一点对于佛教而言，应该是根本性的，确定无疑的。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佛教基于“人生皆苦”的价值判断而提出的超脱生死轮回的解脱理想，其本身就表达了佛教对人间苦难人生的悲悯以及对永超苦海之极乐世界的向往，透露出了对人生永恒幸福的一种追求。佛教以“缘起”和“无我”作为其全部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础，通过否定神意和神创说而大力倡导“众生平等观”，强调种姓并不体现神的意志，不应以人的出身而应以人的德行来划分人的社会等级，这种否定神本、确立人本的众生平等观充分体现了佛陀关怀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情怀，在当时，这也是为最大多数人争取在现实社会中平等生存之权利的根本之举。同时。佛教又通过对“自作自受”的“业报轮回”的强调而将人们引向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实践，鼓励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美好的人生，虽然佛教将人生由“现世”而延长为包括过去与未来的“三世”，但这正是佛教关怀人和人生的独特性，这种理论不仅蕴含着劝人向善、积极进取的精神，有助于确立现实社会中每个人的道德责任感，而且其本身就表达了佛教的某种人间性和佛陀对社会人生的关怀。对此，星云大师曾明确地说：“追本溯源，人间佛教就是佛陀之教，是佛陀专为人而说法的宗教。”5 这一点，也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佛陀创教的本怀就是对人的关怀。

　　正因为如此，佛教的出世解脱，并不绝对地排斥入世，相反，鼓励人在人间修行而实现解脱。佛陀曾说：“比丘当知，三十三天著于五欲，彼以人问为善趣，……所以然者，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6 佛陀还举自己为例说：“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问，于人间得佛。”7 因此，大乘佛教时期，进一步发展出了“唯心净土”说和“生死与涅巢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等基本精神，从而更好地沟通了佛教的出世理想与人间现实生活的联系，既为佛法常住人间、化导世间提供了契机，也为建立人间佛教、人间佛国净土提供了依据。中国佛教正是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人生佛教的精神，走上的也正是人间佛教的道路。

　　但是，中国佛教的入世化倾向并不影响它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种讲求“出世”的宗教，因为它毕竟不是以入世为最终目的，而是视入世为方便法门，以出世解脱为旨归的。中国大乘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倾向，从佛教自身的发展来说，是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大乘佛教的“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等思想为佛法与世间法的沟通提供了可能，而中国佛教则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佛教所倡导的“出世不离入世”实际上也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表现。

　　也正因为此，笔者近年来特别强调，在指出中国佛教“出世不离入世”之特色的同时，不应忘记加上“入世以求出世”。完整地表达中国佛教特色的，应该是“出世不离入世”、“入世以求出世”。这既体现了佛陀创教的本怀，也更全面地揭示了中国佛教的重要特点。而这也应该成为“人间佛教”之理论与实践的根本或基础。唯有如此，人间佛教才能沿着佛陀教诲的正确轨道不断向前推进。也唯有如此，中国佛教的普世性和普世价值才不至于被佛教的中国化所淹没或掩盖。佛教的中国化不应被片面地理解，佛教的根本宗旨和根本精神不应在人间佛教的推展中被忽视。

　　二、契机契理与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

　　上面提到的佛教中国化与普世性，中国佛教的出世与入世，都是事关人间佛教是否契合佛陀本怀和佛法根本精神的大事。这里试以佛教的契机契理来进一步加以说明之。

　　早年太虚大师在首倡“人生佛教”时，就曾提出了“契理”、“契机”的两大原则，他认为，“非契真理则失佛学之体；非协时机则失佛学之用”，而所谓“真理，即佛陀所究竟圆满觉知之‘宇宙万有真相’；时机，乃一方域、一时代、一生类、一民族各别之心习或思想文化。”8 强调应该“依佛法契理契机原则，以佛法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应该“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9 。虽然限于当时的情况，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运动最后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但他概括出的“人生佛教”的契理契机性原则，对我们今天讨论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根据契理的原则，那么，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从根本上说，都必须合乎佛法的根本道理，契合佛法的根本精神，如果违背了这一条，那将不成其为佛教。而在契理的同时还必须契机，所谓契机，那就是要随顺时代的变化和大众的不同需要而不断地更新发展自己，并应机接物，方便施教。笔者曾提出，契理和契机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偏废，更不可将之对立起来。从历史上看，佛教正是在契理的同时又能契机，才保持了它持久的生命力，从而从印度传到中国，从亚洲传到世界，并从古代走向了现代10 。在当前，人间佛教也需要从契理和契机两个方面进一步为自身的发展寻找理论依据，并真正在实践上依此原则而行。

　　但是，虽然就一般而言，人们对契理契机的原则基本都是认同的，但在实际中却有时会不自觉地将它们对立起来。如果过分强调“契理”而排斥佛教的改革、变革或佛教的中国化，或过分调“契机”的“变”而忽视了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根本上的一致，那么，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而在讨论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时，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能在强调佛教的中国化或人间佛教的入世性时，而忽视了佛教出世解脱的根本宗旨以及中国佛教契合佛陀本怀的普世性意义和价值。因此，契理契机的原则如何在人问佛教的进一步展开中得到实际的贯彻，这在当前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然而，笔者也注意到，从总体上看，在当前有关“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中，与契机性的被强调相比，其契理性似乎略显不足。现世化的过分强调是否会遮蔽向上的宗教维度，神圣与世俗之间是否会失去动态的平衡，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传统的佛教在现代社会中要生存发展，必须与时俱进，面向未来，人间佛教的推展，体现的正是这一点。但需要强调的是，人间佛教，依然是佛法而不是世间学，因为它契证的是佛陀之本怀，如果遮蔽了其向上的维度，则将与一般的世间学如儒学等无异，那么佛教的独特价值也就难以得到彰显和发挥。如果将“人间佛教”的入世化简单地比同于儒学的入世或以儒学化说明之，那是不合适的。从全球各大宗教的普世化运动来看，保持基本教义的真实性与延续性同样也为有识之士所坚持。如以号召将新约信息“去神话化”(demythologization)著称的布尔特曼(R．Bultmann)，在将几乎所有的新约神话从人们易于理解的实存上加以解释的同时，依然坚持上帝在基督福音中的决定性拯救是基督信仰的原始基石。正是这一点确保了他是一个基督神学家，而非普通意义上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者。作为全球宗教普世化运动的一分子，“人间佛教”在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作出适应性调整的同时，还承当着敞明佛陀本怀、延续佛陀慧命的使命。这一点，对于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三、佛教的未来发展与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

　　人间佛教的提倡与推行，有其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动因。我们并不能隔断我们本来就置身于其中的佛教传统，在不同的传统中，“人间佛教”也许就有不同的形态，而这种种不同形态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传统本身，所以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本土化，例如佛教的中国化，其本身就表现了佛教“契机”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人间佛教的契理性原则所要契证的乃是佛陀之本怀，若完全以民族本位来淡化甚而消解人间佛教的契理性，对于传统佛教的转型显然也是不利的，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如何在契机的同时处理好与契理的关系，仍然是我们延续佛教慧命、推展人间佛教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这方面，太虚法师当年的说法仍然对我们深有启发。太虚法师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曾对什么是人间佛教作了这样的说明：“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人间佛教，并非人离去世界，或做神奇鬼怪非人的事。即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间佛教，为人人可走的坦路以成为现世界转变中的光明大道，领导世间的人类改善向上进步。”他还进一步提出，“若要佛真精神表现出来，须将神圣等等的烟幕揭破，然后才可见到发达人生的佛教真相”11。这就是说，发达人生是佛教的真相，只有可以“发达人生”而不是远离人生或脱离人生的才是佛教的真精神。这是太虚法师有鉴于当时佛教的现实情况而发出的呼吁，要求佛教依佛法契理契机的原则，为适应新时代新潮流而革除旧佛教专言死后或鬼神之事、远离社会现实的弊端，以佛教的真精神面向社会，服务于人生。太虚认为，这是新时代对佛教的要求，佛教应该努力地去加以适应，他据此而提出了他的革新佛教的主张，强调应该“依佛法契理契机原则，以佛法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应该“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把握佛教中心思想，去适应时机、融摄文化和适应新时代新潮流，去发扬宏通佛法”12。

　　正是从契理契机的原则出发，太虚法师在提倡人间佛教的同时，又强调了要在人生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依佛的教法去信、解、行、证，以超越生死苦海的厄难。他曾指出：“我们毕竟是人世间的人，……所以我们要继续培修福业，而同时对于父母要孝顺恭敬奉养。……你的生命完全倚靠社会大众的能力来维持资养，所以，你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若无国家，不但外患无法抵御，国内人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生活也没有安宁。……所以……大家要以爱国心为前提，……一致奋起建设光荣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出了“培本报恩”、“服务社会”和“建设国家”三项要求之后，作为佛教徒的太虚大师又特别做了这样的强调：“不瞒你们说，如果前三种能够‘实践躬行’的做得到，也只是一个平庸的人，还没有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意义，也没有得到不虚生而为人的最高价值；所以，这里要说明进德修道的第四点。……要依佛的教法去信、解、行、证。不然，难于超越生死苦海的厄难。……所以，要进德修道，便须依佛而学，走上学佛的道路，……假若你要了解人生真义，免除人生道上的危险，应找这条道儿走，这就是要依佛的教法请明师指教去修行——归依三宝。依佛的法而行住坐卧不离，才有出离生死苦海之一日！”13 这就是说，既要能面向人生，服务社会，更要能“进德修道”，依佛法修习，这样才能达到“自他两利”、既做人又成佛。

　　从太虚法师关于人间佛教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问佛教”既关注“人间”，更强调“佛教”，如果说“人间”表达的是契机，那么“佛教”更多地就是要契理，若离开了“出离生死苦海”这一根本目标，那么佛教的人间事业就与一般的公益事业无异，佛教与其他宗教或理论学说的殊胜之处也就无从显现了。

　　太虚法师从契理契机原则出发对人间佛教的提倡，对我们今天讨论人问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人间佛教在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关于人间佛教在当代的推展，笔者曾撰文发表过一些初步的看法14。这里再想强调一点，即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贯彻上面太虚法师所说的“依佛法契理契机原则”，对于人间佛教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而理论是实践和先导，如何以理论为先导来推动人问佛教的健康发展，这对于人间佛教的未来发展而言，应该是当务之急。

　　从历史上看，佛教从创立之是始，就十分重视思想理论对修行实践的指导作用，例如佛教禅与外道禅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它是以“缘起无我”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强调通过禅定而悟“无常苦空不净”等真理以实现智慧解脱，同时禅修也需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所谓“正定”、“邪定”之区分正是由此而来。因此，人间佛教在未来的发展，加强对佛教教义理论的研究就十分必要，只有真正契入佛陀教义之“理”，才能使人间佛教更好地奠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应“机”而得到健康发展。若佛陀本怀隐晦未明，那么“人间佛教，，就将是无根的。同时，结合当代社会人生发展的需要，如何对人间佛教在当代与未来的推展做出理论说明，这同样十分重要。当年六祖惠能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盼特点，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以独特的“即心即佛”的心性论，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并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人间佛教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15 这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地借鉴和学习。

　　为了使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和实践在未来得到更好的发展，对“人间佛教”已经所走过的历程进行认真地回顾与总结，也将是十分有意义的。如果不算唐宋以来中国佛教的人生化、人间化倾向，就从太虚大师的正式提倡开始，“人间佛教”也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而佛光山等大力推进的人间佛教实践，也已有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在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不断总结过去，认真探讨未来，这是十分必要的。佛教在历史上曾依于“契理契机”的原则而保持着它持久的生命力，我们期待着今目的人间佛教继续沿着“契理契机”的原则在未来得到更好的发展，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更多的精神资粮！

　　注释：

　　1、请参见拙文《太虚近代佛教的革新运动及人间佛教的提倡》（载《佛学研究》1994年刊）、《略论人间佛教及其在当代的推展》（载《普门学报》第15期）、《（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特色及其历史影响》（载《2006年佛学研究论文集》，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6年版）等。

　　2、禅宗在充分肯定每个人的真实生活所透露出的生命的底蕴与意义的基础上，融思想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化求佛（修道）于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它所说的“佛性”主要是指“自心”或“自性”，是对人生实践之主体的一种肯定，它所说的“佛”实际上也就是指内外无著、来去自由的解脱“人”。

　　3《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七

　　4、《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四十五。

　　5、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蓝图》(一)，《普门学报》第五期，第3页。

　　6、《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六，《大正藏》第694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