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僧入魔：《聊斋志异》用反面手法弘扬佛教文化！

《聊斋志异》中有许多描写反面僧人形象的作品，他们或举止怪异，或破佛律仪，打着佛法的旗号招摇撞骗，更有一些恶僧，残害人民。蒲松龄写这些作品的目的是正本清源，弘扬佛教，而不是贬抑，对佛教徒的大加鞭挞，并不代表他反对佛教，而是对现实中出现的败坏佛法的行为的痛心。他站出来揭露这种行为，正是为了除其污垢，为了佛门的纯化和净化，恢复佛教本有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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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有些篇章描写较特异的佛教徒的言行举止，从佛教的观点看来，这些表现并不是什么可标举风流的禅，也不只是所谓的批判，而是一种警示，是对佛法修行过程中入魔现象的一种描写，警示修行者，莫入歧途。这类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篇目主要有《金世成》、《丐僧》。

《金世成》、《丐僧》两篇所写之僧，一个“类颠，啖不洁以为美”，一个“自剖其腹；以手入其内，理肠于道”，皆非常人之举，亦非佛教之正道。而他们这种行为在《楞严经》中作为定中不能悟者入魔道的表现而加以警示。

由《楞严经》经文观之，蒲松龄笔下的僧徒的怪异行为不是没有根据的，其写作目的也不是“批判”所能说明的。《金世成》中人物的表现正如经文中所述，“无端大我慢起”，自称为佛，“鬼心久入，或食屎尿与酒肉等”，而以为是佛所为。《丐僧》中类似自杀往生的行为也是为佛教所反对的。五戒之首乃“不杀生”之戒，含有禁止自杀之意。

一般而言，佛教虽视人生为苦、空、无常，然反对任何栽害生命之作法，而主张佛教徒应于有生之年，尽量求其善终以克取往生净土之道。作自杀恶业的业缘，而想得往生极乐之乐果，实使人难以相信。蒲松龄对这些误入歧途之人，批判之中，有着同情。

《西僧》篇则表明了有些人对佛法的肤浅误解，蒲松龄在善意的微讽中，暗示出自己的解悟之得，体现了其禅宗净土观念。正如但明伦所评：“佛在心头，能尽人心，即是佛心。必履其地以求之，是不能解佛所说义也。不往色，不住相，以法求，以音声求，且犹不可，况以遍地黄金而生慕心哉。”此例亦是对不能得佛法真昧者的规戒，其目的并不是否认西方净土的存在。

《番僧》写番僧为执事者展示神通。何评：“番僧所为，并非彼教中精妙处，宜和尚之不礼也。”此语中的，因为在佛法中，神通不是能得解脱道的主体，没有这些，也一样的可以得到究竟的解脱。所以，如偏重于求得“胜知见”，那就意味着纯正佛法的低落！可见蒲松龄对神通之术是不支持的，以至于作品中出现了许多以邪术害人的番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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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有损佛法的人和事。佛教的世俗化使各种外道的东西混入其中，戒律的松弛使一些僧众干出败坏佛法的事情。这一切使佛教蒙上了污垢，使佛法有益人心教化的作用大打折扣，素有正心思想的蒲松龄，也试图通过揭批佛门中的丑恶现象，以正佛法。

这类作品依据其内容可分成两类：

（1）以术乱世的僧人，对这类僧人的描写体现了蒲松龄的佛教倾向，清代比较流行的佛教门派中，只有密宗一派中有各种法术，其次，佛教在民间流传过程中也融进了一些道教法术、民间巫术。蒲松龄对这些所谓的术是持反对态度的。

在《蒲松龄集》卷十二中有三条反对邪术的“拟判”：《邪术》、《禁止师巫邪术》、《术士妄言祸福》。他在《邪术》中认为：“圣王立教，异端在所必攻……今某妖言诱众，诡术惑愚。转相牵引，患与张角相同；渐至猖狂，乱比黄巾尤甚。惟有司一获而即定罪，毋令游移；倘若辈自首而许从新，亦同招抚。”可见作者对邪术于国于民之危害认识很清楚，因此他对佛教中以术乱世的行为大加批判。

密教僧人在修行的实践中吸取了中国的传统阴阳五行学说，以及道教的成仙咒术，房中之术等许多道教的法术，蒲松龄笔下的恶僧形象大多出于此等有术之僧。《珠儿》写一个凶悍的化缘眇僧，他到李化家中，因李没满足他的要求，僧施法术迷杀了其爱子珠儿。此为咒术之用，诵咒旨在降灾于敌或为己除祸；具此杀人或延寿之奇术，称为咒术。

《药僧》中游方和尚卖房中丹药，一青年因服食过多而成为废物。《连城》“未几，女病。有西域头陀，自谓能疗；但须男子膺肉一钱，捣合药屑。”此药荒谬至极。《酒虫》“长山刘氏，体肥嗜饮。一番僧见之，谓其身有异疾，为其取出酒虫之后，体渐瘦，家亦日贫，后饮食至不能给。”名为治其病，其实害之。

就是术之正用，蒲松龄也有清醒的认识。《孙生》中老尼施术让一对成仇的夫妻琴瑟和谐，结尾异史氏曰：“移憎而爱，术不亦神哉！然能令人喜者，亦能令人怒，术人之神，正术人之可畏也。先哲云：‘六婆不入门。’有见矣夫!”术人之神，正术人之可畏，这正是作者的真知所在。

就是讽刺冥中开捐纳之科，他也扯上了僧术，《僧术》中僧某以贿冥中主者为黄生求脱白经。《番僧》写番僧为执事者展示神通，亦为作者所讥讽。他对于术的态度是倾向于否定批判的。

由上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佛教中术的态度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对佛教中吸纳了法术表示不支持，因为其祸害百姓，而且有损佛法声誉。其次是对本身就有法术的密教的态度，上面作品中“番僧”一词出现频率之高是明显的，有的即使没明说，其行为已证明其是密宗一派，如《珠儿》中的恶僧。

为什么作者把这些不光彩的事都加到了番僧头上？除了番僧与术有关外，我认为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民族意识。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的佛教，是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当十七世纪初起，已有喇嘛到关外传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内地的佛教，自雍正以后，禅宗一派，在丛林制度的庇荫下，其法统传承，有形式的保留，但实际上，已是一撅不振，只有净土宗还能保持昔日的阵容，在民间影响较大。

蒲松龄信奉汉地的佛教，而不是满清贵族所倡导的密教。在他眼中密教同统治者可能划了等号。净土宗等汉地佛教在民间劝化世人，有益于民心教化。而密教的番僧们则四处以术惑人，败坏佛法。其内心深处儒家的爱民思想，也使他对密教产生排斥心理，两种因素的结合，使他笔下的番僧大多不行好事，其行为是佛法的耻辱。

因此，对这些番僧的描写不能简单归为对佛教的贬抑，而是一种通过对比，弘扬汉地佛教，排斥异族宗教的一种思想表现，小说中道士的描写也是出于这种心理。汉地佛教与道教在其心中的地位与密教相比，是一样的。

（2）佛教流传过程中僧多必滥的现象在《聊斋志异》中的反映。蒲松龄对世俗僧人违背佛教戒律，追求“酒、色、财、气”的犯戒行为极为愤慨，他在小说中极尽揭露嘲讽，通过对这类败坏佛法的僧众的描写，来区别清净佛教与世俗僧人之间的关系。

《金和尚》中花天酒地、蓄妓纳妾的金和尚，《僧孽》中兴福寺一个博淫聚敛的俗僧。《布商》中，写一个打劫僧人被惩罚，《赌符》中大佛寺僧赌博，《豢蛇》中僧人用蛇作汤，《鸽异》的结尾善于逢迎的灵隐寺僧。真是一片乌烟瘴气，然而蒲松龄明显的倾向是将这一类人排斥于正统佛教之处，认为他们是“此一派也，两宗未有，六祖无传，可谓独辟法门者矣。”

通过对这些有损佛法教义的行为的描写，对佛教徒中的败坏佛法的行径加以批判，以寄托佛法昌明的愿望。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金和尚》。“金和尚，诸城人，父无赖，以数百钱誊子五莲山寺。少顽钝，不能肄清业，牧猪赴市，若佣保。后本师死，稍有遗金，卷怀离寺，作负贩去。饮羊、登垄，计最工。数年暴富，买田宅于水坡里。”对其显赫的声势，其徒出门之盛，结纳之盛，细细描绘。其死后，“寨帖吊唁，冠盖舆马塞道路。”反映了当时丛林中的腐败现象。表现出了作者对佛教现实状况的愤慨无奈。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已经荡然无存。

面对现实，怎不让人想起唐末禅宗盛行后，曾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百丈清规》，那“一日不耕，一日不食”的丛林古风湮没在世俗之风中。蒲松龄的心境可想而知。正如但明伦所评：“文以‘奇观哉’三字冷语结之，通篇字字皆成斧钺。为佛门护法，为世教防闲，功德不少。”《死僧》则对一不能参破佛法，而执着于世间财富，至死都不能忘的僧徒进行了讽刺。世人执迷不悟，而作为修行之人，亦是如此。不能不令人感叹佛法之衰微，以至佛门中人，亦不能生起精进勇猛之心，以至命丧犹不悟。

当然他笔下也有善僧。《画壁》中的老僧，《武技》中教习他武艺的老僧，《荷花三娘子》中助人驱狐的番僧，《金陵乙》中以符助人驱狐的僧人，《孙生》中老尼施术让一对成仇的夫妻琴瑟和谐等。而这些并不是他主要表现的内容。以清正之佛法来达到他“以神道设教”目的，婆心救世，是其追求的目标。因此，只有涤除佛教出现的污垢，还其本来面目，才能更好的教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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