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也可批判一下佛教”－一句没有参透的公案

　　美国天普大学宗教系史威德教授（Leonard Swidler），可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九九二年五月底他再次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并专门为我所主持的出家僧尼“佛学研究班”讲学，题目是已广为大陆学术界知晓的“宗教间的对话”。在欢迎他的晚宴上，我谈到“宗教对话”在我们学校早已从口号转入实践层面，并向他出示了学僧月澄于是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佛教，在对话中发展》一文，为该报连续十一天的《佛家弟子如是说》专栏的压轴之作。这是新一代佛教徒正式向社会公众对话，而白天则是他们与您这位元天主教学者的对话。他们进我们大学深造，亦可说是学术界与佛教界的对话，正如几年前我们举办“宗教干部专修科”，是与全国各地的政府宗教部门进行对话。这个时代是对话的时代，许多窒碍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得到解决。

　　谈到大陆宗教研究的情况，史威德教授同意许多学者的看法，即已从盲目的政治性批判转入较为理性的客观研究，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概论性的填补空白和实证性的资料积累上，要与国际上有深度的批判性研究接轨，恐怕还有俟时日。史威德教授问到中国学术界为什么不进行这种批判性的研究，我认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首先，这种纯学术的批判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多语种的文献学基础上，而我们连汉文佛经资料尚未覆盖各大学，研究队伍和研究工具都还处于筚路篮缕的草创阶段。其次，面对饱受摧残、百废待兴的佛教界，许多正直的学者也不忍心伤害佛教徒的宗教感情，就是过去写过一些激烈批佛文章的学者，现在也力图使自己的论著能为学、教两界所接受。与国外学者标榜纯学术的客观立场不同，大陆学者与佛教界处于一种唇亡齿寒、相依为命的格局。只有到佛教界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矗立在社会中时，完全客观独立的佛教学术研究才有可能。

　　一个外国人，也许永远无法理解这里面的奥妙。但浸润于这种文化环境的中国学者，对此却有著切肤的感受。十多年来，无论是佛教界，还是学术界，都出现了一批有相当功力的论著。但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因缺乏批判性的疏解，像蓝吉富先生在《当前华人佛教在教义与实践上的若干问题》（《二十世纪的中日佛教》，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10）一文所指出的困局，这里同样存在，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九八五年二、三月间，我带领六名大学生调查福建的佛教教育。在闽南佛学院，一位学僧告诉我们，福建有一位年轻法师，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把当地书店中郭朋先生的《隋唐佛教》买下来，当众烧了。虽然我们对郭书的观点并不为然，但此书在佛教界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却深深地震憾了我们。平心而论，在我求学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佛教论著并不多见，郭书和范文澜先生的《唐代佛教》等，都还是我们的主要参考书。撇开那些所谓“批判”的言词，书中列举的史实，引证的佛经，毕竟使我们多少了解到中国佛教的基本框架，特别是佛教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些“贴”上去的“批判”，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也不可能出版。

　　时代毕竟翻过了那荒诞的一页。所以，还在我读研究生时，师兄陈士强先生就说他再也不会在文章中违心地点缀几句“批判”佛教的话语了。从此他埋头在经籍的爬梳上，积八年之功，奉献出一部《佛典精解》。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一般都抱著既不谤佛，也不盲目护教的态度。如果主客观条件不允许做有深度的研究，那就干脆从事翻译和佛教史料的整理，反正二三十年的文化断层，也需要一大批愿做铺路石的人去填平。

　　那年我们结束在闽院的调查之前，我向自始至终协助我们活动的教务长梦参法师辞行，他以豁达、恢谐的口吻谈起他坎坷的前半生。并写了封介绍信，让我去找他的学生，当时在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帮忙的毅然法师和演莲法师，并由他们引荐，拜谒妙莲和圆拙两位上人。最后，他出其不意地对我说：“今后，你在上课、发表文章时，不妨也可批判一下佛教。”我问为什么，他笑笑，默然无语。留下一个公案让我去参。

　　这个公案我“参”到现在，还没有结论。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式的“批判”，在一九八五年，不敢说完全绝迹，但至少已失去了市场。我在闽院仅停留一星期，与闽院师生谈不上相知已深，但梦参法师应知道我不会作这样的“批判”。那么，将其排除后，无非是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为了稻粱之谋而权且方便，为适应环境而说些违心的话？有这个可能，但不需要。八十年代的宗教学术界，已经针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核心问题，在宗教理论上作了相当有深度的探讨。学术良心，学术操守，已越来越成为学者们自勉勉人的共识。学术环境是越来越向好的方面发展，即便不能完全说出真话，但至少有权保持沉默，不说假话。况且，中国佛教正是太讲“方便”、太讲“适应”，才造成现在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我们岂能滥用方便而造口业？

　　第二种，是让我们对佛教本身的弊病作出实事求是的批判吗？我想起一九八二年暑假为收集论文资料，到天台山参访，在中方广寺遇见北京中国佛学院教师白光法师。他提到陈士强先生当时刚发表的《论吉藏的佛学思想》一文，认为确实是读懂了佛经才写出来的文章，即使文章中有批判性的议论，佛教徒并不反感。佛教徒反感的是那种踞高临下，却连佛经都没读通的所谓“批判”文章。佛教是理性的宗教，是批判的宗教，它怎么会怕人家批判？佛教在其二千多年的发展中，本身不是没有弊病，但对这种弊病的批判，只有佛教徒才最有资格，也真正有效。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运动，印顺法师对佛教思想的疏理，就是充满著佛教大智大悲精神的自我批判。事实上，近年来以《闽南佛学院学报》为中心，一批中青年法师开始崛起，对佛教界自身的弊病作了相当有深度的批判。

　　第三种，是告诫我们学术界的年轻一代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吗？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政治上对佛教进行压制的负面影响日益减少；而经济上对佛教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日益上升。在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浮躁的短期行为也影响著学术界。坊间的佛教书是越来越多了，韩愈式的“批判”当然不多见，但浮光掠影、似是而非的庸俗之作却拥有相当市场。学者坐冷板凳写出的学术著作因无经济效益，很难找到出版场所，也就使人对是否值得终生坐冷板凳产生动摇。这未尝不是佛教界的不幸。即便如此，大陆学术界现正涌动著为学术而学术的潜流，要想在下世纪初成为主流，当然得经过一个大浪淘沙的痛苦过程。

　　对这个公案而言，上述三种可能性，也许都有一点，也许都不是。听说梦参法师已到海外，无法找他印证。故把这些“梦”中所“参”的心得写下来，望教内外大德，施以棒喝。

　　199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