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和莲池大师的往来

僧袾宏（1535—1615），杭州仁和人，俗姓沈，字佛慧，别号莲池，先业儒，后为僧，居杭州云栖寺三十余年，提倡禅、净双修。世称莲池大师或云栖袾宏，亦称云栖大师。

董其昌小莲池二十岁，他和莲池大师的结识应和冯梦祯有关。冯梦祯为紫柏真可和憨山德清在杭州处理具体宗教事务，也是莲池大师的在家弟子，在莲池大师的放生会中起着组织者的重要角色。当时的放生会，僧俗参加者达数万人，讽诵之声震动山川。

董其昌《高逸图》图轴，纸本，墨笔，纵：89.5cm,横：51.6cm，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冯梦祯，字开之，号具区，浙江嘉兴府秀水人。他是万历五年（1577）的会元，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后来遭弹劾，不再为官，隐居杭州。他擅长诗歌，勤写日记，留有《快雪堂日记》一部。

董其昌《林和靖诗意图》绢本，设色，纵：154.4厘米，横：64.2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万历二十年（1592），董其昌时年三十八岁，他为莲池大师书写《金刚经》，充分运用了钟、王、欧、虞、褚、颜等多种书法风格。据称，董其昌为荐其亡父母而书此经给莲池，莲池毕生珍藏。董其昌自述，“每有追荐，大师出余手书，令僧持诵”。董其昌后在天启四年（1624）还为《金刚经》题跋云：写经必论书法，书法可传，则诵读受持者众，是为在处有塔佛庙也。余书此《金刚经》一卷，凡历三寒暑乃成，盖仿前代名家法，所以字形大小、行楷不一，其不庄，然亦不足怪也。董其昌识于宝鼎斋。

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页，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书是两人交往的重要见证，受到董其昌本人，以及后来历代书法家高度重视，乾隆帝竟为此经题跋六次。乾隆帝曾多次光临云栖寺，固然和莲池大师声望有关，和该寺所藏此书法名帖也不无关系。这本《金刚经》长期被云栖寺视为至宝，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转归为灵隐寺寺产。

万历三十二年（1604），五十岁的董其昌应莲池大师之请，为云栖寺书写了《重建云栖禅院碑记》。此碑由时年九十六岁的陆树声题额，董其昌撰文并书。

万历四十二年（1614），董其昌六十岁。此年，他书《净土经》纪念莲池大师八十初度。董其昌称：“云栖莲池大师，甲寅正月八日初度，余以师纯提净土，扫彼狂慧，行在《梵纲》，志在《观经》。”《梵纲》是菩萨戒经，《观经》就是《观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重要经典。

董其昌书《净土经》与《金刚经》成为云栖寺镇山二宝，康熙年间此作忽然遗失。后来，同治末年有江南大姓忽得此册，当时云栖住持瑞真大师得知后拟商刻石流传，但因路遥费巨而中止。

另外，在云栖寺旧藏中，有一卷《青林高会图》，苏州吴郁生捐赠云栖，绘者为明代画家黄存吾。虞山王东序《柳南随笔》载，其中人物有七人，包括了董其昌和莲池大师等。这说明董其昌和莲池大师的交往，是当时人所皆知的。此画作后来不明，现存有摹本。

董其昌和晚明高僧的来往，是时代风气的体现。董其昌生活在佛教土壤深厚的江浙地区，和高僧来往有必然性。在和高僧交往的过程中，董其昌提升了佛学水平，而佛学修养反过来对董其昌的艺术造诣起到至关重要的提升作用。董其昌画论中，提出中国画有“南宗”、“北宗”，显然受到禅宗理论的深刻影响。而董其昌艺术理论中强调的“悟”与“修”，也和他对佛学的理解有关，“悟”、“修”并重是晚明禅、净一致思潮的产物，四大高僧都是此思潮的推动者。关于董其昌艺术成就和佛教的关系，学界已经关注很多，兹不展开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