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喜欢与僧友结交，用佛禅智慧笑对仕途坎坷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这里为什么就不能休息呢？”这段充满了禅理趣味的话，出自东坡被贬惠州时所写的《记游松风亭》。此时的他，已经处于贬谪生涯的第15个年头，但乐观豁达的天性仍然灵动闪耀着。

从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到元丰八年（1085年）被召回朝，再到元祐四年（1089年）遭诬告陷害，继而又被召回，却再度被贬至惠州，长期以来，苏轼已经习惯了这种反反复复的宦途变动。

但难能可贵的是，不论环境如何窘迫，生活如何疾苦，仕途如何动荡，苏轼似乎犹如已“成佛”一般，总是能自乐其中，而且人生越走境界越开阔，诗词文赋成就反而越高，这除了他拥有与常人相比更为优秀的“逆商”之外，更重要原因，在于一生都对佛禅有着独到的精修与参悟。

受家学渊源影响，苏轼自小便习佛禅。他的家乡四川峨眉乡僧人云集，是当时著名的佛教胜地之一，西蜀寺庙多，信佛者众，父亲苏洵虽以儒学为宗，但不仅不排斥佛教，甚至结交名僧。母亲程氏笃信佛教，与僧人交往亦甚密。这样一种佛教信仰气氛浓厚的家庭教育，使苏轼从小便对佛禅有着异于常人的感悟。

而且，北宋社会风气崇尚佛教，当时学者，多与僧徒为友，影响及于佛教，所谓理学，就是儒佛混同的表现。这种外来佛教禅宗文化如此发达兴旺的氛围，必然要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苏轼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自然也不能例外，注定了他与佛将结下不解之缘。

更重要的是，苏轼对佛禅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的喜好与兴趣。在佛教界，苏轼有不少朋友，其中以禅僧居多。著名的有云门总的大觉怀琏及其弟子金山宝觉、径山惟琳、道潜，还有佛印了元、净慈法涌，临济宗的东林常总、南华重辩，曹洞宗的南华明禅师，天台宗的楚辩、南屏梵臻、辩才元净等人。苏轼与这些朋友之间形成深厚的感情，彼此间经常有书信、诗文往来。

苏轼谪居黄州时，道潜曾不远千里前往，陪同他同居贬所一年有余。谪居惠州时，道潜受到牵连，然而他与苏轼依然保持书信往来，苏轼也写诗托人转送给他，向他诉说自己生活的情况。毋庸置疑，与道潜的交往对苏轼佛禅思想的学习肯定有很大帮助，苏轼诗文中提到次数最多的僧人也是道潜，共出现110次。

而与佛印了元的结识，则早在苏轼移居湖州路过金山的时候即已开始。二人之间经常对弈谈佛，以偈语相谑，“心中有佛”与“心中无佛”的故事正流传于此。后来，苏轼被贬官惠州时，了元还致书慰问，“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劝导苏轼将过去种种“一笔勾断”，努力向前，惜慰之情，诚挚动人。

苏轼与这些禅僧朋友之间的相互交往，促使他积极地对禅宗的佛法进行参悟学习。因而，在苏轼愈是处于艰难的贬谪之途，其文学创作、人生格局愈因此变得更加宏大豪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