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后一位铁帽子王，他的死改变了大清国运

清朝最后一位铁帽子王，他的死改变了大清国运

大清享国267年中，共有12位铁帽子王（世袭罔潜王爵的俗称，铁帽子王比一般亲王享有更优厚的待遇），其中8位是开国元勋，其余4位则是在清兵入关之后，因功勋卓著而受封，且均为皇室宗亲。但晚清也有一位非皇室宗亲而获封亲王爵位，且诏“世袭罔潜”的蒙古族将领，也算是“铁帽子王”了，即是僧格林沁，时人称僧王。慈禧曾这样评价僧王：“僧格林沁在，我大清国在；僧格林沁亡，我大清亡”。为什么慈禧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甚至涉乎大清存亡？

其一、僧王力挽危局，救大清于水火之中。僧王是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胞二弟哈布图·哈萨尔26世孙，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善骑射，晚清名将。15岁奉命御前行走，赏戴三眼花翎；道光时领侍卫內大臣等职拱卫京师；咸丰时督办京城巡防，两年内全歼太平天国北伐军，活捉骁勇善战的北伐军将领林凤祥、李开芳；抗击英法联军，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力把西方侵略者赶出国门，在大沽口保卫战中击伤英海军司令贺布，迫使英法联军军舰撤走，取得自1840年来西方列强侵华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辱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同治元年（1862年）授予其节制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之权，与湘军统帅曾国藩被时人称为“南有曾帅，北有僧王”，两人一起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大清江山。遗憾的是，1865年，僧王所部精锐在山东曹州中了捻军埋伏，全军覆没。僧王一死，大清国运就此改变！

其二、大清之满蒙贵族中，再也没有可领兵作战之人物。清史稿给僧王的评语是“有清藩部建大勋者，惟僧格林沁及策凌二人”；著名学者震钧评价僧王曰：“生平中节，可与定边超勇亲王并峙”、“僧王蒙古铁骑，驰逐中原，可谓勇矣”。清廷称他忠勇朴诚，是朝廷可倚重之“长城”。慈禧更视僧王为大清存亡之关键，“僧格林沁在，我大清国在；僧格林沁亡，我大清亡”。1865年僧王战死沙场，死讯传至朝廷，清廷上下一片震惊，皆以失去“国之柱石”。从此，满蒙贵族中再也拿不出一位能冲锋陷阵的军事将领；军事上弱势，更削弱了政治层面的博弈筹码，满清皇室无可依靠，只能更多倚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人实力派们多多“公忠体国”了。

其三、满清皇室再无可用之师制衡湘军势力。僧王死后，大清只剩了“南曾帅”一人，权力的天平失去了平衡，曾帅一家独大。

此时，湘军刚攻破天京不久，兵锋正盛，国内无人可与之匹敌；其将领、幕僚、门生乃至天国降将均建议曾国藩取代大清，自立为帝。例如，李元度曾写赠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那么，当时可否有制约曾国藩湘军的力量呢，答案是否定的。李鸿章虽然个性十足，但其所部淮军出自湘军，且尚未成规模，清廷自然靠不住。满蒙军事贵族除僧王之蒙古铁骑外，其余均已腐朽不堪，不足为虑；北方的八旗和南方的绿营更不值一提，从其屡屡被太平军吊打的事实可以看出。

总而言之，僧格林沁死后，作为国家正规部队的八旗和绿营已名存实亡，湘军、淮军等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武装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制约力量。如此一来，晚清中央政府的权威便大大降低，对地方封疆大吏几乎丧失了控制能力，八国联军侵华时出现的“东南互保”便是最有力的证明；大清的国运也因此而改变，再无权威可言，再无复兴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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